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一、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新聞與傳播》是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輯出版的文摘類刊物，編輯部通過對全國主要新聞傳播類科研刊物已發論文的精心篩選，對具有代表性和創新性的論文進行全文轉載，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的權威性刊物。本文選擇《新聞與傳播》在2014年至2015年間刊載的所有337篇論文作為研究樣本，首先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較全面地概覽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總貌與分布情況，然后再對研究領域進行定性分析，得出新聞與傳播研究的熱點與研究發現。

調查團隊構建了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的二級編目類目，將研究領域劃分為：新聞理論、新聞傳播史、廣播電視、報業發展、網絡新媒體、新聞業務、傳媒倫理道德與法規、媒體經營與管理、外媒研究、傳播學、新聞傳播教育、輿論學和其他共計13個類目，以描述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概況﹔在此基礎之上又構建了熱點研究主題的編碼類目，以描述熱點話題。調查團隊對樣本進行了分類編碼，使用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得到了研究領域的相關數據。

二、研究領域分布

圖一

根據統計結果，2014年至2015年間《新聞與傳播》中所有論文的研究領域分布如圖一所示。傳播學研究論文數量最多，總數達到了79篇，佔比23.4%。傳播學研究范圍非常廣，涵蓋了政治傳播、社區傳播、城市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文化傳播等多個研究領域，是極其重要的研究方向，數量遙遙領先。

佔比位居第二位的是網絡新媒體，論文總數為55篇，佔比16%。隨著網絡新媒體的興起，學者們對互聯網文化、社交媒體、網絡視頻、互聯網群體互動、網絡治理等研究課題熱情高漲，部分文章對中國互聯網20年展開回顧與反思。網絡新媒體成為當下新的學術增長點。

再次是對廣播電視的研究，總計35篇，佔比10.4%。作為強勢的傳統媒體，廣播電視面對網絡新媒體的異軍突起，探索著未來發展路徑。學者對於媒體融合背景下廣播電視如何突圍、如何創新提出了觀點和對策。對廣播電視的研究明顯高於對報業發展(4%，12篇)的研究。

統計數據還表明，對新聞理論(8.6%)和外媒研究(6.5%)的研究較多，分別為29篇和22篇﹔對輿論學(6%)和微觀新聞業務(5%)的研究則較少，分別為19篇和17篇。總體而言，對傳播學與新聞學的研究高於輿論學研究。這說明在媒介生態發生顯著變化的語境下，學者更多著眼於宏觀層面的研究，並汲取國外媒體發展經驗，思索我國媒體融合之路。

媒介生態的互聯網融合發展帶來了媒體經營管理理念的轉型，傳媒對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也帶來了更多的倫理道德失范和違法違規問題，促進了媒體經營與管理研究(5.6%，19篇)和傳媒倫理道德與法規研究(4%，15篇)的增長。但對新聞傳播教育的研究不足，文章為7篇，佔比僅2.1%。

三、各領域熱點話題分析

在研究領域分布數據統計基礎之上，調查團隊構建了熱點研究主題的編碼類目，以描述熱點話題，分析結果如下。

(一)新聞史研究

圖二

新聞史研究總篇數為17篇。如圖二所示，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史佔比最高，為11篇，話題主要集中在修正中國傳播史的起點，研究密蘇裡教育模式對我國近代報業的影響，民國新聞界對國際新聞自由運動的響應以及戰時新聞管理體制的形成及影響等。有學者認為：最晚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界不僅已經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譯為交通），而且將它與后來類似於大眾傳播的擴散（譯為“傳播”）相區別，后來因新聞學的興起以及蘇聯模式的一統天下，中國社會學者與傳播研究被中斷了。[1]

