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文摘类刊物，编辑部通过对全国主要新闻传播类科研刊物已发论文的精心筛选，对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论文进行全文转载，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权威性刊物。本文选择《新闻与传播》在2014年至2015年间刊载的所有337篇论文作为研究样本，首先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较全面地概览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总貌与分布情况，然后再对研究领域进行定性分析，得出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热点与研究发现。

调查团队构建了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目类目，将研究领域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传播史、广播电视、报业发展、网络新媒体、新闻业务、传媒伦理道德与法规、媒体经营与管理、外媒研究、传播学、新闻传播教育、舆论学和其他共计13个类目，以描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概况；在此基础之上又构建了热点研究主题的编码类目，以描述热点话题。调查团队对样本进行了分类编码，使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得到了研究领域的相关数据。

二、研究领域分布

图一

根据统计结果，2014年至2015年间《新闻与传播》中所有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如图一所示。传播学研究论文数量最多，总数达到了79篇，占比23.4%。传播学研究范围非常广，涵盖了政治传播、社区传播、城市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文化传播等多个研究领域，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方向，数量遥遥领先。

占比位居第二位的是网络新媒体，论文总数为55篇，占比16%。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学者们对互联网文化、社交媒体、网络视频、互联网群体互动、网络治理等研究课题热情高涨，部分文章对中国互联网20年展开回顾与反思。网络新媒体成为当下新的学术增长点。

再次是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总计35篇，占比10.4%。作为强势的传统媒体，广播电视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探索着未来发展路径。学者对于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如何突围、如何创新提出了观点和对策。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明显高于对报业发展(4%，12篇)的研究。

统计数据还表明，对新闻理论(8.6%)和外媒研究(6.5%)的研究较多，分别为29篇和22篇；对舆论学(6%)和微观新闻业务(5%)的研究则较少，分别为19篇和17篇。总体而言，对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研究高于舆论学研究。这说明在媒介生态发生显著变化的语境下，学者更多着眼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并汲取国外媒体发展经验，思索我国媒体融合之路。

媒介生态的互联网融合发展带来了媒体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型，传媒对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道德失范和违法违规问题，促进了媒体经营与管理研究(5.6%，19篇)和传媒伦理道德与法规研究(4%，15篇)的增长。但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不足，文章为7篇，占比仅2.1%。

三、各领域热点话题分析

在研究领域分布数据统计基础之上，调查团队构建了热点研究主题的编码类目，以描述热点话题，分析结果如下。

(一)新闻史研究

图二

新闻史研究总篇数为17篇。如图二所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占比最高，为11篇，话题主要集中在修正中国传播史的起点，研究密苏里教育模式对我国近代报业的影响，民国新闻界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响应以及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影响等。有学者认为：最晚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已经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而且将它与后来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扩散（译为“传播”）相区别，后来因新闻学的兴起以及苏联模式的一统天下，中国社会学者与传播研究被中断了。[1]

战时新闻管理体制的研究是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战时体制一直会延伸到和平年代，成为常态性新闻管理的一部分。互联网时代会使国家管理（包括新闻管理）带有更多的防御性质和战时色彩。[2]对国民党报刊的研究中，学者以《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党报的大众化为例，认为国民党党营报纸大众化为党报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经验，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与19世纪西方报纸的大众化有所区别，政治宣传色彩浓厚并有低俗化倾向。[3]

有学者撰写了记百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甘惜分教授的文章，文中记录了甘教授在实践中追求新闻真理和致力于新闻学教育、科研的一生，引领新闻后辈学习甘教授的人格魅力、学术勇气和理论胆略。[4]

中国古代新闻史集中在清初新闻管控与社会舆论治乱背离研究和晚晴自由观念的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外国新闻史主要研究缅甸160年新闻法制史和法国近代史上的书报审查逻辑。在其他类研究中，两篇论文均研究我国台湾地区，一是解严后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二是研究台湾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的变迁与发展。关于台湾媒体，学者总结访谈后指出：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报禁解除是台湾民主的自然产物。当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是基于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被访者强调应以“非无限”的自由与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场之虞，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5]

(二)新闻理论研究

图三

1.传媒业革新研究。如图三所示，新闻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集中在新闻传播业及整个传媒业的革新上，共18篇。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互联网思维指导下媒体如何转型。有学者认为：未来的传媒会以内容为中心，成为以传播为介质的一种配置资源以及一切社会生活的整合架构。在互联网背景下，用户洞察和资源整合是传媒企业在竞争中的制胜关键。[6]还有学者从大数据时代的背景出发，认为大数据令媒体运作方式变革及社会泛媒体化的加剧，但也使大数据商业模式的构建成为可能，数据驱动型传媒产业更具竞争力。传媒业必须加强对人性的关怀，避免迷失。[7]

有学者从反面出发，总结了传媒转型的陷阱，即集体“失声”、传播歧视、媒介寻租、媒介暴力、娱乐浮肿、角色错位、公关怪圈、记者无力、诉讼泥沼、炒作癫狂、舆论“魔方”和价值迷思，转型关键在于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事业及其产业发展的路子来。[8]

2.新闻传播主体研究。有五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新闻传播主体。有对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现状进行的分析，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年轻化的新闻从业者队伍是媒介转型的有利条件，薪资水平成为制约新闻队伍发展的不利因素，更好地发挥职业培训的功能乃当务之急，“混合式”职业认同亟待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转化。[9]

有学者认为，网络苛求记者“中立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却为此身份制造障碍；技术使记者更便利地介入新闻事件或引导舆论，向“倡导者”一端靠拢。记者的采编能力不断被边缘化，同时要承担新的工作任务。记者和受众的地位趋向平等，记者在社会化媒体繁荣的背景中，专业自主权呈现增强趋势，网络环境也为凝聚新闻行业共同体现提供了新的契机。[10]

还有学者揭示了在挣工分制度中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导致新闻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权力依归的事实；同时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传媒业经济增长狂潮的代价和政治后果。[11]

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群众性路线发展脉络研究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同志的宣传观与新闻观研究。

有学者将习近平同志的宣传观和新闻观总结为：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宣传工作要胸怀大局、顺势而为；反对形式主义；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理念、手段和基层工作创新；把握新闻和宣传的“时、度、效”， 正确引导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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