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傳播學研究

圖七

傳播學研究是當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政治傳播比例最高（20篇），首先基於政府對於公信力塑造、軟實力追求和中國夢的極大重視﹔其次是隨著互聯網成為新的社會形態，網絡突發事件的涌現，線上抗爭的方興未艾，都使得政府要迫切提升網絡輿論引導水平﹔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也改變了政務公開的方式，影響了政治傳播的走向，諸多變化引發了政治傳播研究的熱潮。

1.政治傳播研究。關於國家形象與軟實力追求，有學者認為：替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另類政治經濟與文化想象是中國軟實力戰略的一條康庄大道，中國需要清晰地表達出一種批判性的政治與文化自我覺醒，從而引領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可持續發展路徑。[47]

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改變了國際范圍內政治傳播的格局，如政治傳播的倡導者與流行文化的聯姻，政治傳播的中介成為平台的提供者而不只是信息的制作者;政治傳播的受眾面臨理性公民主體性缺失的尷尬。[48]在中國，政治傳播遭遇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網絡抗爭和危機涌現等問題，政府要及時應對新情況、把握話語權﹔利用新媒體進行政務公開﹔干部素質過硬、體現政府正面形象。[49]針對網絡抗爭，有研究者認為：線上抗爭的擴散結構受制於三種面向之關系，一是抗爭行動者之間的社會認同關系﹔二是抗爭話語流動的資本交換關系﹔三是抗爭利益群體的權力估價關系。討論被“關系”所定義的抗爭真實，我們既應該強調抗爭本身作為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同時關注抗爭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實踐注入的可能性及其所反映的新的社會權力關系。

還有學者研究美國政治傳播的特點，總結為：主體和平台多樣化，又相互補充配合，形成了一個立體運行系統。美國的主流政治意識由多元主體參與、自下而上形成為主。美國聯邦政府是政治信息傳播的制高點，但是美國聯邦政府並不能自上而下規定主流政治意識。[50]

2.國際傳播研究。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下，國際傳播研究被置於顯要的地位。學者認為：現階段中國在世界面前長期處於被不全面、不平衡地呈現狀態，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負面認知及偏見。我們必須在傳播思想上用“平常態”的文化力來塑造真實豐厚的中國形象﹔傳播議題上以受眾需求為中心的報道與主動設置中國議題的報道相結合，傳播主體上由官方傳播向公眾參與的全民傳播轉變。隻有中國傳媒講述的“中國故事”獲得西方民眾的接受甚或青睞，中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念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理解。[51]有學者從反思的角度構建今后國際傳播的新起點——國際傳播的國際化，即不能以美國主流的片面世界觀為范本，也必須反對文化民族主義，必須秉持開明的世界主義為起點。[52]

關於對外傳播的議題，有學者總結了90年代我國對外傳播存在的不足，認為：未來可能發生從“從形象工程”到“戰略傳播”的轉變。首先國家從戰略高度著眼，對包括外宣事業在內的大傳播事業進行整體性的權力收束和機制再造。其次是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更新問題，要進行價值觀和語法上的革命，一個貫統儒家治理理念、20世紀革命理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的新型對外傳播話語體系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確立為主流。[53]

3.跨文化傳播。關於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有學者從媒介文本的角度研究，認為因文化差異導致的交流障礙體現在：意象理解的差異性、不對稱文化互譯、模糊性話語表述、文化視域盲區和文化偏見的表現。媒介文本傳播作為不斷的意義構建運動，它為消除負面的偏見與誤讀提供了可能，要對媒介文本的各層級語言符號包括主題設計、話語表述、語言風格等的組織和生產做到適應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受眾理解習慣，實現積極有效的跨文化傳播。[54]

有學者具體考查了韓劇如何進行跨文化傳播，成功經驗為：形式的創新性、內容的豐富性、政府的支持以及東方文化的普遍認同。這啟示我國綜藝節目要加強原創性、加強對受眾心理的研究、節目制作人加強媒介素養以及政府大力支持。[55]

4.學科發展反思研究。對傳播學學科研究的反思從來沒有停止過腳步，研究者集中研究了傳播學研究路徑創新和范式創新。有學者認為：新技術引發傳播革命逼迫學科進行反思，但當前大量新媒體研究只是在用新材料驗証舊理論。當前傳播學領域的研究存在兩種不良傾向，或是隔絕與其他學科的對話，或是隨意拿來其他學科理論嫁接。當下必須進行傳播學重建和范式創新。要重建理論梳理工作﹔不能把美國主流范式的傳播學研究取向當作人類傳播研究的全部價值與意義﹔學術創新發生在跨學科，而障礙來自傳統學科和專業對自己既得利益的保護，要克服這些障礙。[56]

關於傳播學創新的路徑問題，有學者認為：創新必須先打破“西方中心主義”限制，“區域”理論反對傳播研究中的“中心—邊緣”模式和普遍主義做法，堅持依據具體的歷史情境和結構性情境研究區域性的傳播現象和傳播問題，並嘗試通過建構“區域化”的哲學假設、概念和解釋模型，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表達方式或研究方法，這正是傳播研究創新的一個新路徑。

四、結語

綜觀2014年至2015年《新聞與傳播》轉載的文章，其研究呈現出三大趨勢：

第一，網絡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全面革新了大眾傳播格局和社會輿論環境，帶來了新聞學、傳播學、輿論學各領域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徑的轉型，所有研究熱點都無法回避網絡新媒體時代給新聞傳播帶來的顛覆性的變化，大大拓展了學術研究的外延。

第二，關於傳媒轉型，媒介融合的話題逐漸進入深層次研究層面，這是基於前期浪潮式實踐和跟風融合之后的沉澱與反思，有研究者開始質疑媒體融合的廣泛適應性，有學者開始從媒介轉型的陷阱展開分析，使得關於這一熱點話題的研究更加理性、深化。

第三，傳播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相關學科的融合，研究者的視野獲得極大擴展，研究領域得以擴大，從政治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農村傳播、城市傳播、文化傳播、周邊傳播、健康傳播、民族傳播到環境傳播等，體現出傳播學強大的生命力。同時學者們對傳播學學科的創新發展也在熱烈討論中，范式和路徑的變革將進一步深化傳播學研究。

研究的不足體現在傳媒倫理法規研究成果較少，對於新聞傳播教育的研究文章也比較少，這與當下網絡新媒體倫理失范、法規缺失、新媒體人才匱乏的現狀不符，亟須得到關注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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