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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反腐风生水起，不仅为群众参与反腐开辟了新途径，而且， 在“表哥”、“房叔”等事件中秒杀贪官的传奇，也向人们展示了网络在反腐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看待网络这柄被认为是“反腐利器”的“双刃剑”？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被置于聚光灯下的反腐工作面临哪些新挑战？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
文\记者 谭敏
网络反腐是公众的机会、管理的挑战
记者：网络反腐从2008年以来开始掀起高潮，跟传统反腐相比，网络反腐有什么特点？
倪星：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转型。腐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矛盾汇集点，许多其他矛盾通过廉政、腐败问题聚焦、放大，从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比如，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社会道德丧失问题、区域城乡差距问题，这是一个综合矛盾，最后找到腐败这个聚集点。
过去公众参与反腐，主要是通过官方的信访举报，回应慢，效果不明显，个人成本比较高。网络则提供了一种比较便捷有效的，影响面重大的参与手段。反腐先是通过网上发帖，近几年出现微博，它传播更快，传播力更强，也更能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比过去更方便。
记者：网络反腐查处的案件毕竟是极少数，您认为网络是有力的反腐手段吗？
倪星：从公众角度来讲，网络反腐参与成本低，公开举报一般人都不愿意，但在微博上转发一下，大部分人都愿意，再加两句有才的评论，推波助澜，就能迅速形成扩大效应。从管理角度来讲，网络则是一种挑战。腐败分子在网上曝光过程的戏剧化，使得现在的反腐成了危机管理，有关部门疲于奔命，被网络、媒体、微博牵着鼻子走。因为力量有限，过去纪检部门办案，是主动办案，每年会部署工作重点，有步骤筛选信访材料，现在，则成了被动办案。这对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现在有两个应对方法。堵肯定是不行的，实践证明肯定会失效，堵了微博，以后还会出来其他方式。还是要疏。这涉及中国廉政建设的系统思考的问题。廉政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不能以查案的方法去搞廉政建设，真正的要从根源上反思目前的问题是什么，要有一个系统化的战略来解决问题。比如，现在公车私用引起民愤，政府就搞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完了，老百姓还会质疑公款吃喝；公款吃喝改完了，还有公款旅游，所以现在的廉政工作基本上是被动的，做得越多老百姓越不满意。所以我们要有系统反思，对中国的廉政建设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从这个角度上看，现在许多廉政创新，并未抓住重点，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网络实名举报 不妨后台实名
记者：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有人在呼吁网络实名制，这会不会影响舆论监督、网络反腐？
倪星：我认为，如果作为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公民，本来就应该是实名的。当然这要从两方面来说，政府一方面要求实名，一方面对实名的保护不够。这种实名并不是要求你真的要在网络上实名，但后台必须是实名的。真正实名，网络肯定很快就死了。
香港廉政公署每年有一个调查，80%举报都是实名的，内地的实名举报就比较少，一方面是香港廉署对举报人的保护到位，让大家有足够信心，另一方面，香港公民的法律意识较强。内地的匿名举报多，信息排查有很大的难度，比如，广东省信访初核率不到20%。而往往实名的都是捕风捉影，真正了解内幕的人都不会实名，更多线索在匿名举报里，但又没法证实。这就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纪检部门应该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核查机制、回应机制。
记者：微博反腐有没有可能纳入制度化、正规化的常规反腐轨道？
倪星：现在我们也正想做这样的工作，把网络舆情纳入制度化途径。目前，省纪委已有网络信息中心，每天监控网上的信息。纪检部门应该加强信息的采集和反馈，逐步形成制度化的平台。深入民间，关口前移，化被动为主动。纪检部门的工作方式应该改变，根据舆情研判，什么领域什么环节什么人在什么时段什么领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微博大量曝光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办案了，而要反思这个领域制度出了什么漏洞，真正通过关口前移，通过制度变革来推进廉政建设。
