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干五”表达的文本分析

3.1 隐喻和反讽：诉诸理性的表达

所谓隐喻的核心即为“隐”字，往往言此意彼，暗藏杀机，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解读。而反讽则是正话反说，明褒实贬，也需要个性化的解码方能成功。所以，用隐喻和反讽的好处就是隐晦，不需要硬碰硬的对骂，摆事实、讲道理，比文采、拼幽默，大家自由辩论，形式上保有了双方文化人的修养和理性。实际上，这种看似温和的处理，如果在辩论中用得好，往往是“温柔一刀”，杀伤力更大，煽动性更强，因而也成为“自干五”和“公知”们进行话语争夺的重要话语方式，算是论战中的理性一面。

“自干五”和“公知”双方都是擅用隐喻的高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文表格中谈及天津爆炸事件时对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那段历史的引用。无论是@海南梁山说“切尔诺贝利爆炸促使戈尔巴乔夫彻底改革苏联体制。天津？”，@杨锦麟说的“另一共和国，另一场爆炸（导致苏联解体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还是@北京牙医苏建宏的提问“苏联切尔诺贝利之后几年它才倒台的？”，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是在借古讽今，隐喻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因天津爆炸事件而遭遇前苏联同样的政治危机。对此，“自干五”@平民王小石的回应套用了他们的话语模式，也采用了隐喻的形式，通过反问“9?11致2998人遇难，美国政府几年后倒台”来暗指上述将天津和切尔诺贝利联系在一起的荒谬。

而“自干五”群体擅用的另一种修辞则是反讽。比较典型的就是2015年8月16日，微博账号“寻究寻境”发布的一篇题为《自干五，你欠公知4个道歉——写在“天津塘沽爆炸”救援进行之际》的长微博。整篇文章都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通过四个道歉——“不该把事实讲得这么明白”、“不该把头脑搞得这么清醒”、“不该把立场站得这么坚定”和“不该把群众弄得这么团结”的深刻“反省”，以抑为扬，明贬实褒，嘲讽“公知”们无一点能够达标的同时，还暗含了对“自干五”群体重事实、冷静客观、立场坚定且群众基础好的自身形象的建构，幽默风趣的同时一箭双雕。

3.2 谩骂攻讦：话语权的滥用

在“自干五”和“公知”进行话语争夺的过程中，一个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对反方进行污名化的“贴标签”处理。“公知”指责“自干五”就是“五毛”，甚至连“五毛”都不如；而“自干五”则反击称对方是“美分”是“日杂”是“脑残”“弱智”。这种以“哄客叙事” （围观、对骂）和“对抗叙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王君超、郑恩，2011）为主要表达手段的话语方式，是微博平台上最为典型的非理性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群体中的个体极易放弃独立思考与个体人格，并在群体压力下陷入一种无意识的亢奋状态，从而形成对抗的舆论流。

然而，这种截然不同的能指命名，看似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实为一种相互攻讦的扯皮谩骂，但其背后反映的却往往是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当然，“网络评论员”们的“舆论引导”和政府公关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五毛”的指控却往往发生异化，成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利器。任何在特定事件中对政府功能有着相对积极评价，或者在中外对抗中倾向于政府立场的人，都有很大可能被斥责为“五毛”。而只要被扣上了“五毛”的帽子，其话语便丧失了合法性，话语内容本身很多时候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对“五毛”话语的异化和滥用，将不同政见的自由表达划分为正义公民与猥琐“五毛”的二元对立，形成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话语权力结构。而“自干五”的出现和“美分”、“日杂”的命名，以及“自干五”群体在微博平台上的一系列论辩和话语争夺，实际上都是对这种日益极化的话语秩序的抵抗，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化和冲突。而这种异化了的表达自由，往往极易导致极化的网络民粹主义。

4“自干五”表达的话语实践分析—互文性文本：一把双刃剑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凡（K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产生在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即“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也就是说，“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强调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对已有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秦海鹰，2004）所以，互文性强调的是文本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文本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

