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時忐忑，結束時卻意猶未盡

周國芳

2月28日，作為齊魯晚報2016年全國兩會報道團隊的一員，我第一個到達北京。去梅地亞中心拿會議請柬、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培訓，雖然距離兩會開幕還有幾日，但那時的我們早已進入媒體人的“兩會時間”。

今年是我入職齊魯晚報的第二年，很幸運，我參與了兩次全國兩會報道。與前輩們比，我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菜鳥”。2015年3月，我清楚地記得，一通電話打來：“明天晚上來北京，跑政協，沒有証。”

作為一枚90后軟妹子，我的第一反應是“納尼？開什麼玩笑？”冷靜下來之后，我竟興奮得一宿沒睡著。見習記者跑全國兩會，這也許是個紀錄吧！於是，我開始瘋狂地想：我該寫點啥？我該採訪誰？

萬事開頭難。拿到第一個任務是針對異地就醫結算寫一篇兩會讀者互動稿件。帶著讀者的疑問去找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解讀，可以採訪誰？如何聯系？一系列疑問瞬間沖散了我最初的興奮。翻著厚厚的代表委員名冊，尋找最合適的採訪對象，第一篇兩會稿件，我寫得並不十分滿意。

第一次北上兩會，作為跑人社口的記者，必然對人社部的部長們異常感興趣。可作為無証的上會記者，每次進入駐地的機會都顯得那麼珍貴。其中一次，進入北京會議中心后，我鎖定社會福利保障組的分組討論，“貓”在時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的胡曉義身后等了兩個小時，隻為了爭取一個提問的機會。最終，我從他口中獲知了關於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最新進展。拿到採訪錄音后，我很興奮，“一天不吃飯，中午躺長廊”的苦早已拋在腦后。我想這就是我熱愛的事業。

齊魯晚報兩會期間的“小日子·大改革”欄目，以老百姓的視角釋放兩會政策信號，可讀性很強。但這一類型的稿子對記者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首先，記者必須對政策熟讀於心﹔其次，要用輕鬆可讀的語言來解讀政策。記得第一次寫“壹點妹的退休生活”時，我電腦文件夾裡稿子的命名已經到了“改稿8”，當時改稿的心情用時下流行的詞語來形容就是：生無所戀。

通過這篇稿子，我發現了自己身上還存在不足，學習還不夠。在沒有完全吃透政策的前提下，記者根本無法把生澀的政策解釋給普通的讀者聽。

然而，挫折總是教會人成長。今年，“小日子·大改革”欄目延續，我寫稿的心情卻發生了轉變。《一張工資條的自白》《粉刷匠的春天》《懲罰性賠償為質量護航》三篇整版的稿子幾乎沒有大的改動就全部上版，稿子得到肯定的滿足感讓我堅信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這也反映出了記者學習的必要性，成為專家型記者的重要性。

今年，我終於有了上會的記者証。或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吧，憑著一股闖勁兒，我特別喜歡走進人民大會堂的感覺。每天熬夜早起的痛苦、與記者會現場地板的每一次親密接觸、擠成地鐵人肉餡餅也不放手的《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團裡搶獨家專訪，這些都是關於兩會難忘的回憶。

回想起來，山東高考改革的獨家稿件仍讓我記憶猶新。平時跑基礎教育的我，接到採訪任務時正在吃午飯。來不及吃完，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機，搜索所有關於山東高考改革的文件和報道。倉促准備之后，我記住關鍵詞，完成了說起來也算流暢的2個小時獨家專訪。與採訪對象溝通、打磨稿子到凌晨，最終完成稿件《山東明年啟動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牽動千家萬戶，獨家稿件的威力也立刻顯現，讓人又愛又恨。愛的是，第二天滿世界轉載的都是署名齊魯晚報記者的稿子。恨的是，見報第二天，我的電話快被同行打爆了。其中，有抱怨、有夸贊，或許也摻雜著羨慕嫉妒恨吧！

回歸到日常的採訪，兩會教會我很多東西：認真對待每一次採訪，把每一個採訪對象都當作可以深入挖掘價值的“新聞體”，寫作每一篇稿件都保持“一遍不改”的水准。

採訪時，總有採訪對象問我：“你喜歡你的工作嗎？”我總是笑著說：“熱愛。”有前輩跟我說：“記者這個職業有一種魔力。它能讓你在剛畢業的年紀就能見到社會上層的決策者，也能讓你在花樣年華接觸社會最底層的生存者。”有人說這是一種落差，我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幸運，是一種奇妙的經歷。

3月15日凌晨，在戰斗了半個月的齊魯晚報北京報道中心，我敲完《住建部部長陳政高：房價分化很嚴重但不會崩盤》這篇稿件的最后一個字。這是今年兩會的最后一篇稿子。我默默關上電腦，享受那一刻難得的清閑，心情就像北京“兩會藍”一樣明亮，沒有了出發時的忐忑，更多的是結束時的意猶未盡。

兩會，謝謝你。讓一位初入媒體的新人能見識國內頂尖的報道團隊，讓懷揣著新聞理想的記者能領略新聞獨特的魅力，也讓我能在幾千媒體人博弈的戰場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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