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近一个多月的信息传播经历了前期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以及信息公开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本文对数十家商业平台、主流媒体的疫情报道进行了梳理与分类，指出主流媒体融媒体疫情报道具有“两微一端即时发布；权威解读切片化呈现；PUGC化现场报道；深度报道跨平台传播”的特点。此外，以“慢直播”和“建设性新闻”为代表的特色融媒体报道形式在疫情报道中也被广泛应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信息呈现 媒体表现 慢直播

距离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在官网向社会公布肺炎疫情已一月有余，回顾这一个月，本文发现“新型肺炎”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经历了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和疫情信息公开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第一阶段是12月31日至1月20日，由于武汉当地疫情信息未及时向外界公开，这一阶段由于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基本没有媒体报道的呈现；1月20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钟南山院士晚间在央视《新闻1+1》发声，武汉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从1月20日起，疫情进入全面爆发和抗疫阶段，媒体疫情报道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

2019年12月下旬，有关“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信息被武汉临床医生发布并流传于网络，但因为政府官方信息的不公开和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疫情信息只停留于碎片化信息呈现阶段，且主要以自媒体自发披露为主。

（一）自媒体自发披露信息零碎隐蔽

依托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微博、微信等为载体的自媒体（We Media）应运而生。自媒体的核心是基于普通市民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1]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特别是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随时发布和传播消息，成为信息的引爆者。

在此次疫情的前期阶段，疫情的发现与披露皆由自媒体主导和发声。2019年12月下旬，身处公共卫生链条下游的武汉临床医生在连续发现不明肺炎患者之后，将有关病情猜测和病毒检测结果作为提醒内容发布在医生内部微信群，随后“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流传网络。同时，疑似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内部紧急通知也在网上曝光，有关武汉出现“新型肺炎”疫情的信息开始呈现。但是，这一重要的具有预警性质的信息未得到政府领导层面的重视，甚至更因武汉警方于2020年元旦发布的“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而被封锁。

（二）武汉当地媒体缺位失声

虽然在突发事件中，自媒体具有先发优势，但“先发”并不是最终目的,“发出去、播出去不等于有效传播, 不等于具有了社会影响力”。[2]樊亚平曾提出网络新闻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特殊的“二级传播”模式，其认为当一条网络新闻发布后，传统媒体立即就有反应，或立即对该新闻事件进行进一步追踪报道等，那么这条新闻就往往能引起社会公众相当范围的关注，从而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相反，如若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反应，该网络新闻就不会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公众中引起普遍关注。 [3]然而，在“新型肺炎”疫情的初期阶段，武汉当地媒体基本处于缺位失声状态，比如当地最主要的综合性市民报纸《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在1月20日之前，鲜少将疫情内容作为头版内容，即使内版报道，篇幅也比较少并且基本都是“规定动作”。因此，零碎的自媒体爆料内容与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让疫情未受到公众的重视，也贻误了信息公开和扩大社会影响的最佳时机。

二、多方参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

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当晚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新闻1+1》发声，证实了“有人传人现象”和“有医务人员感染”，由此进入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除了自媒体依然自发地发布消息，比如发动救援、爆料质疑疫情防控工作等，商业平台与主流媒体也开始投入报道，参与疫情信息的传播。

（一）商业平台——数据监测、信息整合与即时辟谣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媒体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其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传播属性的商业平台。这些商业平台“具有强大聚拢用户的能力和内容分发能力”[4],掌握着最新互联网技术和充足用户资源的商业平台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发挥了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信息整合和即时辟谣等优势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商业平台有丁香医生、阿里巴巴、腾讯和凤凰网新媒体等。

1、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

“数据即讯息”[5],数据为报道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事物的角度。特别是在环境监测方面，数据可以直观地展现一个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事物的整体面貌。在此次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各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治愈病例等抽象的数据都被商业平台实时监测并以可视化的表格和疫情地图直观动态呈现，清晰明了，便于公众实时了解各地疫情发展情况。1月21日，“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疫情地图及实时播报率先上线，凤凰网新媒体、阿里巴巴、腾讯随后也分别在其客户端凤凰新闻、支付宝阿里健康、腾讯新闻上线疫情地图，在实时呈现病例数据的同时还在下方注明“较昨日”增长数据，其中凤凰新闻与腾讯新闻制作的疫情地图还支持“分享实时疫情”，公众点击即可生成图片随时分享给好友或朋友圈，用户体验友好。除此之外，凤凰新闻客户端增设“患者同程查询工具”，搜狗搜索也联合央视新闻和新华网推出“患者同程查询”辅助公众方便查询所乘班次是否有疑似患者。

