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传播学研究

图七

传播学研究是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政治传播比例最高（20篇），首先基于政府对于公信力塑造、软实力追求和中国梦的极大重视；其次是随着互联网成为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突发事件的涌现，线上抗争的方兴未艾，都使得政府要迫切提升网络舆论引导水平；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也改变了政务公开的方式，影响了政治传播的走向，诸多变化引发了政治传播研究的热潮。

1.政治传播研究。关于国家形象与软实力追求，有学者认为：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政治经济与文化想象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条康庄大道，中国需要清晰地表达出一种批判性的政治与文化自我觉醒，从而引领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路径。[47]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国际范围内政治传播的格局，如政治传播的倡导者与流行文化的联姻，政治传播的中介成为平台的提供者而不只是信息的制作者;政治传播的受众面临理性公民主体性缺失的尴尬。[48]在中国，政治传播遭遇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网络抗争和危机涌现等问题，政府要及时应对新情况、把握话语权；利用新媒体进行政务公开；干部素质过硬、体现政府正面形象。[49]针对网络抗争，有研究者认为：线上抗争的扩散结构受制于三种面向之关系，一是抗争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认同关系；二是抗争话语流动的资本交换关系；三是抗争利益群体的权力估价关系。讨论被“关系”所定义的抗争真实，我们既应该强调抗争本身作为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关注抗争为当代中国公共政治实践注入的可能性及其所反映的新的社会权力关系。

还有学者研究美国政治传播的特点，总结为：主体和平台多样化，又相互补充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运行系统。美国的主流政治意识由多元主体参与、自下而上形成为主。美国联邦政府是政治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不能自上而下规定主流政治意识。[50]

2.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下，国际传播研究被置于显要的地位。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在世界面前长期处于被不全面、不平衡地呈现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及偏见。我们必须在传播思想上用“平常态”的文化力来塑造真实丰厚的中国形象；传播议题上以受众需求为中心的报道与主动设置中国议题的报道相结合，传播主体上由官方传播向公众参与的全民传播转变。只有中国传媒讲述的“中国故事”获得西方民众的接受甚或青睐，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51]有学者从反思的角度构建今后国际传播的新起点——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即不能以美国主流的片面世界观为范本，也必须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必须秉持开明的世界主义为起点。[52]

关于对外传播的议题，有学者总结了90年代我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不足，认为：未来可能发生从“从形象工程”到“战略传播”的转变。首先国家从战略高度着眼，对包括外宣事业在内的大传播事业进行整体性的权力收束和机制再造。其次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更新问题，要进行价值观和语法上的革命，一个贯统儒家治理理念、20世纪革命理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新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确立为主流。[53]

3.跨文化传播。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有学者从媒介文本的角度研究，认为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体现在：意象理解的差异性、不对称文化互译、模糊性话语表述、文化视域盲区和文化偏见的表现。媒介文本传播作为不断的意义构建运动，它为消除负面的偏见与误读提供了可能，要对媒介文本的各层级语言符号包括主题设计、话语表述、语言风格等的组织和生产做到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理解习惯，实现积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54]

有学者具体考查了韩剧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成功经验为：形式的创新性、内容的丰富性、政府的支持以及东方文化的普遍认同。这启示我国综艺节目要加强原创性、加强对受众心理的研究、节目制作人加强媒介素养以及政府大力支持。[55]

4.学科发展反思研究。对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研究者集中研究了传播学研究路径创新和范式创新。有学者认为：新技术引发传播革命逼迫学科进行反思，但当前大量新媒体研究只是在用新材料验证旧理论。当前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存在两种不良倾向，或是隔绝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或是随意拿来其他学科理论嫁接。当下必须进行传播学重建和范式创新。要重建理论梳理工作；不能把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研究取向当作人类传播研究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学术创新发生在跨学科，而障碍来自传统学科和专业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要克服这些障碍。[56]

关于传播学创新的路径问题，有学者认为：创新必须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限制，“区域”理论反对传播研究中的“中心—边缘”模式和普遍主义做法，坚持依据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结构性情境研究区域性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并尝试通过建构“区域化”的哲学假设、概念和解释模型，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或研究方法，这正是传播研究创新的一个新路径。

四、结语

综观2014年至2015年《新闻与传播》转载的文章，其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全面革新了大众传播格局和社会舆论环境，带来了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各领域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的转型，所有研究热点都无法回避网络新媒体时代给新闻传播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外延。

第二，关于传媒转型，媒介融合的话题逐渐进入深层次研究层面，这是基于前期浪潮式实践和跟风融合之后的沉淀与反思，有研究者开始质疑媒体融合的广泛适应性，有学者开始从媒介转型的陷阱展开分析，使得关于这一热点话题的研究更加理性、深化。

第三，传播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相关学科的融合，研究者的视野获得极大扩展，研究领域得以扩大，从政治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农村传播、城市传播、文化传播、周边传播、健康传播、民族传播到环境传播等，体现出传播学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学者们对传播学学科的创新发展也在热烈讨论中，范式和路径的变革将进一步深化传播学研究。

研究的不足体现在传媒伦理法规研究成果较少，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文章也比较少，这与当下网络新媒体伦理失范、法规缺失、新媒体人才匮乏的现状不符，亟须得到关注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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