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思維下西方媒體轉型與國際傳播新路徑【4】
(二)順應日漸更新的媒介技術環境,提升國際傳播能力
目前,互聯網信息生態環境中技術快速更迭,國際傳播面臨著不斷升級的媒介技術環境。[12]在這一現實條件下,如何將新出現的互聯網技術運用在實際的國際傳播中,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策略。現如今,已經有不少西方發達國家的媒體,開始使用這些互聯網新技術來助力自身的國際傳播活動。
1.大數據技術助力國際傳播實現精准化投遞
在大數據技術運用上,英國的《衛報》可謂是走在了世界媒體的前列。作為英國發行量第二大的全國性日報,《衛報》一直以大膽採用新興技術而聞名遐邇。《衛報》設立了一個名為“Ophan”數據分析系統,專門負責數據分析工作。這一軟件會針對某一報道給出用戶的頁面瀏覽量來反映用戶觀看數,同時也會提供來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實時反饋閱讀數據,讓編輯人員可以更好地了解用戶對於媒體發布新聞的接受程度。與此同時,Ophan還能計算在每篇新聞上用戶所花費的平均注意力時間,以此來比對相同或相似主題下不同樣態的報道對於讀者的吸引力差別。除此之外,大數據分析還能對某一條新聞被轉發后點擊率前六名的推文進行分析,並從中找出在社交媒體中可以產生最佳閱讀效果的用詞和排版格式,以提升用戶的閱讀體驗。如此以來,就可以以獲得的數據信息為參照,調整推送內容以實現精准投放。[13]
2.人工智能技術優化用戶新聞消費體驗
一些媒體利用現有的人工智能科技,開發出一種能夠與用戶進行語言溝通交流的“智能聊天機器人”,來增強用戶閱讀新聞時的交互性體驗。CNN是最早採用這一技術的媒體。通過利用Facebook所開發的Facebook Messenger聊天機器人,CNN可以實現每天向用戶推送當日頭條新聞。除此之外,這一機器人還具有其他三個功能,分別是閱讀文章,獲取概要和提問功能。《紐約時報》也開發了一款名為NYT Politics Bot的智能閱讀機器人,其最大特色就在於扮演該報一名政治新聞記者角色,為用戶“真聲”播報相關政治新聞。[14]通過對這些智能機器人的使用,能夠加強媒體與讀者之間交流的親近性,同時也可以更加優化用戶的新聞閱讀體驗,增加用戶的使用黏性,並以此在國際傳播中吸引到更多的用戶關注。
(三)考慮用戶習慣以實現國際傳播的本土化
通過本土化來適應不同地區用戶的習慣和需求,包括語言、內容和渠道的本土適應性等。許多國際媒體都具有多種語言版本的網站,例如VOA有49種語言的網站,BBC有28個語種的網站,NHK world TV有18個語種等,目的就是向全球各地提供當地語言類型的新聞網站來爭取更多的國際用戶來增強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在新聞客戶端上亦是如此。
另外在內容提供上也重視本土化,例如《紐約時報》設置了“美國版”“國際版”“中文版”“西班牙語版”四個版本。根據用戶的不同,幾個版本在語言、內容和版式上也不盡相同。“美國版”側重美國本土新聞報道,“國際版”側重國際新聞報道,“中文版”“西班牙語”版則側重中國、拉美新聞報道。這主要是通過提高記者對當地文化、社會情況的了解程度來實現,也有嘗試雇用當地人來進行新聞生產的做法。比如,在非洲,BBC結合當地嚴重現實問題(如:腐敗、健康、教育、交通等)對落地節目《Haba Na Haba》進行內容生產,完成節目內容的本土化,不僅如此,它還借助自身的國際視野和國際資源來分析非洲的這些社會問題,保証了權威性、說服力和本地受眾的心理貼近性。[15]
在傳播渠道本土適應方面,就社交媒體而言,雖然Facebook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強大優勢,但是具體到國家為單位,不同國家民眾對社交媒體平台種類的偏愛存在差異,以俄羅斯、日本、韓國為例,本地民眾偏愛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分別是VKontakte、LINE和KakaoTalk。[16]因此,這啟示我們在利用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國際傳播時,應該密切關注當地居民的社交媒體類型使用習慣,因地制宜,實現傳播渠道的本土化。
四、結 語
在互聯網新環境新思維下,西方媒體將原有優勢資源與社交媒體成功地融合,以展開有效國際傳播實踐,這一進程都是在遵循互聯網思維的基礎上的不斷自我升級與變革。這對於我國媒體在新環境下的國際傳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在信息全球化傳播的背景下,各國媒體成為彼此的競爭對手,面對全球受眾這塊“蛋糕”,到底能佔據多大份額,取決於對互聯網思維的把握。對中國而言,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並不欠缺技術支撐和國際傳播平台,關鍵的問題還是思維導向,迫切需要從用戶思維、產品思維、社群化思維等角度來進行信息生產,並且在平台上通過社群集聚和關系連結增加用戶粘性。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互聯網(尤其是國際性社交媒體)提供了一種全球化用戶的集合空間平台,網絡空間的存在為傳統時期處於弱勢和邊緣地位的國家媒體而言提供了無限機遇,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媒體時代的國際傳播格局並沒有太大改變,媒體強國依然佔據了更多的資源和用戶市場,仍然是國際信息的重要來源地。因此,國際傳播原有的中心-邊緣結構並未因互聯網這個技術革新的出現而帶來實質性的改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媒體如何進一步地突破這種結構性困境,仍然是一條需要不斷探索的艱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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