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据时期“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始末析

内容提要 日据时期的“治警事件”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被称为“台湾政治史上的里程碑”。本研究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立足这一事件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如何互动，来研究“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台湾民众唯一言论机关《台湾民报》发挥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功能与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进行舆论较量；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与“治警事件”被捕者互相呼应，汇成共同力量。台湾民族运动人士所使用的舆论抗争武器，主要来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祖国反帝民族运动的思想方法以及日本大正民主思潮的启蒙。“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斗争凸显台湾民族运动人士的中华情怀及两岸同仇敌忾的同胞之情，成为中国现代史中反帝、反侵略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台湾；日据时期；治警事件；舆论抗争

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抗日运动一般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作为分界，前期是武力反抗日本统治的时期，后期则是进入非武装政治运动阶段。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运动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武装抗日事件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经法院定谳处死的起义群众达866人，武装抗日失败惨痛的教训使台湾民众特别是中上层人士认识到无法靠传统落后的武力和以现代化装备起来的日本军队硬碰硬；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思潮日渐向世界各地蔓延，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朝鲜的独立运动等如火如荼地进行，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期，民本主义蔚为思想主流，台湾殖民地政府自后藤新平以来亦试图以怀柔治台；这些都促使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其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由武力转变为采用文化启蒙与政治运动的各种非武装的抗争方式。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1921年起到1934年止，历时十四年，期间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十五回请愿，是日据时期最大、历时最久的非武装政治运动，意图突破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寻求在台湾建立具有特别立法权与预算权的议会。它是台湾民众试图突破殖民地统治的困局而发起一项自发性努力，在内涵上具有典型的以启蒙思想与争取政治权利为主旨的近代式政治运动的特征。

1921年和1922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在台湾引起巨大的震撼。1922年8月，台湾总督府对请愿运动正式开始采取对策，请愿运动一时受到打击。为此，大多数请愿运动参与者认为有进行政治结社的必要。蔡培火与蒋渭水等人决定成立以促进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为直接目标的团体——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于1923年1月16日，向台北市北警察署提出结社报备。1922年2月2日，台湾总督府以妨害安宁秩序为名，根据治安警察法禁止该社。蔡培火、蒋渭水等人转而向东京早稻田警察署申请结社，获准，1923年2月21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正式成立。1923年12月16日，台湾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全岛同步逮捕、搜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达99人，这是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第一次大规模逮捕非武装抗日知识分子，史称“治警事件”，即“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在东京被认为合法的结社，在台湾则被视为违法，体现了宗主国和殖民地法域的不同，政治味之浓烈，自不待言。

台北地方检察官长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理由，对蒋渭水等十八人予以起诉。第一审宣告被告全部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第二审除其中五人无罪外，其余十三人被判罪（禁锢七人，罚金六人），被告不服上诉，第三审被驳回维持原判决。

“治警事件”是日据时期首例“政治案件”，促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将反对总督府专制的政治运动推到最高点，被称为“台湾政治史上的里程碑”，“台湾十年社会运动史的第一座山峰”。“治警事件”亦被认为在台湾新闻及报纸发展历史上，影响最大。

目前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的文献都有提到“治警事件”，但专门对其进行研究还相当匮乏，且已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治警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台湾蒋朝根编著的《狮子狩与狮子吼：治警事件90周年纪念专刊》、台湾高日文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台湾苏恒钦的《治警事件探讨》、大陆焦萍的《“治警事件”：日据时期首例“政治案件”之研究》等。然而，为何“治警事件”能使台湾民众全面觉醒？台湾民众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民报》在这次舆论抗争中如何发挥作用？台湾民族运动者如何运用多种形式的舆论抗争，以唤醒民心，凝聚民气？“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有着什么样的互动？目前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缺乏研究。而厘清这些问题，可进一步认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殖民统治抗争的实质，在当前蔡英文当局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制造台独史观的背景下，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大量一手史料以及新旧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分析，研究“治警事件”中的舆论抗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治警事件”起因及事件初期的信息封锁与反封锁

（一）台湾总督府发动“治警事件”的原因

“台湾议会请愿出现之时，台湾人的人格于焉诞生”。散处于各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群集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旗帜之下，形成共同战线：在岛内以文化协会为中心，在日本以新民会、台湾青年会为核心；在祖国大陆，则由蔡惠如等与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留学生互通声息；从而形成台湾、东京、祖国大陆相互呼应之势，共同推进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在殖民地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是台湾总督府为了顺利地统治台湾民众而进行怀柔的主要对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让台湾总督府感到震惊的是其致力于怀柔的“本地资产阶级势力举起（叛）旗，与新兴知识阶级结合”。台湾总督府认为“本运动至少是迈向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一个阶段，而其运动将继续到获得完全的殖民地自治为止，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本运动被强调则民族意识将愈见旺盛，反抗气氛将愈见旺盛，反抗气氛将愈形浓厚。”因此，第一回请愿时，总督田健治郎就明确表示“台湾议会的设置，有违统治方针，如果强要，可谓叛逆”。

