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变迁以及新媒体平台的发展，“自干五”群体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以“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研究案例，从表层分析了“自干五”群体在新浪微博平台进行表达的话语内容特点、有无话语权的滥用及其舆论引导策略；深度访谈的方法作为补充，探究了“自干五”群体的自我认知以及形成这种舆论引导话语策略的心理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本文认为，“自干五”群体的产生和壮大实质上是对于国内政治变迁与全球化权力结构的一种回应，是在微博的“流动空间”进行的话语权争夺和社会文化权力的再生产。而对其话语、表达及身份的分析，也都要归结为这样一个大的语境。此外，“自干五”群体应如何善用表达权，在传播正能量的同时，追求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也是颇值得反思与探究的。

关键词：“自干五”、话语策略、“公知”、新浪微博

1“自干五”的自我认知：缘起、概念及特征

前人对于自干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自干五”群体政治及社会意义的评价。支持者认为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赵士兵，2014），应将其当做网络统战的重要对象（李风华、赵会龙，2015），是互联网时代建设主流价值观的积极力量（吴海江、杜彦君，2016）。而批评者则认为“自干五”是社会底层对政府意志的呼应，是国家权力压制和社会权利意识不张的结果（潘妮妮，2015）。此外，在一些关于微博政治派别的研究中，“自干五”往往被归为左派（程文青、沈阳等，2015）或被认为是网络舆论场正能量的一部分（何凌南等，2015）。因此，无论立场如何，此前对于“自干五”的考察大都是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且研究均出现在2015年之后，说明其尚是一个较新的热点。但这些研究对于“自干五”群体的由来、界定以及组成的描述却一直语焉不详、大而化之。然而，要研究“自干五”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不能回避也不得不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究竟“自干五”一词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什么是“自干五”？它有哪些特征？“自干五”又包括哪些人呢？

因“自干五”们“自带干粮”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的自我表达，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考察“自干五”的自我身份认知。为此，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采访了12位微博上的活跃用户，他们或是在微博上自称是“自干五”，或是在微博评论中被认为有与“自干五”相关的偏左倾向而被贴上“自干五”的标签。这些访谈大都当面进行，少数通过电话采访，按深度访谈要求，平均每次访谈时间为一小时以上。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访谈，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前文提出的若干问题。这12位受访者的简介如下：

P1：anti-cnn.com及“四月网”创始人

P2：“四月网”资深编辑

P3：某政法类大学教授

P4：国内某知名论坛版主

P5：某国家级媒体记者

P6：反伪科学代表人物

P7：某国家级媒体总编辑

P8：作家

P9：某综合性大学教授

P10：某公司公关部经理，曾为“四月网”写手

P11：国内某刊物主笔、作家

P12：旅澳华人

1.1 缘起：“五毛”、“公知”与“自干五”

1.1.1 词汇来源：“五毛”与“自干五”

之前的一些研究认为，“自干五”的概念源自“五毛”，却是对“五毛”修辞的否定与嘲讽。（潘妮妮，2015；杨国斌，2009）“五毛”是一个互联网用语，指那些因“拿了政府五毛钱”而去引导舆论的“网络评论员”。（潘妮妮，2015；吴海江、杜彦君，2016）因此，“五毛”们与政府立场相近的言论，往往被批评是来自政府的网络公关，而并非发言者个体的自由意志，“（它和商业化的‘炒作’一起）使网上言论的真假变得扑朔迷离，有可能造成‘网络（公民社会)文化’的信任危机”。（杨国斌，2009:23）

而对几位受访者的访谈，也大体上印证了这种说法。如：

“‘五毛’这个名词最初来源于日本媒体，他们报道说中国有一群人为政府说话，发一个帖子拿五毛钱，这是‘五毛’的来历。”（P5）

“‘五毛’这个词可能2004、2005年就出现了，‘自干五’大概2007、2008年也有了。开始时后来的‘自干五’这一派人骂对立者是‘网特’，即网络特务。对方回击说你们是‘五毛’，是拿政府钱财的‘网评员’，甚至是比‘五毛’还低的‘自带干粮的五毛’。”（P3）

“造这个词的目的主要是针对‘五毛’……他们觉得很委屈，因为政府也没给他们钱……为了区别于‘五毛’，他们说自己‘自带干粮’。”（P3）

所以，访谈内容佐证了前人对于“自干五”一词源自“五毛”的判断。“自干五”与“五毛”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采取了一种倾向国家和政府的立场，不同点则体现在前者“自带干粮”的自嘲上。这一说法否定了与政府的直接关联，强调自身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干五”一词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变化。

“开始‘自干五’是个贬义词，但在近一两年这个词似乎逐渐变成了褒义。”（P2）

“真正变成褒义词还是14年《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 ，但实际上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自干五就拿着这个词进行自嘲了，感情色彩也有了一些变化。”（P1）

然而，虽然号称“自带干粮”，但很多时候与“五毛”们立场相近的发言使得“自干五”在微博上受到了很多被怀疑是“五毛”的攻击。而作为一个微博的普通浏览者，我们也确实很难通过发言内容将二者进行区分。就像P2在访谈中所说，“这也没办法区分，就算你真是‘网评员’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你是‘网评员’，所以很难还击。”

