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操守与专业尊严【2】

在这样的利益纠葛中，媒体能够讨论的大概也就只剩下如星巴克为何昂贵等本属于市场经济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了。不过，在近期关于星巴克价格的讨论中，网民对媒体的反问却更犀利。例如，@星巴克staebucke在2013年10月20日的微博就这样写道：“消费者可自主选择。个人认为央视更应该关心关乎民生的实际社会问题。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国家可以为老百姓控制调控，如果医疗费用国家可以严格管理把控，如果贪污受贿能越来越少，如果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如果食品安全不再令我们担心，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央视太闲的时候再来聊聊苹果和星巴克吧。”

在众多媒体声讨星巴克的时候，2013年10月20日的@河南日报就这个问题的发言让我感觉眼前一亮。这条微博写道：“【星巴克、盐、上网，你更关心哪个价格？】星巴克咖啡价格问题近日备受关注，业内人士揭秘每杯星巴克拿铁物料成本不足4元。经济学者@光远看经济：一个竞争性行业，拿成本来说事，已经凸显了在经济学方面的无知了。有这功夫，质疑一下食盐、成品油、漫游费、网费、进口车等暴利吧。”在当晚10点43分，@河南日报“今日汉字”推出了“价”字，并这样写道：“#今日汉字#【价】央视质疑星巴克在中国价格高成本低；经济学家则质疑央视缺乏经济学常识。孰是孰非？不争的事实是：进口商品价格高于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路虎等豪车的国内外价格相差两三倍。商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供求而非成本，这也确实是市场经济规律。要拿价格说事儿，应该瞄准垄断领域。”作为一份省级党报，利用微博这一媒体“轻骑兵”、积极介入社会焦点问题的讨论，不盲从、有观点、关心民生，这才是一份主流大报应该有的基本态度，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赢得尊重所需要的基本操守。《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近日公开发文认为，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新闻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尺。传统主流媒体要做好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不当网络信息的“搬运工”和“传声筒”［2］。主流大报掷地有声的承诺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媒体在当代的担当。有了这样的担当，新闻工作才是一条实现理想的通路；有了这样的担当，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其次，媒体行业要建立起专业的自清洁机制。一个专业的演进，需要形成强大的自清洁机制，也就是专业精神的自我修复机制。社会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时代变迁的观察者，媒体不可能独立于时代的变迁而不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媒体面临的生存压力日益加大，难免出现借助媒体传播能量谋求机构和个人之私利的事情。这是新闻操守逐步养成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新闻业能否成为一个理想行业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新闻记者不是神仙，但是一个专业如果心存理想，就需要有一套自我纠正机制，而不是为自身犯下的错误百般辩解。我十分佩服《纽约时报》的一个纠错更正机制。作为全球新闻业的楷模，该报享有极高的声望，每日对之前报道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都要登报说明，尽可能把真实的信息传递给社会公众。这一自我清洁的做法非但没有让该报名声扫地，反而为它赢得了尊重。可惜这一做法在我国只有《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采用，没有成为行业的基本规范。我曾经发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在稿子中表述某一天夜晚明月高悬的场景，但查下来这一天却是农历的初一。这样靠想象来写稿子的记者常常被网民无情嘲弄，允许这样的稿子刊发出来的媒体也因此受到牵连。如果有了自清洁机制，其实媒体可以避免和这样的报道一起被羞辱的下场。媒体的自清洁机制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做法，但是却等于向公众告白专业的操守，即和真相在一起，和公众的利益站在一起。这正是党的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就倡导的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的新闻价值观主导下，新闻业才会成为受人尊敬的专业。

目前，在道德自律层面的自我清洁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据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2013年10月14日透露，我国将专门设立新闻道德自律委员会。目前这项工作已在上海、浙江、河北、山东、湖北等五省市试点，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据介绍，设立这个委员会，是希望强化媒体自律和监督功能，通过群众举报、明察暗访等形式，曝光查处媒体领域的不良违法行为。委员会虽然不具有行政处罚和法律处罚职能，但可以先行调查取证，然后配合出版、广电等部门采取行动。在试点的五省市，委员会均设在记协组织之下，一般由19人组成，新闻界和非新闻界成员的比例约为1∶3。委员会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上海查出多起新闻敲诈事件，浙江也查出多起虚假报道事件，收到了一定成效。

再次，要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形成第三方的监督。媒体在国外被称为“无冕之王”，似乎成为各类监督体系当中的例外。例如，新闻记者有权利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真实身份，并因此形成所谓的“深喉”现象。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媒体和社会之间的相互监督一直在进行，并在近年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美国的新闻道德规范就是在批评“黄色新闻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除了20世纪20年代在理论上确立的“客观报道原则”、40年代确立的“社会责任论”外，还引入了新闻公评人制度（媒体聘请的道德监察员），也有类似欧洲国家的新闻评议会，例如成立于1971年的明尼苏达新闻评议会和两年后成立的全国新闻评议会等[3]。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大部分地区设立有新闻行风评议组织，但从该组织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十分理想。尽管行风评议也会针对媒体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交专门报告供相关部门参考，但整个过程属于组织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而没有实际上成为以公众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方约束力量，相关的报告和问题并没有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亮相，而后期整改的结果更是不了了之。从这一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媒体受到组织的制约相对较多，而社会组织对媒体操守的制约相对有限。而在实际的舆论引导中，媒体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和社会中的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协调，以积极地寻求共识为目标。作为社会沟通的一部分，媒体如果不受社会的制约，这样的沟通机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对于双方的信任建立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真正的尊重不是基于垄断和霸道，而是基于和谐与沟通。媒体学会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与民众共同讨论时代的问题，并接受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这或许是使这个专业获得尊严的更为理性的一条道路。

面对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传播权利格局，专业新闻人唯有守住新闻操守才能赢得尊重。让理想开花，与社会共同进步，祝福所有的记者能够以赢得专业尊严为乐！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媒介管理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1］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艰难的新闻自律——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的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理论分析[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2页；转引自王贺新.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研究的知识地图——对1979年到2011年新闻传播类四大期刊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J].新闻大学，2013（1）.

［2］杨振武：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行动纲领[N].人民日报，2013-10-16.

［3］转引自陈力丹，武洋.论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复[J].新闻记者，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