台湾总督府碍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是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虽然采用施压、取缔、个别劝令、离间分化等各种手段欲将之打压与消弭，终究未能如愿。1923年1月1日，台湾总督府将日本国内专门取缔思想运动的“治安警察法”引入台湾，为取缔台湾社会运动奠定法源基础，以便其对“民族自决的信心坚决”，且“急进的过激分子，严加取缔”。1923年2月2日，台湾总督府运用“治安警察法”禁止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结社，对于其在东京重新成立，总督府深为不满，暗中计划予以痛击，于1923年底制造“治警事件”，显示总督府对台湾民族运动，已由怀柔方针转向弹压方针。

(二)事件初期总督府的信息封锁

“治警事件”是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经过周密的计划与极度保密而发动的。事件发生后，一切对外交通、莫论（无论）电话、电信、除官方以外，私人的通信均被控制。街头巷尾以及公共场所，均有特务人员在监视。对于漏网的同志，也派有特务人员跟踪。台湾总督府将此事件界定为“台湾的内治独立阴谋团秘密结社”， 并对媒体下达两个半月的“新闻箝口令”。 “过了一个多月，三部报纸连载一字都没有”。事后，日本国内的《大阪每日新闻社》对此记述道“对今春以来进行中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关于这记事，不使写一行，偶然有内地新闻对于本事件的记事或论及到总督政治，总督官宪乃过于郑重，一一将那记事割去，绝对不欲使岛民得知事件的真相。”

台湾总督府处理“治警事件”的方式让全台湾被不安与恐怖的气氛所弥漫，“倾然全岛几为疑惑误解之空穴所包围，岛民之恐怖几乎达于极点。” 以为又要发生与西来庵事件同样性质的悲剧。

（三）信息突破和各界支援

为防止总督府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叶荣钟突破日本特务层层的跟踪，找到《朝日新闻》驻台湾的蒲田特派员,“我要求蒲田将事情转告该社政治部部长神田正雄，赶快将事件的详情报道出来”。同时，运用管道寄出三封信到东京“这三封信是事件发生后，东京方面的同志最初接到的情报。在东京的同志接到消息，马上开会讨论善后事宜，并向日本朝野呼吁，早日解除台湾总督府的封锁措施，结束黑暗的恐怖政治。一面蒲田特派员的通信，也由东京《朝日新闻》刊载出来，台湾总督府也只好不为已甚，台湾的社会，渐次恢复政策的状态，人心也就日趋安定了”。

对于《朝日新闻》的这个报道，以往的文献有提到过，但缺乏详细报道内容。笔者通过“朝日新闻缩印版（1897-1999）”数据库，查找到《朝日新闻》于1923年12月25日刊发的日文报道《台湾议会请愿运动 七十余名知识分子涉嫌违反治警法被逮捕》，这应该就是叶荣钟所提到的那个报道，其全文如下：

“本月16日上午6时在台湾全岛各地爆发的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其主谋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蔡式谷等以下70余人被逮捕。同时警方对其住宅进行了严格搜查。

被拘留者为：…….以上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律师。他们分别被关押在台北警察练习所和台中某学校。被捕理由是，他们不满治警法禁止结社的规定而发动了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违反了治警法。此案将于近期开庭公开审判。（台北电报）”

这篇报道在标题即以“知识分子”称呼“治警事件”被捕人士，并强调“以上被捕者皆为台湾知识分子，其中十余名是医生，三名是律师。”显示被捕人士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而且在《朝日新闻》所详细列举的被拘留者名单，有一大部分是受日本教育、具备近代教养，且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日本政界、学界所熟知，很难被当作“土匪对待”。这篇报道让总督府的大检举曝光。

东京留学生从叶荣钟信中获知大检举的消息后。1924年1月5日，林呈禄等十六人集会，针对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被拘捕事件，决定唤起广泛的舆论，扩大向议会呼吁，具体的方法包括：访问新闻杂志社、招待记者、访问自由法曹团、策动议员在议会质询等，并决议各部门负责人。清濑一郎（简称清濑）、田川大吉郎（简称田川）两位议员在议会中提出《关于组织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事实质询主旨书》的书面质询，虽然因议会的解散未获结论，但也使“治警事件”引发日本本土关注。

由于《朝日新闻》最早发表“治警事件”报道、再加上平时同情台湾的日本中央政要、东京台籍留学生和祖国大陆声援的共同努力，“治警事件”引发台湾岛内外关注，突破总督府的信息封锁。台湾官宪在压力下，法庭审判过程才得以公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