錘子與鏡子——對紀錄片功能的思考

2012年，揚州廣播電視台創作的紀錄片《東關的聲音》獲得了2011年度江蘇省彩虹獎一等獎和第28屆江蘇省電視金鳳凰獎一等獎。該片通過記錄居住在揚州東關街上的一對盲人夫妻楊大根和朱元鳳的日常生活，傳達出真摯的人生情感，見証了揚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在古城保護方面的價值。本片的創作過程引發了我們對紀錄片本體以及中國紀錄片創作的一些思考。

一

《東關的聲音》這一故事的線索最早來源於2007年夏的一天，我們在揚州紅園花鳥魚市拍攝一位賣鳴虫的師傅時，在他的攤位上偶然遇到了特意來買鳴虫的一對盲人夫妻，他們當時洋溢在臉上的幸福感一下子深深吸引了我們，是什麼讓這對盲人夫妻有這樣一種滿足感和幸福感？他們的生存環境怎樣？他們是怎麼相濡以沫走到今天的？這些疑問一直存在我們的內心。

四年后的2011年，因為各種機緣，我們終於得以用拍攝紀錄片的方式接近他們。年末，我們對素材進行整理和粗剪，面對故事板上幾十個記錄段落，一籌莫展，不知道如何連接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時，編導說了一句值得玩味的話：“目前我們這只是記錄，而不是紀錄片。”

這時我們已拍攝了50盤帶子，3000多分鐘的素材。根據以往的經驗，這麼多的素材要剪成一條專題，30分鐘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但事實上，在剪輯形成這30分鐘的最終版本之前，我們懷疑這幾十個“獨立”的記錄段落能否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的確，記錄不是紀錄片。有人這樣定義紀錄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紀實方式，在多視野的文化價值坐標中尋求立足點，對社會環境、自然環境與人的生存關系進行觀察和描述，以實現對人的生存意義的探尋和關懷的文體形式。” [1]

當初，因為不想做成一部傳統的專題片，我們加強了記錄，但忽視了發現和思考的主體地位，迷失在自然主義的陷阱和迷宮之中。

2012年初，面對《東關的聲音》看似眾多無序的素材，我們做了兩個多月的仔細分析和梳理，發現這些素材如果單獨看，幾乎都有可取之處，但是放到一起，就會呈現同質性。紀錄片本質上是一種影象的敘事文體，它與文學的共同之處都是要求敘事的推進、變化和突出主題。

經過幾番思考，在領導和同事的幫助下，我們冷靜下來，重新做了一番取舍的工作，用揚州古城保護這條主線，對老楊夫妻日常生活記錄進行了兩方面的整合：一、運用聲畫合一的紀實方式對老楊夫妻日常生活進行真實而豐富的記錄﹔二、運用聲畫分離的方式，老楊夫妻共同講述他們過往的人生故事，完成了全片。

通過這一艱苦的過程，我們認識到，紀實不是自然主義，創作上過度地依賴紀錄主體的自然發生發展，會造成編導思想的萎縮。紀錄應該是創作者對被攝對象投入了情感與評價的“參與的觀察”。

二

紀實主義者說，“紀錄片是一面生存之鏡”，但是格裡爾遜認為：“藝術是一把錘子，而不是一面鏡子”，“我們首先是宣傳員，其次才是影片攝制者”。 [2]讓紀錄片成為改造社會的工具，這是格裡爾遜的理想，也是他的遺產之一。

中國紀錄片界充滿了論爭，比如什麼是紀錄片，解說詞主導的專題片能不能算紀錄片，紀錄片允不允許再現等等。一批紀錄片人堅持走電影的道路，另一批人走著博取高收視率的生存之路。我們將他們的觀念比做“鏡子”與“錘子”之爭。

信奉紀實的“鏡子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扮演，認為憑借記錄才可以達到真實和藝術的理想之國，而做商業類紀錄片的“錘子們”認為收視率、影響力才是第一位的，隻要需要，隻要好看，不僅可以使用再現，甚至可以使用虛構的情節和人物。

其實，無論是“紀實”，還是“再現”，無論是“鏡子”，還是“錘子”，都是紀錄片本質屬性和自身發展要求的兩面。紀錄片的真實屬性，要求其成為客觀反映真實世界的“生存之鏡”，但作為一門藝術和精神產品，它又不甘心僅僅成為一面被動反映的鏡子，而希望成為改變社會、影響社會的“生命之錘”。

歷史題材紀錄片的“歷史真實”與紀實類紀錄片處理的“現實真實”其實是不同的，后者以現在發生的事件為對象，紀錄的第一要義當然是記錄，而前者要面對的是已經成為歷史的素材，要完成的任務是如何講述、還原、解釋歷史發生的原因。兩類紀錄片共享的是一個“真實”的概念，但面對的是不同的時態，不同的場域，所以研究、書寫的手段也是不同的。

三

對紀錄片陣營內部的論爭，我們要以寬容的心態去看待。紀實類紀錄片作為“生存之鏡”，為當代留下相冊，無疑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但觀眾也希望了解歷史的真實，所以那些運用了再現手法的歷史類紀錄片，隻要是有助於傳播有價值的思想、真實的故事和動人的情感，也是可以接受的。紀錄片可以闡述思想，不能用“講故事”套住紀錄片的手腳，拴住它思想的翅膀。 

（作者單位：揚州廣播電視總台）

參考文獻：

[1]呂新雨：《中國紀錄片：觀念與價值 》， 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7年

[2]埃裡克•巴爾諾：《世界紀錄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第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