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研究【2】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革命派的报刊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对当地的《隆记檀山新报》进行爱国救亡的改造，使其由华侨报纸转变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革命派利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革命宣传的开端。同时，《中国日报》社也是兴中会的起义联络机关。随后，郑贯公创办的《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等也在香港出版。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随后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成为《民报》的主要任务。在国内，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对报纸、言论的管制有所松动，因而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开始由海外转向国内发展。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在1902年逐渐成长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论机关。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其言论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最终因得罪清政府而被查封，并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强大之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向日本学习，纷纷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报刊，宣传民主革命，使日本成为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舆论基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报刊主要由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著名的有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出版的这一批革命报刊，绝大多数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当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的机关报。它们的编辑、撰稿和发行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5]这些留日学生报刊在国内各地也设有发行机构，向国内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白话报刊由于用通俗的口头语言编写，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民众也能读懂，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革命派和改良派纷纷创办通俗白话报刊，白话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白话报刊中，持革命立场的占了很大比例。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为代表，它们面向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开通了社会风气，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盲”的作用。

（二）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1.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党报”和“机关报”的称谓，认为报纸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工具。同改良派一样，革命派也承认报纸具有党派性，但除自称“党报”外，革命派报纸还坦率地将自己称为“机关报”。

2.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思想，指出报纸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浙江潮》转引拿破仑“报馆一家，犹联队一军也”“有一反对之新闻史，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毛瑟枪殆有加焉”[5]403，这些观点都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所流行。1905年8月，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上发表的《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5]144从以上言论不难看出，革命派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公理正义、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府丑恶，革命派报纸扮演的是社会的观察者、审判者、惩罚者等多重角色。

3.报纸是舆论和国民的代表，可以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制造舆论。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他们甚至认为：“记者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而亦承认其为代表者。”[2]党报应该反映人民意愿、代表平民利益，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报纸是制造舆论最有力的武器，而政论文章则是报纸这一武器的“弹药”。

4.认为新闻界（报纸、记者）应该先知先觉，报纸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一直以来为革命派所重视，他们把“开民智”作为办报的一项宗旨和报刊的功能之一，希望通过报刊的宣传教化作用解放大众的思想，树立他们的自尊心，提升国民的公德和智慧，使他们脱离蒙昧无知的状态，从而对民主革命起到促进作用。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指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二者的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梁启超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实践，在早期维新派报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报刊功能、舆论建设、宣传策略等内容的比较系统的新闻观，奠定了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梁启超的新闻理论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理论之大成，在我国新闻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报”观和报纸的战斗性等，也都对我国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第一个把西方对报纸耳目喉舌作用的比喻引入中国，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报纸对于国家和政党的作用，明晰了报纸的功能；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把自己的报纸称为“党报”和“机关报”，进一步明确了报纸的属性。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把各级党委所办的用以指导工作的报纸称为“党报”或“机关报”，依然强调这些“党报”或“机关报”的“喉舌”作用。这样的属性和作用还会长期或永远存在下去。

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早年，梁启超提出报纸的作用是为皇帝“宣德达情”，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深入直观地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他联系自己的办报实践，结合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提出监督政府乃是报纸的天职这一观点，扭转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主张是全新的、进步的，这样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整个时代。但同时他也提出“积极舆论”的主张，指出监督政府并不是与政府作对，是给政府帮忙并不是添乱，表达了他对舆论监督的独特理解。这一观点在提倡民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对媒体的监督职能和建设性监督来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媒体具有监督职能，但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监督？对此，梁启超从提高新闻从业者自身素质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这一点在当今仍然非常现实。新闻从业人员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时，尤其是独立负责地开展新闻批评时，由于知识的局限、法律观念的淡薄、方法的欠妥、一时的疏忽等原因，有可能出现一些“违规”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可能导致舆论导向出现根本性错误。因此，媒体及从业人员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自身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与道德修养的提高，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权，避免出现误用、滥用新闻舆论监督权的现象。

梁启超在舆论建设方面提出的“五本”说，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更具有针对性，因此也就更具现实意义。在常识方面，不少报道尤其是科技、医疗、健康等专业性报道中，因常识方面的错误，导致不少虚假报道和错误报道，误导了读者，在读者中造成了混乱，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他关于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的观点，对于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多变的实践环境，而辛亥革命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我们的新闻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以史为镜，对于我们的新闻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吸取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发现并改正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不足，澄清理论和观念上的误区，促进新闻学理论不断创新，新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参考文献：

[1]赵晓兰.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J].中国出版，2011(19).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

[4]梁启超.《国风报》叙例.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