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主要從新媒體技術發展、媒介融合、傳媒產業經濟、新媒體傳播模式、新媒體政策及其治理、新媒體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影響、網絡輿論七個方面對2017年新媒體研究的論文進行了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體研究的關注熱點、突破及趨勢。研究發現，新媒體技術、媒介融合、網絡輿論是這年的三大研究重點，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播領域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媒介融合如何進入深度融合，還有將輿論置於更為宏大的視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會意義等議題受到了學界的重點關注。

關鍵詞：新媒體﹔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網絡輿論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5-0020-04

近年來，新媒體憑借新技術迭代發展，學界對新媒體的研究亦逐漸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2017年的新媒體研究涉獵廣泛，筆者以中國期刊網CNKI為數據庫，以新媒體、互聯網、社交媒體、全媒體等為關鍵詞，對國內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期刊論文進行了檢索，剔除掉書評等文本后，收集到新聞與傳媒領域CSSCI期刊來源論文數百篇。本文主要從新媒體技術發展、媒介融合、傳媒產業經濟、新媒體傳播模式、新媒體政策及其治理、新媒體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影響、網絡輿論七個方面對所收集到的論文進行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體研究的關注熱點、突破及趨勢。

一、新媒體技術發展研究

習近平指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日新月異……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1]2017年的新媒體研究多聚集於技術面向，學者們主要將目光投注於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技術，對其所帶來的變革、問題及其發展路徑進行了探討。

（一）人工智能技術

2017年被稱為“人工智能”元年。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曾指出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寫作是未來媒體十大發展趨勢之一。[2]現階段，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主要體現在新聞生產和新聞分發方面。

從新聞生產方面，“機器人寫作”“智能化新聞”等都是人工智能滲透於新聞業的具體表現。學者們具體結合國外的Narrative Science、AX Semantics或國內的Dreamwriter、快筆小新、 Xiaomingbot等寫作軟件，圍繞機器寫作對新聞生產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展開了論述。目前，智能化在新聞行業的運用還處於初級階段，多數機器人“有能”而“無智”，其從事的工作也基本屬於無智式勞動——不具備價值判斷力。[3]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彭蘭認為未來的機器寫作也許會逐漸形成自己的寫作風格，在某些領域生成個性化作品。[4]喻國明、姚飛也表示，在內容生產方面，機器新聞寫作將會在明年有更多風格化方面的嘗試。[5]

從新聞分發方面，憑借機器算法的智能分發和個性化推薦是人工智能新技術對傳統內容分發的厘革，但盡管算法提高了信息整合與傳播的效率，學者們仍對潛藏於算法中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一方面，由算法衍生的“信息繭房”效應會令用戶逐漸失去對外界的全面感知，使得社會整合困難﹔[4]另一方面，算法的運行參數由開發人員進行設計，並由具備價值觀或利益特權的預期用戶進行配置，設計者的價值觀和預期用途將滲透於算法的設計與功能之中。[3]有學者認為當前用戶洞察和算法還存在局限性，好的算法需要依靠關系數據以解決對用戶需求的“洞察”，但其資源的獲得需要開放關系數據資源，這是當前難以突破的困境。[5]

未來，算法還會參與到創作、審核、互動過程中，算法所擁有的強大力量也使得以用戶為導向的新聞、信息生產趨勢正在形成。智能化時代下，如何堅守新聞專業性，如何堅持價值引導，是傳媒工作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3]有學者提出，盡管個性化算法在對用戶需求的解讀與匹配方面還會隨著技術發展而優化，但它不能成為未來新聞行業唯一的分發方式。媒體工作者也需要對算法加強警惕，更加敏銳地察覺由算法所帶來的風險與問題（特別是信息偏見與不均衡問題）。[4]

（二）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技術

隨著VR視覺傳播技術開始向媒體靠攏，VR話題成為了傳媒領域的熱點，而媒體與VR技術的進一步結合，也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對象。有學者認為，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代表著未來媒體的發展趨勢，具有廣泛應用空間。[6]

與新媒體所構建的符號化虛擬環境不同的是，VR/AR技術為用戶直接體驗三維虛擬世界提供了途徑，將用戶置身於臨場化環境中，[4]媒體運用VR/AR技術所生產的“沉浸式新聞”，就為用戶營造了一種“身臨其境”的在場感。[7]虛擬現實技術正在逐步邁向發展成熟的過程中，VR視覺傳播的新媒體報道也逐步得到認識和接受，但有學者認為，VR要成為下一代移動互聯網的主角，仍有相當長遠的距離。[8]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VR、AR隱藏著巨大的信息安全、信息失真等風險及倫理困境，需要人們理性和審慎對待。[6]

總的來說，諸如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正推動著傳媒生態、業態的重構，但人們的技術焦慮也隨之升起。技術的發展不會停止，人與技術之間也並非不可調和的關系，相對於“恐慌”而言，重要的是要在技術創新中彰顯“人的主體價值”。技術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而技術是否有益於提升人的理性和自由，是否有助於人類更加自由地流動、靈活地掌控與更加理性地思考，則應該成為我們看待一切技術的價值。[9]正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說：“人類既是技術元素的主宰者，也是它的奴隸……我們將始終對科技存在矛盾心理，難以做出選擇。可是我們的擔憂不應該包括是否擁抱科技……而是與它共進退。”[10]

二、媒介融合

目前，我國媒體融合已進入深度融合時期，據所收集的文本來看，2017年我國學者多數對媒體融合進入深度融合時期所浮現的問題及其推進策略進行了研究。

有學者認為，我國媒體深度融合中關於媒體融合發展的認識還存在著諸多誤區，而數字技術、跨媒運營管理人才的稀缺則導致了深度融合中“兵源不足”。此外，盈利模式的不成熟，也是阻礙深度融合進程中的“瓶頸”。[11]為此，明晰媒體融合的發展方向，了解媒體融合在不同階段的深層意涵，才能推動媒體融合進一步發展。[12]

2017 年，互聯網的發展邁入“下半場”，媒介融合的訴求從“大而全”向“專而精”發生了轉移。[13]而當下的媒介融合基本都以生產者或傳播者的角度為主，喻國明認為這種融合的起點邏輯是錯誤的，媒介融合正確而有效的邏輯起點應該是市場融合和需求融合，用戶需求、消費和市場的改變與現實才應當是決定媒介融合方式及其構造的基本出發點。[14]

如何實施有效深度融合，是推進媒體融合發展，建設新型主流媒體中的重點和難點。[15]鄭自立認為，為推進媒體深度融合，應當在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健全以IP開發為核心的盈利模式，完善扶持政策等方面入手。此外，還應做好財政補貼、專項試點等方面的工作，鼓勵主流媒體企業提供公益性、全媒體傳媒文化服務，以激發深度融合發展的市場潛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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