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媒體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影響研究

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也使得各行業、領域開始探尋如何讓自身搭上新媒體的“順風車”，走上更符合時代發展的道路。在2017年的新媒體研究中，學者們多以“工具”“手段”視角，對新媒體帶給各領域的影響以及行業如何借由新媒體促進自身發展進行了研究。

新媒體環境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傳播和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學者們在影響研究方面高度關注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主要採用單向的灌輸式傳播，容易讓人心生排斥，[26]而學者們認為，在新媒體構造的“關系網絡”中，人們更容易產生“共鳴”，[27]應以構建新老媒體有機融合的新傳播體系、創新宣傳方式等提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權。[28]針對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認為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媒體平台總體上力量分散、聲音不大、效果不佳，[29]而新媒體環境下的新傳播方式將變革未來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高校應以“為我所用”的姿態積極適應變化中的教育形勢。[30]

在政治方面，學者主要對政務新媒體發展和政府形象建構進行了研究。政務新媒體正逐漸成為政務工作的常用工具，但學者認為，政府、新媒體和人民之間要達成理想的良性互動、構建信任關系還有相當的距離，因而進一步向“社群化”發展將成為政務新媒體的新要求和新方向。[31]此外，有研究者對北京居民開展調查分析后發現：公眾獲取政府相關信息更多依托於新媒體渠道，其接觸官方新媒體的頻率對政府形象有積極效果，新媒體接觸也可通過引起公眾對官媒信任的變化而間接對政府形象構建產生影響。此類發現，將對政府傳播信息、與公眾開展對話協商，以及進行政務工作大有裨益。[32]

而在文化領域，如何與新媒體協同發展是學界頗為關注的問題。《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提出，要“創新表達方式，大力彰顯中華文化魅力。實施中華文化新媒體傳播工程。”[33]孫茂華認為，傳統文化產業在規模化、品牌化方面的發展要明晰新媒體的變革趨勢，找准實踐的著力之處，積極利用新媒體的有利條件，形成產業化思維模式，將新媒體運用到傳統文化的產業發展中來。[34]也有學者提出從跨媒介敘事入手，建構新傳統文化形態、推動移動新媒體場景入口建設、開發核心文化資源，是助推傳統文化發展的新路徑。[35]但也有學者考慮到新媒體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傳統文化在新媒體語境下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另一方面，新媒體所帶來的“速食文化”容易使傳統文化被膚淺解讀。[36]

七、網絡輿論研究

2017年，國內學者對新媒體環境下的網絡輿論研究主要關注於三個方面：一是對於輿論研究本身的學術探討﹔二是具體結合突發事件或熱點話題，對不同平台的輿情信息傳播進行分析﹔三是對於網絡輿論力量的分析及其啟示。

張志安、晏齊宏認為國內以往的新媒體與輿論研究多數以傳播學視角為主，偏向於討論媒介的不同形式對於輿論的影響，相對忽視了“輿論”本身，且未能將輿論置於更為廣闊的視角來分析。他們提出，新媒體背景下的輿論研究應注重其研究的社會性意義，研究者需從歷史觀照和現實把握、場域聯通和信息處理、議題建構和技術驅動等幾方面著手，提升該研究領域的問題意識。[37]

此外，陳力丹強調了輿論研究中“表述准確”的重要性。他認為，大量有關輿情的文章討論的“輿情”只是少部分人的網上意見，並非關於輿論的真實情況。對於輿論、輿情數量及其發生范圍的准確估量，關系到對其形勢的判斷，以及相應政策、策略的正確與否。若常把少數人意見視為“輿情”上報，易導致“輿情脆弱性”。因此要對輿論有科學而明確的認識才能把握其真實情況，得出與之相符的研究結論，相應措施才會穩妥、得當。[38]

也有多個學者借用爬虫、Matlab、Gephi等軟件對“南海仲裁案”“九寨溝地震”等熱門話題的網絡輿情信息傳播進行了實証研究。例如，王晰巍等人通過Matlab軟件對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相關網絡輿情的演化規律、預警規律、演化模型等進行了分析，發現移動端的突發事件網絡輿情信息具有傳播更快、更深、更廣的特點，而運用相應的理論模型進行計算，可預測出網絡輿情蔓延期時長、進入消散期時間，以及界定預警級別等，這對相關部門進行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監管具有一定的指導和幫助作用。[39]

當下，網絡輿論生態走向多元化，學者們也將研究目光對准了網絡輿論新生力量：一類是逐漸呈現出左右輿論、動員網民能力的“中間階層”，一類是“公知”“自干五”“小粉紅”這類“新意見群體”。對於“中間階層”，單凌認為，他們缺少安全感、滿足感，在公共事件中往往質疑執法機關、涉事企業，在輿論場上更像是“無組織的組織”。但總體來說，他們仍在政治協商框架內參與公共事務，其心態與地位決定了他們對執政黨的擁護。[40]而對於“新意見群體”，何志平等人認為，從“忤逆”官方意見的“公知”，到認同主流意識形態的“自干五”，再到隻談愛國的“小粉紅”的演替現象，是網絡輿情生態系統自我調節機制的外在呈現。由此，執政黨要有“輿情自信”，鼓勵不同輿論主體協同共建網絡空間。[41]

八、小 結

2017年，新媒體往年的研究主題在智能化的時代背景下呈現出新的研究路徑和特點。這一年，我國新媒體研究進一步關注於媒介融合、新媒體技術、政策及其治理等研究主題在新傳播環境下的變化和發展，其中，新媒體技術、媒介融合、網絡輿論是這年的三大研究重點。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播領域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媒介融合如何進入深度融合，還有將輿論置於更為宏大的視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會意義等問題受到了學界的重點關注。再有，與以往對新技術的廣泛認可不同的是，學者們對於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有所警惕，批判性話語相對提升，學術研究趨於理性化發展。總體而言，2017年，我國新媒體研究對象涉及各個領域，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展，學術研究整體呈現出網狀化、精細化的特點。但目前我國新媒體研究多聚集於新媒體傳播實踐層面，對理論研究仍顯不足，學界應更加關注於理論研究，以為學科知識體系的建立提供扎實的立足點，使新媒體研究趨向於平衡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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