关于“互文性”，诺曼?费尔克拉夫是这样说的：“互文性的根本特征是一个文本充满了其他文本的片段。这种文本片段可以被明确区分或融入到新文本中，可以被新文本同化、排斥、讽刺地回应等。”（Fairclough,1992:84）具体而言，“互文性”是探讨文本如何吸收原有的文本，如何通过回应、重新强调和重新加工原有的文本来建立起新文本。这体现了一种话语的转化与再生产。所以，在费尔克拉夫看来，研究话语的互文性要着重研究的是：不同文本是如何被吸纳和转化，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被组合成新文本的；更进一步而言，从阶级和权力的角度看，新文本是否服务于某种社会利益和某个社会阶层。（陈阳，2007）

4.1 有效的社会动员

这种互文性的文本在“自干五”的话语中经常出现，比如前文中隐喻部分分析的对“公知”切尔诺贝利隐喻文本的化用，就属于是一种对抗和嘲讽式的文本再创造。又如，微博账号“河豚老师”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话语的套用——“血淋淋的现实让我们悲痛且警醒，真心不希望这样打脸的截图再次出现。鲁迅先生 《纪念刘和珍君》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坏到这地步。’这句话送给键盘侠，且行且珍惜。”像鲁迅这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知名作家，其作品中的警句往往深入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而对这种历史文化文本进行套用，则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和同情。

费尔克拉夫认为，“互文性过程和话语的竞争和重建秩序的过程是话语范围内霸权斗争的过程”（Fairclough, N. , 1992），这一说法用在“自干五”的话语研究中再恰当不过。在利用互文性话语与“公知”进行论辩的过程中，“自干五”们利用了民族国家等元文本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元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建构着自身身份，宣扬了其维护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最大程度地动员围观网友，获得尽可能多的舆论声援。

4.2 非理性表达的滥觞

集体行为话语的文本研究一般认为，当社会行动者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继承了某一历史文化时，社会行动者就会寻求他们的行为和这些话语之间的一致性。在这种场合下，这些社会运动者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情的准则不是策略性的输赢而是情感性的对错。他们决定依据某一文本行事，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一文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有着正义性。（Ellingson 1995; Hunt 1984; Jacobs 1996; Sewell 1985; Steinberg 1994）。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审视“自干五”对互文性文本的运用，就不难发现它的局限性——助长了“自干五”群体情绪化的行为方式，是上文提到的谩骂攻讦等非理性表达的一个心理根源。因此，“自干五”群体互文性文本的话语实践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地进行了群体动员的同时，也造成了表达权的异化和滥用，助长了观点的极化对立以及网络民粹主义之风。

5“自干五”表达的社会实践分析

5.1 “自干五”、“公知”、国家：三者角力下的话语策略

如前文所述，“自干五”产生的一大根源就是2008年前后互联网舆论被“公知”群体垄断的大背景，而由此形成的“自干五”与“公知”在微博等平台对峙的局面也延续至今，且有逐渐极化、二元对立的倾向。但正如P1和P8等人在访谈中提到的那样，“我也认识很多‘公知’，很多人本身也没有那么脑残”，“不管是‘自干五’还是‘公知’，都有很多有良知的人”，而P3则更是承认他自己就是由“公知”转变而来的“自干五”。所以，大多数“自干五”们其实都知道对所谓的“公知”不能一概而论，但意识形态领域日益严重的冲突却让他们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以一种“非黑即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主张，在信息碎片化和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环境下，以最快的速度寻求网友最简单和直接的认同。

