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草根、中层还是精英：“自干五”话语中的身份建构策略

从前文的话语分析中可以看出，“自干五”一直试图将自己的身份建构为一群独立、客观、理性、自由发声且爱国、关注公共事务的普通好公民，对“公知”的不实言论极为不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干五”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与他们话语中所呈现的“自干五”有出入吗？他们到底应该被划为是精英还是草根？

根据媒体报道和与“公知”论战时的自我呈现来看，“自干五”绝对是一群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公民。他们中有年逾七十的白发长者，也有“85 后”年轻姑娘，既有军人的后代，也有农民的儿子。（张心怡、宋雅娟、刘朝，2015）而知名“自干五”周小平和花千芳，则“一个是四川的打工仔，一个是辽宁的种地农民，均来自于普通的社会底层，有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王德华，2014）。这些关于“自干五”的报道强调的往往是他们的底层草根性与自发性。

但根据微博平台上用户的“简介”和“标签”来看，“自干五”大多拥有大学本科的学历，且媒体及相关行业的从业者较多。而根据与“公知”论战的表现来看，一部分“自干五”还有着较为丰富的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从这些特点上看，他们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但也绝非像报道中所说得那么“底层”。比如报道中只提及了周小平是打工仔，却没说他也是位小有影响的作家；花千芳虽是个农民，但也当过天涯社区“国际观察”版的知名版主，说他们是社会的底层草根恐怕定位有点儿过低了。就像P1在访谈中说的那样，“当然，为了最大程度的动员民众……肯定会说他是一个比较草根的，但实际上其中不乏很多大学生、海外华人，尤其是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他们都是中国最最聪明的一群人，说草根似乎还有些不太恰当。”然而，从权力和资源来看，他们倒也绝非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所以，大部分“自干五”在现实社会中都应该属于社会中定位较模糊的中间阶层。甚至可以说，与“公知”相对立的“自干五”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构成是与“公知”非常相似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社会中层碎片化(Damm, 2007:288-291)和网络世界阶级化（赵月枝，2007）的当下，采用比实际更低的身份定位策略，一方面有利于与“公知”拉开距离，增强攻击对方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可以最大程度地进行潜在力量的动员，扩大“自干五”的队伍及其影响力。

5.3“自干五”的困惑：认同危机

纵然有多重的表达策略，但是根据访谈内容来看，“自干五”在微博等平台进行网络表达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多个维度的认同危机。

首先就是对“自干五”身份的认同危机。访谈发现，真正完全承认自己是“自干五”的只有P1、P2、P4和P5四人。P3和P10则称在辟谣和追求真相这一点上，他们算是“自干五”。P8认为她之前是“自干五”的代表之一，但现在却和“变味儿了”的“自干五”逐渐背道而驰，甚至近来在网上她还常被许多“自干五”攻击为“公知”。P7表示自己是不是“自干五”非常无所谓，甚至其它网络上对他的攻击说法可能更形象。而被很多被网友认为是“自干五”代表人物的P6却说：“我从没说过自己是‘自干五’，也从来就不是‘五毛’”，然而P3和P7在访谈中却都认为他是“自干五”的典型代表。这种有保留地承认自己是“自干五”或者在做“自干五”的事却不认“自干五”的名，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与“公知”群体论战中，“自干五”形成的“污名”很大程度上让他们对这个标签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排斥。

其次是“自干五”内部的互不认同。比较典型的就是前文论述过的早期“自干五”和新兴“投机”“自干五”的分野。在一些问题上，他们的认知和表现存在相当的龃龉，比如在对“文登事件”进行微博讨论过程中，很多“自干五”反而攻击P8是“公知”，并且取消了对她的微博关注。

此外，外界的不认同给“自干五”们带来了很多压力。对此，P5直言之前很多单位的同事对他做这些事情很不理解，P8也经历过孩子被人肉且自己被在微博上下“追杀令”的恐吓，而P6则在讲座中被扔鞋、谩骂甚至身边朋友对他也有非议。很多访谈对象都认为，类似的这种现实生活中来自外界的不认同，让自己承受了很多压力。且由于当“自干五”也没有报酬是一种纯精神认同，所以在遇到较大压力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因此“自干五”的人员流动也比较大，长期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最后，很多“自干五”对近两年对其态度友善的国家的一些行为也不完全认同。习近平在关于意识形态的“8?19”讲话中提出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然而，在“时、度、效”的具体执行层面上，“自干五”们却多有批评：

“我们说‘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官方的‘猪队友’实在是太多了。”（P2）

“我认为类似文艺座谈会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而这些参会的人，则引起了比会议内容更大的争议。”（P3）

“国家层面为了国家安全或者网络安全，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要有一个度，不能太把‘自干五’捧在手心里，让他们飞扬跋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就不好了。”（P8）

所以，“自干五”在提到国家的时候，态度多少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国家力量的支持给他们扫清了许多障碍，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甚至在有问题的时候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批评。很多时候，他们会处于支持国家立场被“公知”骂、批评国家被自己人骂的尴尬境地，“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的状况使得他们对国家支持和批评也做不到完全的自由表达，而是要有所衡量。

总之，“自干五”在微博上进行表达的同时，还经历着自身身份、群体内部、外界、国家等几个维度的认同困惑。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干五”对群体身份的不自信，且人员流动大，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群体内部龃龉很深。这一方面让“自干五”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群体，很难对其进行简明透彻的分析；另一方面也使得外界对他们的认知容易滑向“双城记”的两级，从而让“自干五”群体的争议愈大。

