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接受采访回望30多年前无锡堰桥乡的“一包三改”报道。杨静/摄

改革开放40周年

最难忘无锡堰桥乡“一包三改”报道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颜老师也是亲历改革开放大潮的一代人，也写过了很多优秀的新闻作品，有没有很让你难以忘怀的某一个事件的报道？

颜世贵：我最难忘的还是报道无锡堰桥乡的“一包三改”。198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短评，后来5月28号，一版发了一篇通讯，都是报道堰桥乡“一包三改”。安徽小岗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很受农民的欢迎，生产积极性也高了，也有饭吃了。无锡堰桥乡也是在学这个东西，农村也在搞这个，农村是搞了承包责任制了，收到好的效果了。但是，苏南乡村企业很发达，乡村企业还是没有获利，干好干坏就是这样，亏损很大。后来乡党委想个办法，能不能把农村的政策引到乡村企业来，他们就搞试点，后来觉得可以。

什么叫“一包三改”呢？一包是包经济指标，经济责任，就是这个厂子包给你了，你该完成多少任务。三改，第一改是改干部，干部过去是任免制，现在是聘用制。工人过去是录用制，现在改成合同制，工资过去是固定的，现在变成浮动。做得好、做得差，效益跟着这个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采访一个服装厂，服装厂建立了好几年，那些领导干部都是“照顾干部”照顾来的，效益很差，工人意见很大，工资也不高，还有点发不出来，从那年开始，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叫大家应聘，看谁出来，有三个人出来，一个人站出来说，我可以包，但是我只包一个门市部，其他的不要。第二位上来说，我可以包，但是要精简人员。第三个出来包，在座的人员一个不精简，工人工资增加30%。后来就让他当了，一年下来挣钱了，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我那时候到无锡采访改革开放，我脑子就想着，有什么典型能够抓住。正好这个座谈会讲到这个，这个“一包三改”还没有推开，意见不太一致，无锡市委一个副书记带着一帮人搞调研发现了，他们跟我们座谈时候讲到这个，我们后来就认为确实是不错，就去采访了，写了这一条。发到报社来，马上就在一版登出来了，特别重视，影响挺大的。

今年江苏分社的社长又带着我去看，不一样了。过去我记得从无锡往堰桥乡去，堰桥乡在无锡的北边，没有路，现在变成无锡的一个区的一部分了。办公的地方也变了。我最感动的就是，当年的两个老领导都来了，一个是当年的乡长，还有一个是管工业的副乡长，和我岁数差不多，我们都老了，但是还记得这些事。当年“一包三改”起来的厂子，有的发展了，有的淘汰了。后来很多企业转制转了，有的搞得相当不错。

克服困难

推动人民日报地方记者站建设

主持人：您在人民日报驻江苏和北京站都当过站长，为推动人民日报在各个地方建记者站，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推动各个地方建记者站，为什么需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难在什么地方？

颜世贵：人民日报原来是有记者站的，1959年，根据中央的意见，和新华社合并了，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领导和新华社领导是一个人，这样把两个媒体的记者站合并起来了，一个单位两个牌子，既挂新华社分社牌子，又挂人民日报记者站的牌子，记者写稿，既是新华社记者又是人民日报记者。

随着形势发展，报社没有自己的记者也是个问题，后来报社打报告，1981年，中宣部批准，人民日报可以选派一些记者，到地方去工作。我这个时候就被派到江苏。去了以后，我们准备建记者站，没有东西。到了1984年，人民日报就打报告了，要恢复重建地方记者站。但是问题在哪？一个是没有地方，没有什么条件，同时这个牌子还挂在人家那里。

到了1986年，后来又打报告，就是要两家分开，分挂牌子。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宣布成立记者站。最大的困难就是条件很差，没有条件，另外，没有办公的地方，吃饭就别说了。我们人也少，我们当时讲的，我们要把报道搞好。要让人家知道你在这里的存在，你没有东西，报道不出东西也不行。我们江苏站是比较早成立的，当时任命我为首席记者，叫站长有点行政化了，就这样定下来了。1987年我调到北京站，到2001年年底才回记者部，在北京站待了14年。最近几年地方记者站变成地方分社了，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也在发展壮大，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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