那么，作为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自干五”，他们是否真的像主流媒体所宣传的那样爱党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微博用户“林爱玥”在其2015年8月12日发表的一篇长微博《这才是自干五》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回应这一问题：“说自干五有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这严重不符事实，现实中的自干五，大多都是无党无派，他们拥党爱国之根本，是不希望中国被美国忽悠成为下一个伊拉克、利比亚和乌克兰。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当前的网络形势来说，任何网民，不管有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只要能够与公知针锋相对，勇敢的站出来驳斥公知的歪理邪说，就是自干五的一员。这就好比抗战打鬼子，不管你是国军，还是共军，哪怕你是土匪，只要你敲过鬼子几次闷棍，你都是好汉。”所以，可能对于一部分“自干五”来说，他们的加入也许并非是出于对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只是单纯地想在一些争议问题上，不受外界干扰，发表自己的声音。正如前文一些访谈对象所言，很多“自干五”对于主流媒体的主流话语是警惕的，在国家和政府有问题的时候也是会批评的，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是互联网成为被“公知”垄断的“一言堂”。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这些人和那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加入“自干五”的原因并不相同，但他们的诉求却是一致的，就是打破日益严重的话语垄断，争取作为一个公民在公共事务上独立、自由发声的表达权。

然而，在“自干五”内部认同存在分化的情形之下，选择一种合适的话语进行群体的内部整合其实并不容易。虽然点子正提出了流传较广的所谓“自干五”的“四项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更多地是在向不了解这一群体的人介绍“自干五”的特征，而对“自干五”们的言论及行动没有太大约束力。实际上，“自干五”在与“公知”的论辩过程中，无论是采取隐喻、反讽的技巧还是互文性的话语，往往都有着相应的历史文化依据，这不仅在外部动员的维度上有利于第三方读者形成情感上的认同，在内部整合的层面上也便于“自干五”群体达成某种程度的情感共识。这也是诸多相对杂乱的“自干五”话语中所体现的一个明显的策略。然而，过多诉诸情感的后果，必然是情绪化的表达，这在另一方面却造成了“自干五”们想要争取独立、自由发声的表达权的异化。

此外，国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从“自干五”出现早期时国家的选择性忽视，到后来的态度暧昧，再到2014年底“自干五”优秀代表周小平和花千芳受邀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和表彰，自此，国家对“自干五”有了一个毫不避嫌的正式认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于“自干五”这一群体的态度有着明显变化。而这种变化似又与2013年以来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文艺工作、互联网和哲学社会科学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内容暗暗相合——“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 ，“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并在“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 凝聚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对“自干五”群体的影响，也是一个在访谈中经常被提及的话题：

“国家肯定会重视‘自干五’这样一个力量，也是因为物极必反，之前的状况实在太差了。从习总“8?19”讲话之后，‘自干五’的境况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吧……‘自干五’被官方认可为一种正能量，这个积极意义还是很大的，对‘自干五’群体本身也是一种鼓舞。”（P1）

“早在14年文艺座谈会前，国家层面就已经意识到‘自干五’群体的力量了。”（P5）

“‘自干五’从头到尾其实一直是被打压的，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如果国家还不支持的话，那这个群体可能也就这样了。现在随着国家的支持，境况有所好转。”（P4）

而随着国家的这种公开认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将“自干五”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的正能量加以肯定。（赵士兵，2014；王德华，2014；张心怡、宋雅娟、刘朝，2015）

国家的重视和主流媒体的介入对于“自干五”来说无疑是一种宣传和推广。然而，在这种“形势一片大好”之下，许多访谈对象却认为近两年的“自干五”有点儿“变味儿了”，而且直指其原因就是“利益” 。可以想见，国家的公开声援肯定会让部分“自干五”在某种程度上收获社会地位和经济等方面的实惠，但如果这种“不纯粹”的“自干五”越来越多，那么“自干五”群体是否会有逐步被国家收编的制度化倾向，甚至真的褪变成“公知”口中的“五毛”“网评员”？当然，目前下这种断言还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想必国家对于“自干五”话语的影响力还会逐步增强。届时，恐怕“自干五”们想要独立、自由表达的初衷也会有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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