戰時新聞管理體制的研究是新聞史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有學者認為：戰時體制一直會延伸到和平年代，成為常態性新聞管理的一部分。互聯網時代會使國家管理（包括新聞管理）帶有更多的防御性質和戰時色彩。[2]對國民黨報刊的研究中，學者以《中央日報》等國民黨黨報的大眾化為例，認為國民黨黨營報紙大眾化為黨報大眾化提供了有益經驗，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與19世紀西方報紙的大眾化有所區別，政治宣傳色彩濃厚並有低俗化傾向。[3]

有學者撰寫了記百歲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家甘惜分教授的文章，文中記錄了甘教授在實踐中追求新聞真理和致力於新聞學教育、科研的一生，引領新聞后輩學習甘教授的人格魅力、學術勇氣和理論膽略。[4]

中國古代新聞史集中在清初新聞管控與社會輿論治亂背離研究和晚晴自由觀念的跨文化傳播路徑研究。外國新聞史主要研究緬甸160年新聞法制史和法國近代史上的書報審查邏輯。在其他類研究中，兩篇論文均研究我國台灣地區，一是解嚴后新聞自由的進步與迷思，二是研究台灣民主轉型中新聞傳播的變遷與發展。關於台灣媒體，學者總結訪談后指出：台灣媒體在民主轉型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是有限的，報禁解除是台灣民主的自然產物。當下的台灣新聞傳播是基於自由化、市場化的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被訪者強調應以“非無限”的自由與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場之虞，長遠規劃符合本土的新聞傳播政策。[5]

(二)新聞理論研究

圖三

1.傳媒業革新研究。如圖三所示，新聞理論研究的熱門話題集中在新聞傳播業及整個傳媒業的革新上，共18篇。學者從多個角度探討了互聯網思維指導下媒體如何轉型。有學者認為：未來的傳媒會以內容為中心，成為以傳播為介質的一種配置資源以及一切社會生活的整合架構。在互聯網背景下，用戶洞察和資源整合是傳媒企業在競爭中的制勝關鍵。[6]還有學者從大數據時代的背景出發，認為大數據令媒體運作方式變革及社會泛媒體化的加劇，但也使大數據商業模式的構建成為可能，數據驅動型傳媒產業更具競爭力。傳媒業必須加強對人性的關懷，避免迷失。[7]

有學者從反面出發，總結了傳媒轉型的陷阱，即集體“失聲”、傳播歧視、媒介尋租、媒介暴力、娛樂浮腫、角色錯位、公關怪圈、記者無力、訴訟泥沼、炒作癲狂、輿論“魔方”和價值迷思，轉型關鍵在於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新聞傳播規律的新聞傳播事業及其產業發展的路子來。[8]

2.新聞傳播主體研究。有五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新聞傳播主體。有對全國新聞從業人員現狀進行的分析，調查分析結果表明：年輕化的新聞從業者隊伍是媒介轉型的有利條件，薪資水平成為制約新聞隊伍發展的不利因素，更好地發揮職業培訓的功能乃當務之急，“混合式”職業認同亟待向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轉化。[9]

有學者認為，網絡苛求記者“中立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卻為此身份制造障礙﹔技術使記者更便利地介入新聞事件或引導輿論，向“倡導者”一端靠攏。記者的採編能力不斷被邊緣化，同時要承擔新的工作任務。記者和受眾的地位趨向平等，記者在社會化媒體繁榮的背景中，專業自主權呈現增強趨勢，網絡環境也為凝聚新聞行業共同體現提供了新的契機。[10]

還有學者揭示了在掙工分制度中政治權力與市場機制的交織，導致新聞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權力依歸的事實﹔同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傳媒業經濟增長狂潮的代價和政治后果。[11]

3.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群眾性路線發展脈絡研究和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繼承與創新——習近平同志的宣傳觀與新聞觀研究。

有學者將習近平同志的宣傳觀和新聞觀總結為：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新興媒體發展規律﹔宣傳工作要胸懷大局、順勢而為﹔反對形式主義﹔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宣傳理念、手段和基層工作創新﹔把握新聞和宣傳的“時、度、效”， 正確引導輿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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