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剧”的创作矛盾

2011年，原国家广电总局已对抗日题材剧庸俗化、游戏化、娱乐化现象提出批评。时隔两年，这股庸俗抗日剧的浪潮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创作层面分析，抗日“神剧”的批量生产凸显出四对矛盾。

一、同质化题材饱和与电视剧创新之间的矛盾

教条的历史没人看，敏感的历史又无法呈现，逼迫着创作者借历史的壳装游戏的梦，将抗日剧改编为一个个充满现代消费元素的舞台秀，披着政治正确和民族正义的外衣，行着肆意篡改历史真实的实际，在博取观众的讶异和谑笑时，把民族经历的残酷与创伤，转变成充满各种刺激元素的商业游戏。

以往，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容易对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完美刻画，突出正义方人物形象的“高、大、全”，这样的演绎在新时代遭到观众诟病，走向困境。2006年，从传统制作思维中跳出的电视剧《亮剑》，因其对英雄人物的个性化塑造，与之前的僵化形成创作反差，在观众中赢得好评。随后，一系列类似题材电视剧迅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抗日英雄阐述路线。

这一创作思路延续至今，原本独具匠心的创新成了家常便饭。创新——被模仿——同质化，成为抗日剧创作的普遍现象。为了寻求新的突破点，一些融合多种题材和元素的剧本应运而生。

历史剧既是改编自历史事实，就要有对基本事实的尊重，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合理想象、丰富细节。实际情形却是，历史题材剧挂羊头卖狗肉，空有一副历史的架子，却无基本的史实和合理的逻辑，胡编乱造、天马行空，要将民族创痛作为这个“秀场”的一道幕布。

严肃对待历史，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表现，创新绝不意味着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对历史真实的篡改，这样不仅会误导青少年群体，也是对民族苦难史的亵渎和玩弄。荒诞可以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但它不适用于调侃历史的常识与是非曲直。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灵魂，世界上有哪个历经二战的国家，将那段民族的苦难幻化为意淫式的虚假想象。

将抗日题材同其他的内容形式融合，造成了既有历史又有传奇、既有事实又有玄幻、既有抗日又有武侠的杂糅剧。这本质上体现了历史剧市场的饱和和创作困境，从业者困守围城而出现的审美偏差。

二、唯物史观与大众趣味的矛盾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要把艺术创作与脱离实际的神化虚构区分开，遵循逻辑反映事实。不少受众在观看抗日剧时往往有一种潜在的精英史观，他们更喜欢看到屏幕上的主人公机智勇猛、英雄不死。但娱乐有底线，娱乐化的抗日历史剧，成了误导青少年抗日史常识的精神麻醉师。

电视可以娱乐，但历史不可以调侃。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读并以次为灵感制作电视作品本无可厚非，令人警惕的是打着历史旗号，却全然脱离事实范畴和逻辑思维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刻意造假行为。

游戏化的拍摄方式、传奇性的人物形象、科幻式的电视情节，观众看了觉得过瘾刺激。电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抗日英雄以一当百、奋勇杀敌，却从不受伤的情节，暗合着中国观众的心理，但忽视战争残酷性的情节，缺少了合理逻辑的人物演绎，塑造的却是历史虚无的价值观念，炮火还未远去，历史已被解构，抗日剧无意识中传达出的危险也恰在这里。

三、制作风险与内容热度的矛盾

严格的审查制度给电视剧制作带来了风险，敏感的历史话题不敢触及，普通的历史题材缺乏热度，热播剧的制作成本又很高，制作商索性将观众爱看的爱情、武侠、俊男美女、个人英雄主义，全部放进抗日历史题材的外套里，既规避了风险又吸引了观众。

也正因此，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衣着光鲜靓丽的酷男抗日英雄、价值不菲的先进装备、夸张离奇的人物技能；骑着类似好莱坞大片里的精装改良摩托车从二楼高的地方直接飞跃宽阔的大街进入到街对面二楼的窗户里；被炸弹击中的汽车也能从地上一跃而起飞向高空，这一系列的剧情早已超出抗日剧所应表现的内容。豪门恩怨、爱恨情仇、赌场风云与科幻大战等元素在抗日题材的掩盖下，更容易通过审查投放市场。制作风险与内容热度的矛盾，体现了制作方投机取巧的动机。

四、市场效益与理性价值观的矛盾

当下国内电视剧创作受到了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挑战，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把电视剧拉入了市场化的制作轨道，对历史文本的解构与重构也遵循着商业化的原则，解读历史剧所要求的历史态度也在利益面前被抛弃，将历史生产成泛滥的商品供受众消费。

尽管电视剧的创作者有选择创作的自由，但是对史料的考证查阅，借鉴吸收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却是必须的工作。观众对导演编剧及其作品的包容态度，是建立在整体真实并有所创新的基础之上的，而非将天方夜谭色彩的历史剧照单全收。“天马行空的想象无伤大雅”是普遍存在于创作者中的观念误差，甚至认为情节越是离谱越受欢迎，殊不知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要在一定的束缚下跳出新意和与众不同的姿态。

无史可依的历史剧一旦被观众信以为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不论是对历史的态度还是价值观，都会因接受和分析电视剧传达的信息而出现偏差，进而表现在观众审美对诸如此类电视剧的追捧，而这种反馈又会促进新的一批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思维的电视剧投入市场，形成恶性循环和劣币驱良币的示范效应。

这种市场效益与理性价值观的矛盾实质上是电视从业人员面临的时代矛盾，答案需要从广电系统内部实现事企分离、制播分离中寻找。事企分离之后，电视台只是节目的播出平台，新闻以外的节目大多交由台内外的制片公司承担。理顺经济效益与社会公益间的边界，加大对电视剧制作的监管力度，抗日“神剧”的现象才有望避免。

（杨状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宋莹莹：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