2、信息整合分发方式多元

网络媒体发展的一个显著影响，是新闻生成与新闻分发（传播）两者之间的分离。[6]一方面由于各类媒体在不同媒体平台发布各类即时信息，信息增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公众查询和阅读信息的难度，公众急需核心信息的整合与分发；另一方面依托于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和较大的用户规模，商业平台在信息整合和分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商业平台借助于其优势资源进行了不同方式的信息整合。比如丁香医生在疫情地图的下方设置实时播报，只播报各地病例的具体情况；凤凰新闻开设焦点新闻、抗议一线、评论解读等专栏，分类清晰；同时，凤凰新闻还会专门设置以热点命名的专栏，比如“抢购双黄连”、“红会风波”等，便于公众查看最新报道；腾讯则是将微信公众号中的热门文章进行整合与分类，用户在微信“看一看”中的“肺炎疫情实时动态”中可随时查看。

3、信息辟谣专栏化日常化

根据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APP于2月1日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频繁出现的各种谣言对武汉人民也造成了不小的干扰，武汉人民对辟谣内容关注度在过去一周上升190倍”，[7]可以看出，在此次疫情发展过程中鱼龙混杂的谣言亟需及时而清晰的澄清与解释。“及时”就要求“日常化”，比如凤凰新闻客户端自1月23日起开始生成辟谣日报，以图片形式整理每日常见谣言。而“清晰”就要求“专栏化”，丁香医生、阿里健康、腾讯“较真”和凤凰新闻客户端都开设了辟谣专区，其中丁香医生、阿里健康与腾讯“较真”还支持用户一键生成图片进行保存与分享。

（二）主流媒体——专业化重磅报道引导舆论

在此次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以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主体部分，无论是中央主流媒体的即时性权威消息发布还是以《财新》为代表的市场化主流媒体的深度内容，都体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公共服务价值，而多篇体现专业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重磅报道也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夺得很大的舆论空间。

武汉媒体后期补位力度不足。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当地媒体由前期的缺位失声转向后期补位，但与其他主流媒体的报道相比，无论是从一线报道的数量上还是从一线报道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仍显不足。比如已于1月24日休刊的《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翻阅1月21日至1月23日的头版内容，虽都开始将疫情作为报道重点，但仍有一种“力不从心”的匆忙感。而查看两份报纸的新媒体端，自1月20日至今，虽然《楚天都市报》网页端每日更新数条信息，微信公众号也已能达到10次推送次数，但报道内容多为简单通讯或转载其他媒体文章，少有自家采写的高质量内容。

主流媒体的融媒体报道。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皆尝试融媒体转型，无论是中央主流媒体还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主流媒体，“两微一端”都已成为传统主流媒体转型的重要途径。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统主流媒体一是融合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报道，二是融合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短视频平台等多媒体平台形成一个合理的报道体系，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通过梳理多家传统融媒体报道，传统主流媒体融媒体疫情报道呈现出如下特点：

1、融媒体疫情报道特点：

两微一端即时发布。微博、客户端减少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报道的时效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因此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多家传统融媒体“两微一端即时发布”借助微博、客户端发布疫情的最新情况，包括各地累计确诊病例、疫情防控进展、官方通报、谣言澄清与解释等，以“快讯”、“最新消息”“速报”等形式报道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即时内容。

权威解读切片化呈现。面对突发的疫情和疫情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复杂信息，拥有更多的权威信源的主流媒体，通过接触各级官方机构和专家资源给予公众清晰且权威的解读，帮助人们在获得新的信息后作出相应的调整，适应外部环境。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邀请权威人士进行面对面专访，比如央视《新闻1+1》自1月27日起将节目主题调整为“今日疫情分析”，邀请最权威的专家和决策者对当日疫情进行分析、研判和提出对策，传统的电视直播联动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的实时发布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另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邀请权威人士写专栏文章，比如多家媒体在其客户端的疫情专栏中都设置了类似“评论解读”、“分析解读”等专栏，专门解读公众关切的问题；此外，传统主流媒体还将“权威解读切片化传播”，通过拍摄短视频或将长视频剪辑为小视频，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科普疫情知识，比如“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短视频播放量破百万。

PUGC化现场报道。现场报道即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通过镜头、口述等直观化展示现场动态环境。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现场报道主要以视频与图片的形式呈现，向公众直观地展示医院救治状态、疫情防控状态、市民生活状态等一线情况。但同时，由于“公民记者”的出现，传统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不再占有时效性和现场感的绝对优势，因此主流媒体要学会将“公民记者”作为报道的另一种补充，尝试“PUGC化现场报道”，也就是PGC+UGC的生产模式，专业化与用户联手生产内容。比如央视新闻与武汉当地B站UP主“食贫道”合作制作《武汉观察vlog》，央视提供平台，“食贫道”提供素材，实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优势互补。

