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人际互动与日常化：电视传播互动性的本质与表现【2】

（二）日常生活电视化。就受众而言，人们每天看电视，从电视中感受“世界的存在”、感受“他人的存在”，从而也感受“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常年累月经常性重复的行为，使得看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如同戴维·莫利所说：“电视观众是一种嵌入式的观众，家和壁炉既是电视的产物，也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6］235。电视超出电影的场地限制，不仅走入了每个家庭，仿佛是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而且几乎遍布大街小巷，使人们时时刻刻地置身于电视环境中。电视成为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它把遥远的世界送到我们身边，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而电视对各类事件的纪实性报道令人们产生“带入”感，仿佛置身于现场，与事件的当事者一起感受欢乐或者忧伤。

许多学者在更深刻的层面上阐释了电视媒介的意义。当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把当今社会称为“视像社会”，他认为“一个充斥着图像的视像社会已经来临”，而这种视像文化在他看来“不是形象的一般积累，而是以形象传播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1]；德赛都则称“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被驱逐在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12]；英国的伊雷特·罗戈夫论述了电视带来的视觉文化影响，“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外，还借助视觉来传播。图像传达信息，提供快乐和悲伤，影响风格，决定消费，并且调节权力关系”[13]。不复赘述，仅上述评论足以揭示出电视已经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与生活，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隆·莱博在《思考电视》一书中指出：“当投身电视成为一种活动，影响这种投身的真实生活的脉络并不会完全隐退到背景中去。”[14]139电视传播日常化及其“现实效果”[15]意味着透明度，观众仿佛不经媒介地对外部事件进行观察，在与日常生活同步的时间感中，屏幕内外都成了真实生活的展现。这种展现是一系列的互动策略表现出来的。

四、电视互动的主导策略

电视日常化需要依赖一定的机制才得以形成。传播学者杰伊·布卢姆勒和迈克尔·古列维奇在一项关于政治传播与电视互动的研究中发现，政治传播需要掌控在大众传媒手中的传播渠道，包括电视机构所提供的“理想的受众信息接受情境”，这是电视的协商机制[16]。这一机制在传受双方构建了一种“拟人际互动”的模式，这是电视赢得市场和观众的一种策略。通过“理想的受众接受情境”促进传播主体与观众互动，目的是让观众更多地从心理和行为上参与甚至投入到节目中。从信息传播来看，无论是情感投入还是情境投入，都有助于信息有效抵达观众，被观众所接受。隆·莱博把这一策略称为电视的“诱导逻辑”，认为它既可以理性化，显示语言力量，也可以感性化，展现影像的微妙感觉。[14]123在“现实效果”框架下，电视互动策略主要可概括为：情境呈现、情感激发、情形接近。

（一）情境呈现。所谓情景呈现是指电视影像和声音（特别是现场声）可以真实再现日常生活场景。尽管从理论上说，摄影机不可能完全真实记录现实或现场，因为镜头永远是有选择的结果，纪实永远只是现实的渐近线。不过，对于观众而言，电视镜头尤其是直播画面，能够将他们带入与事件同步的现实情境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默罗的广播现场报道相比，现代战争的电视直播才真正令观众身临其境。用马克·波斯特的话来说：新闻记者成了参战者，信息传达者就是信息，记者的命运就像是战士和市民的命运，每一步行动都是新闻的一部分，观众被送到了军事行动现场目击时，传播载体本身也变成了军事行动和新闻故事的一部分[17]228-229。在“现实效果”作用下，电视互动的中介性仿佛消失，变成了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呈现出与电影完全不同的传播形态，“现场”“场信息结构”“原生态”等成为电视独特的表现元素，而真人秀节目更是最大限度地扩展了电视互动的现实情境。由此可见，在“情境呈现”中，电视传播才能实现完全不同于电影的“真实感”，所以“电视图像越是想让观众相信它对现实的指涉，图像本身就越来越变成现实，这是电视的拟仿效应，任何将军都无法将这一铁的法则赶出其修辞阵地”[17]228-229。

（二）情感激发。情感共鸣是良好互动的内在机制，从古至今，几乎所有文学作品或者艺术都是通过情感塑造来唤起受众的认同和反应的。在新闻传播中，观众往往更容易对个人化的充满人情味的报道产生好感，电视也不例外，而且，借助故事、音乐、画面、细节等多元素作用，电视报道的人情味较之文字而言更为直观形象，也更能激发观众的情感投入。从互动机制看，强调事件对于观众情感上的影响，其实是努力把电视生产与电视消费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受制于集体理性的大众传播关系变成具体的感性的人际传播关系。尽管近年来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个体化、情感诉求主导的报道对社会理性和民主事业建设的伤害[18]，但是，从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实践来看，对个人和情感的诉求的确是吸引观众的金科玉律。

（三）情形接近。所谓情形接近，指的是电视节目尽可能从节目形态到报道语态上接近现实生活中良好人际互动的情形。比如说，居高临下总是令人反感或生畏，而平易近人则让人倍感亲切、隔膜尽消。早期电视报道为了显示权威性，报道语态生硬，唯我独尊，与观众之间有明显的疏离感。随着电视传播对于观众认同的日益重视，平等对话成为电视沟通的重要方式，播新闻成了说新闻，节目内容也更多地生活化呈现。民生新闻之所以大受欢迎，正是因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家长里短等朴实的日常生活成了被关注的主角，观众有了更多说话的权利。再以现场报道为例，如果一个记者在现场出镜，仅仅只是露脸式报道，未必具有现场感，一旦这个记者表现出“我在现场的环境中”“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摸到、我尝到”，报道呈现出现场环境、现场声音以及与现实时间同步的状态，报道的现场感就会更为强烈。在情形接近中，传统专业制作的曲高和寡不再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贴近性、亲和力和参与度。家庭化收看方式也强化了电视的人际传播情境，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家庭录像机、摄像机，以其低廉价格、方便携带的特性走入普通家庭，家庭录像节目的出现使电视与观众的交互性扩大而且深入。如果说观众以往对媒体的互动带有旁观者评论的味道，在这类节目中，彼此的互动已经因为节目内容所具有的生活氛围和情境，而弥漫着交往中更深层的人际情感。

从电视传播来说，上述一系列互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着电视更广泛、更深入地与现实生活交融，同时最大化地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后者几乎是所有电视台的目标，客观上推动着电视台不断创新节目形式，吸引观众参与电视节目，激发观众与观众之间、观众与传播方之间互动的热情。但是，无论电视如何扩展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方式，依然改变不了其传播的单向性特点，无法完全克服观众的时空疏离感。事实上，克服这种疏离感，是电视技术无法实现的。

小 结

从互动观念上看，电视后期出现的图文电视和视频点播系统，推进了电视互动的发展，而且它隐含了“个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媒介的能力，而不是被媒介所利用”[19]，同时在实践中电视也在努力向更彻底的互动逼近。但是无论如何，在电视传播中，人们“使用媒介的能力”依然是被预设的，它就像是游戏活动，完成的是游戏本身。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应包含参与者的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性是展开“本质性互动”的关键与核心。而这一点，是电视交互技术无论怎样发展也无法满足的。直到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对于“本质性互动”才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交互意味着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交互意味着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更进一步，是指任意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多向交流”[20]。计算机交互设计专家特里?维纳格瑞德教授早在1996年就曾预言，在未来的50年里，不断提高通信和交互设计空间的重要性将导致计算机业在研究人的方面，而不是研究机器方面得到扩展[21]。今天视听新媒体的社交化互动传播就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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