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研究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大力开展新闻活动，试图通过办报纸这种形式，与持不同政见的报刊进行论战，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鼓吹政治改良或革命，以引导舆论。本文在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对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性报刊做出列举和分析，试图对当时的新闻思想做出归纳和评价，并评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辛亥革命；新闻思想；梁启超；资产阶级报刊

引  言

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界定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截止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自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后，民间自办报刊数量逐年增长。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报刊数量进一步显著增加，而且出版地域从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扩展到内地，乃至边疆偏远地区，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出现。这一时期，国内新闻界思想活跃，言论开放，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纷纷以办报为武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抢夺舆论阵地，大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气势。通过他们的宣传及论战，国内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得到了启蒙。在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思想。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书中将当时的新闻思想划分为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并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对二者的新闻思想分别做了归纳，指出二者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主张更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因而成为主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较多的报刊实践，创办报刊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梁启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界，乃至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严复、谭嗣同等人对改良派的新闻思想也有很大贡献。国内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近代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中，关于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研究是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做了总结，将梁启超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书中指出，梁启超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报刊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对新闻业务改革进行过系统论述。此外，梁启超还提出全面的舆论观，归纳了办好报刊的四条标准，并论述了报刊“浸润”和“煽动”的宣传方法。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研究，则以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居多。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追溯了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学发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作者指出，孙中山对报刊的认识最初是来自启蒙思想，甚至受到严复、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而他后来被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党报思想”，则是在他领导“党报”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形成系统并逐渐严密起来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处在上升阶段的新兴阶级，办报是他们宣传政治主张、领导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孙中山积极支持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并对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文中，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革命派的新闻实践主要是围绕着革命斗争开展的，他们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因而其新闻思想也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改良派的报刊活动。早在1895年，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它们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党报刊的肇始。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刊。接着，改良派又相继创办了《知新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加上谭嗣同的《湘报》、严复的《国闻报》等等，各地相继创办了数十家报刊，这些报刊成为改良派在全国各地的舆论阵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1891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由梁启超主持，仿效西方大型综合刊物，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无所不包，其宗旨是培养民德、开发民智、造就新民。在国内，主要的改良派报刊有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以及1902年由英华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近代白话报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创办，虽然只有五种（《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1]，但是这些白话报刊面向下层群众，打破了文言文对主流信息传播的垄断，扩大了变法运动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尝试，日后也被证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改良派的新闻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主流。康有为在推行维新变法时，就已经对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清政府要重视对民意的掌握，应设立专门的舆论采集机构；对于报纸的功能，康有为用“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十二个字做出了精辟而又全面的归纳。严复早年曾赴英国，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回国后，他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开办新式学堂、创办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是他救国图强的主要实践。在《〈国闻报〉缘起》中，严复将报纸的功能总结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实际上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通畅的信息交换机制，但是中国不能做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岛，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与各国并立之国”，因此应该“以通外情为急”。[2]了解了外国的情况，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从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做法，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谭嗣同指出，报纸是“开民智、兴民权”的重要手段，通过办报，可以直接向民众宣传民权思想；对于报纸的功能，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为“民史”“民口”，即报纸要报道民众的活动，并且要反映民意，成为人民的喉舌。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直观的接触，加之不断的办报实践，他的新闻思想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总结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报刊功能方面。维新变法运动之前，梁启超将报纸比喻为耳目喉舌，认为报纸的作用是“去塞求通”。他将当时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从内到外都处在一种闭塞的状态之中。在国内，统治阶级和国民之间相互隔膜，清政府不了解民情民意；在国际上，清王朝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要想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睁开眼睛去看，打开耳朵去听，张开嘴巴去说，学习西方，体察民情，只有内外都“通”，才能进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又提出报刊“两大天职”的观点，即报刊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但是强调一定要对其加以监督，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正确的行使，而报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工具。在传播智慧与教化民众方面，报纸的传播比办学堂要更快更广泛，从而能够对人民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那么报纸如何实现上述功能，即如何办好报纸呢？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期《祝辞》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这四条原则精练地概括出一份好报纸应该具有的要素，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

2.舆论建设方面。舆论建设问题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3]，所以少数人的意见，不能称之为舆论，多数人持有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也不是舆论。要建立健全的舆论，报纸要从自身、从新闻从业人员入手，必须做到以下五点，即梁启超所谓的报刊必须具备的“五本”：一是常识。报馆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丰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应具备，这些知识都是建设舆论的凭借。二是真诚。舆论是多数人公开发表的意见，而要将多数人集结起来，不是靠威逼利诱，而是要靠报纸的良知、信念使这种集结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达成。三是直道。建立积极的舆论就要求报纸具有坚定的立场，具有不畏强权的品质。四是公心。报纸判断是非善恶，不应出自自己的喜好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是应该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判断要出自公心。五是节制。报纸的传播范围越广，它所形成的舆论影响范围就越大，有时它会超过预计。所以对舆论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负面效果。

3.宣传策略方面。梁启超在其新闻宣传实践中，尤其注重宣传的策略，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一曰激发读者兴趣，切忌注射式宣传。二曰以自身的情感刺激读者的情感。三曰通俗，不能脱离读者实际太远。四曰抓主要矛盾，先主后从，纲举目张。五曰和风细雨，步步浸润。六曰虚实结合，主观见之客观。七曰立论务公平，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八曰分阶段，由近及远，自小而大。九曰持义至坚，锲而不舍。十曰察读者心理之微，攻暇不攻坚，使之移情于不觉。

在上述宣传策略中，梁启超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从内容上，新闻宣传要抓住读者的兴趣，尽量使宣传的内容丰富多彩，并且多注意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接受宣传。其次，从语言上，宣传要通俗，充分考虑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因为宣传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若夫妄谈学理，广列异闻，自耀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4]。报刊的宣传必须领先于大众，但是同大众的距离又不能太远，没有先进性就谈不上引导，距离太远又失去了报刊宣传的现实意义。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报刊宣传的方法。他肯定猛烈煽动的宣传方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起到明显的效果，但“煽动所得为横溢之势力，故其弊之蔓延变幻，每为煽动之人所不及防；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故其效之锡类溥施，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慢慢浸润，潜移默化的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