深度报道跨平台传播。问题挖掘分析深入、信息交代清晰完整的深度报道一直是传统媒体手上的“利器”，并“渴望能在以碎片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自媒体竞争中胜出”。[8]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传统纸媒深入疫情一线，从人文视角出发关注普通人的健康与生命，并以故事性与人物性的方式记录与报道，持续产出很多优质内容，且通过“深度报道跨平台传播”实现了多渠道多触点分发，从而有利于适应深度报道的“浅度生存”。比如财新、《三联生活周刊》、《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等老牌周刊以细节生动的笔触还原鲜活而具体的一线疫情，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深度报道的内容辅以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实现了影响力的收割。

2、特色融媒体报道形式

一些近年来较新的报道形式在此次疫情报道中被广泛应用，其中以“慢直播”和“建设性新闻”为主要代表。

慢直播。1月27日晚，“中国电信”官方账号在央视频开通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慢直播”建设，到2月2日，该直播已获得8千多万人次观看，成为2020年开年的“最火直播”。“慢直播” 以一个固定的场景或内容进行自我的变化与阐释，没有后期的选择与加工，致力于提供全时的相对整体的呈现。 “慢直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2009年挪威广播公司（NRK）拍摄的纪录片《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纪录片已最原始、最枯燥的方式完整拍摄了一列火车从挪威首都奥斯陆到第二大城市卑尔根7小时旅程的完整过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受众提供一个窗口，观察世界，感受场景”。[9]这类直播的存在其实也证明了“营造在场感与陪伴感，也是直播的一种重要功能”[10]。

央视频“直播造医院”的走红也是源于其浓厚的“在场感”与“陪伴性”。首先其非常契合这一时间节点大批网民的心理与信息获取需求，“无聊”的在家生活碰上新奇的直播内容摩擦出千万的“云监工”，网友们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观看直播，陪伴感十足；另外，这场慢直播也是一次大型的“线上社交”，火热的评论区时刻迸发出网友们无限的创造力，而“云监工”的身份也使得网友们在观看的同时能够产生真实而独特的参与感与在场感。虽然这次“慢直播”的尝试为主流媒体的传统传播方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慢直播”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是否还具有这样持久的影响力有待后续的继续观察。

建设性新闻。此次媒体的疫情报道中还出现了不少“建设性新闻”，给受众带来正面温暖的力量。建设性新闻发端于美国公共新闻，虽然不是新鲜事物，但在以情绪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网络传播中，建设性新闻对舆论引导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其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文本基调是“建设性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文字文本还是视听文本，不管它叙述的主题、主体是什么，不管它从哪个角度来叙述，其文本基调一定是“积极的”、底色“明亮的”，受众读后是充满“希望的”；二是传者心理状态是“积极的”，意即透过此文，人们既能感到作者“深深的担忧”、“缜密的思考”，更能感到满满的爱意。[11]

在这次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很容易滋生和蔓延，情绪传播更需要“积极情绪”的引导，而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建设性新闻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人民日报制作的《最有烟火味的应援！加油，热干面！》原创海报，结合武汉热干面和各地特色美食为武汉加油成为紧张疫情中温暖的“治愈系”传播。

同时，“建设性新闻”不仅仅只是进行积极情绪的引导，更重要的是要把立足点落在促成“促成公共讨论、弥合社会裂痕和促进社会协同”方面[12]，比如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出品的武汉最新城市宣传片《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的更快》、新华社《武汉“封城”这七天》都通过描述武汉的生活场景来试图弥合武汉与其他城市的隔阂，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

结语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谈到：“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诚实的前提是信息必须公开！媒体必须以报道事实为己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与权力不能旁落！

（作者 栾轶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雅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1]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006年第2期。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樊亚平：《网络新闻传播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特殊模式——兼论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科学.经济.社会》2004年第1期。

[4]范以锦：《商业平台: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可忽略的力量》，《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6期。

[5]方洁：《数据新闻为媒体注入创新活力》，《中国报业》2014年第5期。

[6][10]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7]人民网：《疫情搜索大数据来了！“野味”热度排行中，蝙蝠只排第四…》。

[8]丁柏铨：《深度报道:概念辨析及深度探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9]金曙：《从慢直播实践看视频直播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9年第1期。

[11][12]栾轶玫：《媒体“四全”阶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军事记者》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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