5.4“流动空间”的权力再生产

“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是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分析网络社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从空间维度来认识互联网对都市和社会的深层影响。在网络微文本形态的流动中，人脉关系被发现，“圈子化生存”和“缝隙化生存”成为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刘涛、杨有庆，2014），原本孤立的空间进入了社会化重组过程，空间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关系化、流动化趋势。这与鲍曼对于“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论述暗暗相合。（Bauman，2000:2）

流动空间是一种利益-功能的空间逻辑，其本质是空间关系的激活、识别与再生产。 因此，流动空间的实质是精英试图脱离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地域—国家的社会政治控制，建立一种非历史性的流动而超越地方的“超空间”生产逻辑。（霍默,2004:172）据此，网络构建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反抗的社会运动，构造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获得了更多影响社会意识的能力。（卡斯特，2003:569）卡斯特对于流动空间的这一论述，很好地解释了“自干五”在微博平台上的表达策略、与“公知”的对抗、与国家的妥协，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问题。

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公共舆论性质的关键有两个，其一是国家中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其二是一个国家中是否存在能为精英阶层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即葛兰西式的霸权文化）。（赵鼎新，2012：282）而这种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恰恰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

1840年以后，中国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走上改革和革命的道路。科举制的废除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使得曾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孔孟儒学逐渐丧失了领导地位。1949年建国后，一个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开始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也让许多人对于曾经坚定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犯罪上升、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反弹，也使得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上难以形成共识，一个能够被各方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迟迟不能重塑。

政治精英的分裂，使得原有的政治平衡被破坏，造成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也让思想领域内二元对立的情绪滋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自干五”群体。然而，在制定话语策略的过程中，孔孟儒家传统已被破坏，新的价值观又尚未形成，如果拒绝西方的舶来品，就只能转而寻求借用历史上可能的文化心理层面的文本——1840年以后逐渐萌生的“民族国家”意识——对内统一、求得国家富强，对外反帝、求得民族独立。这种民族国家的话语元文本，因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而深入人心。今日的中国虽然早已实现民族独立，但仍摆脱不了西方掣肘，虽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却仍走在民族复兴富强这一“中国梦”的路上，因而该话语在今天仍有其意义。如汪晖老师所言，中国现代性话语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汪晖，2008：60-61）而“自干五”们希望国家强盛和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话语和行动，都多少有着这种话语的影子。因此，“自干五”群体借用了传承下来的这套“民族国家”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其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复古”的话语策略。当然，也正是这种话语上的“复古”，让“自干五”受到了诸如“文革欲孽”和“历史倒退”的批判。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经过互文整合的历史文化文本在群众动员过程中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也便于“自干五”们在“五毛”的指摘声中，在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结构中，树立自己话语的合法性，打破原本固化的地域空间控制，在流动的“超空间”中形成基于互联网的“自干五”群体的集结，强化身份认同与反抗，从而进行话语权的争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再生产。

然而，诚如郑永年在新著《再塑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互相竞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没有一种能够占据主导并为社会普遍接受，其结果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处于各自的激进化状态，并通过激进化来吸引信徒。其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群体视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为唯一真理并互不信任，这对一个国家的稳定而言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郑永年，2016：21-22，129-130）

所以，随着思想领域内话语争夺的日益激烈，国家政府亟需重新确立主流价值观的领导地位，重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就像习近平在讲话中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正是这一日渐迫切的需求，使得国家开始逐渐介入“自干五”，甚至对其表示公开的支持和赞赏。而国家的这一态度也直接导致了主流媒体态度的转变，“自干五”频频以“好网民”和“正能量”的形象正式出现。在“新闻联播”对文艺座谈会的报道中，频频出现周小平和花千芳的特写，其风头甚至超越了诺奖获得者莫言——这种特殊待遇定然来自媒体对上层意图的揣摩。国家和媒体的介入使得“自干五”队伍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和影响力。当然，随着国家的支持和部分“自干五”在现实世界中的名利双收，一些投机分子也乘势加入到“自干五”的战壕，其自由表达难免会有所异化。

归根结底，“自干五”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对于国内政治变迁与全球化权力结构的回应，是在微博的“流动空间”进行的话语权争夺和社会文化权力的再生产。而对“自干五”群体的话语、表达及身份的分析，最终也都要归结为这样一个大的语境。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群特殊的微博用户和舆论现象本身，“自干五”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内政治的变迁和对全球化权力结构的一种回应，是在微博的“流动空间”进行的话语权争夺和社会文化权力的再生产，其群体的微博表达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从表达内容来看，“自干五”的表达主要集中于五个主题的话语，即辟谣、批公知、反西方（美国）、借用历史和传播正能量。而这五大主题，大多与和“公知”的论战息息相关，并支撑着这样一个大的议题。在表达过程中因舆论引导的需要，“自干五”群体还衍生出了一套简便却行之有效的话语策略和身份建构策略。应用互文性文本的话语策略，利用了元文本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地位，进行话语的再创造，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围观网友。但与此同时，也极易引发情绪化的行为方式，造成话语权的滥用。而采用比实际更低的形象塑造和身份定位策略，则有利于“自干五”群体与“公知”拉开距离，增强自己攻击对方的合法性，并最大程度地进行潜在力量的动员。这些话语表达策略和身份建构策略，都是在与国家、公知的不断角力中产生的，也是在一个缺乏共识和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国家政府出于重塑自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目的，对“自干五”群体介入、支持并进行扶植，给“自干五”群体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怀疑与批评。

在此背景之下，“自干五”群体不能滥用自己的表达权，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判断和观点的极化来吸引拥踅，而是应该善用自己手中的表达权，一方面进行正能量的舆论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尽量追求自己标榜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而非揪住分歧不放，与不同观点的人进行理性的协商与讨论，从而弥合舆论的撕裂，创造一个理性、和谐、健康的微博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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