可见，即使是“自干五”自己在面对攻击时都很难剖白，那么作为很难知道发言人究竟“拿不拿国家报酬”的旁观者，我们就更难通过表象将“五毛”和“自干五”进行区分了。由此可见，是不是“自干五”大抵还是一个发言者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并无太客观的评判指标。

1.1.2 社会根源：“西方”、“公知”与“自干五”

卡斯特在《身份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提出“对抗”（resistance）是网络时代身份认同的主要类型。他认为对抗类型的身份认同源自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条件的角色，与社会机构和群体之间处于原则对立而被贬损，由此而形成的处于对抗的用反排斥来形成自我保护的排斥行为，最终加深了已有的共同身份的认同和边界。（Castells,1997）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以怀疑、敌对的态度出现，广泛的共识往往难以实现。（Katz&Liebes,2007）传统媒介事件围绕舞台中心的模式已经被一种新的公共模式所取代，“新公共空间的特征便是散布各式各样互相对抗的、不协调的影像”。（Dayan,2008）而提到“自干五”就不能不涉及其被认为想要对抗的群体——“西方”和“公知”。

以潘妮妮为代表的此前对于自干五的研究普遍认为，2008年奥运前夕，一些以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报道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时，发表了大量不实言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为此，anti-CNN网站横空出世，剑指西方媒体进行辟谣。而该网站的活跃分子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自干五”。（潘妮妮，2015）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他们认为“自干五”产生于“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并在“中西之辩”中表现出“反西方”的政府立场。（潘妮妮，2015）类似地，吴海江、杜彦君的研究也提到了08年汶川地震和火炬传递风波对“自干五”群体的产生有着一定影响。（吴江、杜彦君，2016）

对于这种民族主义框架，饶谨和陈天晗等访谈对象普遍承认08年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对“自干五”产生的推动作用。然而，相比于这种框架，更多的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提出了当时国内互联网舆论环境对“自干五”群体产生的影响。

“有段时间，右翼也就是我们说的‘公知’在网络世界尤其是微博上的话语权很重，而其他的不同意见则根本发不出声音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很不好。而且，我还发现他们‘公知’会造一些谣，并且会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无限地扭曲和夸大，并引来了很多网民对政府进行批判……尤其是他们抹黑一些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是我特别不能容忍的。”（P8）

这种观点在这些访谈对象中是很有代表性的，P3、P6、P7、P10等人也都认为是08年前后互联网上针对政府和国家的负面舆论太多，造成了一部分网友内心的反感，从而产生了舆论的反弹并逐渐形成了“自干五”群体。

同时，像P8一样，很多访谈对象都把他们口中舆论上的对立面直接称呼为“公知”。那么，究竟何为“公知”？

主流意见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雅各比认为，在过去，知识分子通常都具有公共性，他们为有教养的读者而写作。而大学普及之后，科学专家、大学教授取代了他们，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所以他们是专业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雅各比，2002）学者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将公共知识分子描述为三个维度的内涵：第一是面向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公众而思考的；第三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许纪霖，2004）可见，无论是雅各比还是许纪霖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都颇为相似且尤其强调公共性的重要意义，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被BBC评为世界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首的乔姆斯基。

然而，网络上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这一名称的简化，其背后的是一种“公知”群体污名化的流变。就像《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在《公知与伪士》中说的：“‘公知’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李北方认为，现如今的公知队伍已经鱼龙混杂，甚至还掺杂了进了明星、商业大佬、网络红人，进入“全民公知化时代”。而访谈对象们也多持有这种观点，并认为许多所谓的“公知”背后往往都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或者利益诉求，因而造谣传谣的事件也经常发生在他们身上。

由此可见，“公知”和“自干五”一样，也是一个在互联网中逐渐形成的概念。而在“自干五”口中的“公知”其实是一个异化了的概念，且该群体被认为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否定政权的合法性，其二是背后有利益链条。就像司马南在访谈中说的那样，当今互联网语境下的“公知”更多时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概念。因此，08年前后持续多年的由“公知”及其政治倾向所引发的网络舆论，是“自干五”群体产生的一个更为深刻根源。

综上，“自干五”群体的产生是08年前后国内互联网舆论环境以及奥运前夕的拉萨事件、火炬传递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之前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后者，并认为这些事件所引发的外媒大量的不实报道和当时一些国家及其政客不甚友好的态度，激发了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进而导致了“自干五”的产生，但这些研究对当时国内的互联网舆论环境却鲜有关注。然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08年一系列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固然明显而直接，但当时国内互联网舆论环境长期积累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的作用却更为根本和深刻。有了这一内因，即使没有08年的那些突发事件，“自干五”群体及其与“公知”的网络对峙也迟早要出现。此外，民族主义的路径只能说明“自干五”们的辟谣传统和早期的“反西方”实践，却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下以微博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中“自干五”与“公知”愈演愈烈的论战现状。所以，在本文的研究和分析中，这两方面因素都应该被纳入思考，且尤其要重视之前较被忽视的内在因素，以使视角更为全面。

因此，从词汇上考察“自干五”的缘起只是做些“表面文章”，已有研究中对其民族主义的归因也颇有些以偏概全，而国内外政治及舆论大背景则是“自干五”群体产生和爆发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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