从普通百姓来讲，网络微博要更多理性的力量，形成可持续的关注力，而不是一阵风，刮过就算了，这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进步。社会和知识界要形成持续的力量，对有关部门办案提供帮助。
此外，政府反腐的创新方法最好能经过全民讨论。所有廉政创新和官方政策不能单方面出台，一定要经过全民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理清共识。
因为现在最缺共识，许多改革往往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廉政政策的科学性重要性远远小于参与性。公众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网络反腐培养理性的公民精神。而网络反腐要走得更稳，还是要理性的力量。
官员财产公开
并非终极利器
记者：许多地方正试点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您觉得财产公开对反腐有多大作用？
倪星：许多人都认为，官员财产公开是终极反腐利器。我觉得并非如此。即使官员财产公开了，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没办法核查。公众本来抱着极大的希望，以为官员财产公开了，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现实中会让他们更失望，处理不当，将成为更大的问题。而且，从试点的官员财产公开来看，都是村官先公开、科级先公开，新入职的人先公开。这个方向也完全是错的。腐败是离权力越近的人，风险越大，当然应该是位高权重的人先公开。这些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反腐没有系统战略，被推着走。
记者：既然从上到下都对反腐存在共识，为什么在顶层设计上会存在难度？
倪星：廉政改革跟经济改革不一样，经济改革风险不大，是做增量，蛋糕做大，大家都获利，反对的声音很小。而廉政改革是政治改革，风险大，不仅是重新分蛋糕，而且涉及切割非法利益，可能还会把蛋糕做小了，涉及非常尖锐复杂的利益冲突。从这个层面上讲，任何廉政创新都是值得鼓励的，有这个勇气不容易，但效果怎样很难说。
记者：怎样看待微博反腐中出现的信息失真、隐私保护问题？
倪星：网络反腐还是应该提倡。虽然它会有失真、夸大的可能性，但这也许是一个机会。通过民意的表达，不断辩论，慢慢达到一个理性的状态，这恰恰是通过网络培养公民意识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可以利用好网络这个平台，给大家一个争辩的机会，体验辩论的过程。不能压制各种极端的声音，越压制便越会发酵。而且，网络上即使有伤及无辜，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观察眼
网络非“笼子”
装不进权力禁不住腐败
从“表哥”到“房叔”，从“离婚承诺书”到“不雅视频”，几个腐败分子倒在了鼠标下，让网民们在反贪除腐的集体狂欢中获得超快感。个案的胜出放大了某些人的成功预期，由此对“墙倒众人推”式的网络反腐寄予厚望。事实上，回头看看，被网络反腐反掉的腐败分子有几个？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与网民们的巨大投入相比，“产出”严重偏少，可以说，网络反腐难寄厚望。
网络反腐，严格地说只是“网络举报”，是反腐的初始阶段，而最终能否撬动最重要的惩治阶段，要看能否入反腐机构的法眼。套用粗俗而又精辟的网络语言，反腐就像拉屎，明明很努力，却是一个屁。很多时候，网民们沸反盈天，以为胜券在握，一些地方的反腐机构却是按兵不动，根本不吃你们的那一套，结果出现“烂尾新闻”，网民徒唤奈何，此其一。
网络反腐的胜利，多半是利用官员对网络的陌生所制造的信息鸿沟，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随着个案的反复演示，不少官员也学会了应对之术——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名烟不抽了，名表不戴，到事故现场不笑了，甚至网站公示照片打“马赛克”了，不给人留任何机会，看你网络反腐从何入手，此其二。
网民毕竟是野狐禅，“围观”力量很大，排山倒海，而真正深入虎穴，找到有价值贪腐线索的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成功案例，要么是“内喉”报料，像“房叔”；要么是利益冲突的“狗咬狗”，像“不雅视频”。说句难听的话，很多时候所谓的网络反腐，不过是一些人向网络借力，利用舆论手段将对手打倒罢了。或许，我们不经意间的随手转发，便充当一次别人的“打手”。处于粗放状态的网络反腐，能够走多远？此其三。
随着私权意识的养成，越来越多的人对毫无顾忌的泄露他人隐私、以看对方“裸奔”为乐的网络举报开始反思，甚至厌恶。毕竟，公民都需要隐私，没有底线的揭发，最终会误伤无辜，甚至殃及自身，此其四。
说到底，网络反腐是“礼失求诸野”的结果，不是光明大道。正道在于，将权力装进“笼子”，以成熟、巧妙的制度设计，防止腐败。
（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