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操守与专业尊严

每到毕业季，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除了再体验一次同学们的离愁别绪外，还有就是面对同学们就业选择的无力感。2011年传播学系毕业聚餐的时候，我询问坐在一桌的同学，发现有3人进入不同的媒体，这让我深感欣慰。不过，该同学也告诉我，他们班30余人，也就只有他们3个人选择了到媒体工作。从我所在学校的毕业生近年去向来看，进入新闻传播领域的约1/3，进入其他领域的竟然占到了2/3。眼看着经过4年专业训练的学生进入到与本专业毫无关系的一些领域，虽然我尊重学生的自我职业选择，但心中的失落还是十分明显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29年建系，已经有84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机构。她的毕业生遍布海内外媒体，很多学子就是因为受到这些杰出校友的影响而选择了新闻专业。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我也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之多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从追求专业尊严与荣誉转向了仅仅谋求一份职业的踏实？据2013年10月18日结束的“2013-2017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传出的消息称，目前全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布点1080个，其中新闻307个，广电225个，广告365个，传播55个，编辑出版80个，网络与新媒体43个，数字出版5个；在校本科生23万。新闻传播学专业发展势头迅猛，大干快上者甚众；不过，反过来，也可以看到社会对这一专业所寄予的厚望。我不清楚整个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去向分布如何，但是很显然，如果新闻传播业不能给从业者追求理想的可能，作为职业而言，其实和专业对口不对口倒是未必重要了。

我身边有这样一个案例，让我对新闻传播业的未来既担心又欣慰。我家小区位于一个湿地生态带旁，小区门口小路为双向两车道，分布着五个小区的进出口以及两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就是这样一条不堪拥堵的小道，竟然被规划为两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而且为了建停车场，已经毁掉了大片的绿地。这引起了邻近几个社区的抗议，尤其是基于搜房网上海频道的几个业主社区上面更是热闹非凡。估计是一位记者发现了这个事情，写了一篇稿子，发了一个整版。但是他的观点却是这样的：原本是一件抵制公交车终点站入驻的事情，却被这位记者写成了我们这几个小区在环保这件事情上因为有车和无车分为两大阵营，有车者反对公交车线路经过，怕影响环境；无车者坚持认为公交车线路应该经过，要考虑出行的便利。明明是全体抵制公交车终点站入驻，到了记者笔下，却把民众与建交委之间的矛盾转换成了民众内部之间的矛盾，成了有车一族和无车一族的纷争，还美其名曰“环保新动向”。

这个报道一出来，立刻在小区业主论坛引来众多业主的批评，甚至有业主要写检举信给市行风评议办公室投诉记者是否有利益企图。我因为一直关注这件事情，对于记者的报道视角也感到很意外。但是不能确定是不是我们学院的毕业生，也没敢贸然和他们的主编联系询问记者情况；我只是在人人网上发了一个消息，请认识两位记者的朋友转告两位记者，我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这场纷争的详细情况。还没有等我这个专职新闻传播学教师出手，隔壁社区的一位业主已经就这篇报道展开了逐字逐句的批驳，从采访对象选择，到逻辑思路，到谋篇布局，再到最后结论，针针见血，丝丝入扣，获得了邻近几个社区的广泛认同和大量转发。还没有等到记者和我联系，第二天的后续报道就出来了。这位记者写道“本报昨日报道在相关小区的业主论坛引起强烈反响”；最终，业主分歧从要不要进公交车之争转为是设立过路站还是终点站之争；接着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拒绝接受采访。当晚我在业主论坛再次观察业主们的反应，大家纷纷夸这个记者识相，虽然有过错，但是知错就改，也算是做了件好事情。最终妥协的结果是，虽然建好了两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但是只开通了一路，另外一路公交车进一步延伸，连接起了两条轨道交通终点站。

从这个案例我联想到整个专业媒体和网民之间关于真相与事实的较量。很多时候，是业余的网民教导专业的记者如何更有效率地呈现真相，进而形成两类传播平台关于真相呈现的效率之争。遗憾的是，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效率之争中，受过专业化训练的记者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反而更多时候是在网民你一言我一语的修正中，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我担心的问题是：此事如果业余的网民要比专业的记者具备更高的真相呈现效率，作为专业记者而言，其专业的尊严何在？长此以往，这个专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不过，反过来看，也有欣慰之处。由于有了新媒体作为参照系，新闻改革再不会是传统媒体自说自话的事情了。在同一制度环境下，新媒体为传统的专业媒体改革做出了示范与表率。如果说之前的改革属于自觉，然后是无奈，那么现在的改革已经是强制性的事件了。如果没有改革的跟进，那么传播业的人财物就会主动向改革先行者流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危机是大量的传媒精英从传统媒体流向新媒体，而很少看到新媒体的精英向传统媒体集团返流。如果这一资源流动持续下去，传统媒体终将陷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行业衰退境地。

