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经验的国际传播——兼谈中国故事内容多元化构建

三、治国理政经验的国际传播机制建构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播是在现行国际体系内进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贡献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论”，为国际社会贡献新的视角，提供新的发展理念。从传播效果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尊重传播对象国的话语体系去阐释中国的立场观点，寻求最大公约数，才能更多地争取国际舆论对我方立场的理解与支持。为了争取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国际传播工作应更多地通过融通中外的概念表述，真正达到增信释疑的目标。“融通中外”，知易行难，尤其是当“中国故事”的内容建设和产品传播在实际操作中相对分离和割裂时，重传播、轻内容建设，很难成就“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多元化建构，可以从人才培养、渠道拓展、信息沟通机制、绩效管理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人才多元选拔和培养机制。扩大国内国际传播人才挖掘范围，在全国范围内跨机构、跨部门、跨专业、跨领域搭建“国际传播人才库”，以点带面，突出专业重点。跨学科、跨机构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中国故事内容建设”工程。二战后美国政府资助中情局在高校成立社会科学联合促进会，社会科学将所有学科的壁垒打开，跨界研究兴起，学术上迅速产生了一批极具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社会科学学者和“美国梦”产品。同时期苏联的社会科学被禁锢在意识形态里，国家故事的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其次，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合作网络。原中央编译局（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讲好中国故事问卷调查（2018）”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故事传播效果最好的组织排在前三位的是媒体、社会组织和高校科研机构，党政国家机关排在最后。效果最好的传播形式前三位是海外媒体报道、海外中国主题推介和自媒体传播，而官方发布的效果最为不显著。官方传播主体具有“权威发布”的特征，而非官方的传播主体是“在场发布”和“态度发布”为主。借助新媒体传播媒介，在受众那里，“在场发布”和“态度发布”的即时性和真实性往往比“权威发布”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下的国际传播主体和平台已超越官方机构和政府间平台，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商业主体和公民个人也成为传播主体。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突破了传统传播路径下的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和书籍等需要授权的公共传播媒体，以新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网络传播、点对点传播的出现和兴盛已改变了国际传播的传统制式。

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和大众性也决定了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不易被公共权力完全纳入管制。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突出政府、主流媒体之外的组织的作用，激活社会组织、智库、企业、少数民族等民间的力量。政府增加和提高对以这些主体为主导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活动的支持。目前的国际传播渠道建设的投入重点依然是机构、出版物、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传播成本高、传播速度和效果有限。可研究欧美政界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的“推特治国”“脸书理政”经验，加大对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直接的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投入。

再次，建立信息双向流通机制。对外，改革和创新我国对外信息传播平台和工作机制，拓宽海外获取中国官方和民间信息的渠道，增加信息传递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及时性，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内，多点资助专业机构长期开展相关主题国际传播效果调查、海外对中国国家发展动态和专项议题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调查，坚持调查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为首要原则，以防误导国内舆论和相关部门决策。

最后，应倡导建立健全国际传播工作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目前的传播工作停留在“传播出去”的层次，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并用以优化传播本身的工作还没有成形的机制。讲好中国故事是作为国家形象建设的内容之一，由官方统筹推进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论是作为工作推进的手段，还是工作改进的工具，建立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项目的绩效评估机制都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效果为导向，以问题破解为标准，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投入产出进行绩效管理和评估，可以“传播力”“绩效产出”为核心要素构建。传播力的评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场”，即传播主体在舆论场域内出现的频率；二是“评价”，即传播内容获得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三是“认同”，即该传播主体的传播内容是否得到了目标受众的价值认同。传播效果的评估也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无效果，即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效果；二是正向效果，即得到了预期的正面效果；三是反向效果，即得到了预期之外的负面效果。以科学的绩效评估为抓手，优化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在当下具有很高的紧迫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文献多语种数据库建设”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