在微博和微信日益普及化的时代，任何不专业的报道都会受到网民的无情嘲弄。我们常常称微博在信息传播机制方面表现为“无影灯效应”，即对于一个事件，会通过多人的信息相互印证，最终给人们一个更接近于真实的表述；而那些经不起追问和印证的报道无论发表的平台级别多高、写作者的身份多么有威望都无济于事；反而高平台、高身份最终引起的关注度会更高，成为所谓“神文”的几率也更高。很多时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或许不是正常逻辑的报道，而是那些逻辑混乱、结论荒谬的报道。这是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跨地域特征鼓励了网民的批判精神。我们认为，作为当代社会发育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个体的自我反思精神与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的结合，这是一个理性个体发育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中国从传统有序向现代有序转换过程中所必须的社会支撑力量。但是对于新闻业而言，习惯了缺乏反思精神与批评精神的传统社会环境，习惯了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社会群体对强大媒体的权力追随，习惯了高高在上、教育民众的“布道者”角色，媒体很显然对于依托互联网分享了面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权力的公众还表现出极其的不适感。在当代中国，基于互联网链接而形成的智慧的链接更类似被无限串联的大脑，无论是计算能力还是论证能力，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体所能够完成的极限。面对这样一个对话者，专业的记者不可以有任何的疏忽和侥幸心理。一个新闻报道完成的过程，其实是和社会群体逐个进行了一场场高智商的对话交流过程。如果说之前的新闻道德和专业操守只是自我的约束，那么在今天，无论是新闻工作流程还是新闻专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都需要成为这个专业所必须内化的精神。这或许是媒体行业伴随社会共同成长的过程，也是新闻传播业专业水准、进入门槛逐步提高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变化，新闻业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智力行业，才能胜任社会这艘大船上的意见瞭望者的工作。

新闻工作作为一项职业（occupation），主要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传播；作为一项专业（profession），首先意味着它与其他的专业一样，发育出一种“公共服务”的伦理；作为专业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新闻伦理、职业道德与规范是新闻从业者应该明了的职业知识，“新闻传媒需要明晰自身的职业定位，厘清职业边界、确立职业的理念，熟悉基本的工作规范”［1］。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格局下，专业媒体应如何通过新闻操守的确立来赢得尊严呢？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有勇气面对时代的核心问题和焦点问题并做出回应。当代中国，按照官方主流媒体的分析，已经形成两个边界清晰的舆论场，其中官方舆论场以传统媒体为主阵地，民间舆论场以新媒体为主阵地。之前舆论管理强调的是简单的舆论一律，即用一个舆论场消灭另外一个舆论场；而现在则不同，舆情沟通更加强调打通两个舆论场，在提高沟通效率的同时，以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为目标。共识对于当代中国意义重大。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发育，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各个主体之间需要协调行动才能保证社会的顺畅运行。如果共识无法达成，社会将日益因为利益分歧而碎片化，各部分之间的摩擦加剧，这将大大提高社会运行的成本，最终很可能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和瓦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媒体作为公共交流沟通的基础性平台，在社会的自我治愈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在网络空间，也就是民间舆论场，对某一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传统媒体却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回到当年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条件艰苦，报纸却依然以自己的独特价值参与了社会改造。为何报纸不能缺席那个时代？因为它们承载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报人对那个时代核心问题的集中回应。

每次翻看《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都会依然感受到那个时代报人肩负时代使命、回应时代焦点问题、改造国家、追求理想的澎湃激情。而在当代社会，人们关心的问题常常被媒体边缘化。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列一个民生问题的单子，排在前面的大致可以包括住房问题、医疗问题、户籍问题等。但是，当媒体的广告有超过一半来自房地产行业时，媒体对房价过高问题的讨论就变得格外小心翼翼，而且态度也越来越暧昧。每当房地产行业底气不足的时候，都会有媒体出来为它们鼓劲撑腰。2006年当房价调控的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某地媒体竟然联手策划了“××房地产辉煌十八年”的专题报道，集中刊发，为房地产业摇旗呐喊，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