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化運作推進可持續發展

摘要：電視問政節目是最具本土化特色的節目類型，然而節目的不可控性影響它的可持續發展，實行制度化運作成為必由之路，可以從三方面著力：建立電視問政助推社會治理的共識﹔構建電視問政的各項體制機制﹔實現節目制作的流程化運作。

關鍵詞：電視問政﹔困境﹔對策﹔制度化運作

電視問政即通過電視傳播手段，讓政府主動對接百姓，通過面對面的溝通互動，促進社會熱點問題解決。這種形式的節目又被稱為“政民對話類談話節目”。①面對央視和強勢衛視的沖擊，電視問政節目成為市縣電視台為數不多的、能夠佔據一定本土收視份額的節目類型，對於市縣電視台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電視問政：最具本土化特色的節目類型

市縣電視台在其自制節目構成中，基於本土化策略的新聞和生活服務類節目成為主打。而電視問政節目兼具“新聞”與“服務”兩種節目類型特點，因而成為市縣電視台最具本土化特色的節目類型。

首先，電視問政節目具有新聞價值。學者李良榮認為，新聞價值是能夠構成新聞的事實所含有的引起人們共同興趣的素質。②新聞價值與受眾對新聞事件的感知密切相關，陳力丹指出，與受眾利益越相關的事實越有新聞價值，與受眾的心理距離（興趣、教育背景、經驗等）越近越具有新聞價值，著名人物身上發生的事實更具有新聞價值，沖突性越大的事實越具有新聞價值。③電視問政節目聚焦本土老百姓正在遭遇的生活與生存問題，並且常常由普通觀眾代表之口直接向官員提問，節目內容與本土受眾具有極強的利益相關性和心理貼近性﹔節目中的另一“主角”是當地政府官員，他們常常在各類會議、活動中出現，是當地“名人”，如今以平等視角出現在電視問政節目中，尤能引發關注﹔節目中常見言語交鋒，你來我往，具有沖突性，這也成為一大看點。可見，電視問政節目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老百姓愛看。

其次，電視問政節目具有服務屬性。電視問政節目區別於一般談話類或辯論類節目的顯著特征是，必須解決實際問題。由於老百姓的生活問題往往隻在一時一地，而要實現最快速的解決，必須減少溝通環節，與最基層的地方政府面對面溝通，因此，電視問政節目隻在城市電視台乃至縣區電視台普及，省級台和央視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電視問政節目。解決實際問題是電視問政的應有之義，否則電視問政就成了官員作秀的舞台，老百姓得不到“實惠”，也就不會再去關注。

電視問政節目之所以能在地方電視市場站穩腳跟，甚至蔚然成風，與對其地方受眾的審美需求和現實需求的持續滿足分不開﹔其興盛也從一個側面突顯了市縣電視台的存在價值。

二、困境：節目不可控阻礙可持續發展

電視問政節目涉及電視台、政府部門、觀眾代表三方，其中，政府部門的支持是節目成敗的關鍵，然而這也是節目最大的不可控因素。如果政府部門不重視，空有電視台和觀眾的熱情，節目也難以持續。

以筆者所在的佛山電視台三水分台為例，2009年5月19日，三水分台電視問政節目《智匯三水》正式推出，在縣、區一級推行電視問政，在當時廣東省內尚屬首例。節目最初的定位為“科學發展大家談”，旨在聽取社會各界聲音，匯集民智，推動三水區各項事業發展。雖然有三水區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領導小組、三水區委組織部、三水區委宣傳部參與節目主辦，但是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對節目的介入並不深。例如政府職能部門代表以“聽”為主，主動發聲不夠，相反，專家、各界代表、民眾的建言獻策較多，雙方之間的互動較少﹔缺乏跟蹤反饋機制也導致節目的實效性不夠凸顯。隨著節目推進、收視提升，政府部門也愈加重視，三水區黨委、政府甚至將電視問政工作寫進了政府的工作報告，區財政也劃撥了專項資金來保障節目的正常運作。在此背景下，《智匯三水》迎來第二階段改版，主要變化在於，節目中鼓勵爭辯和交鋒，強化互動，並引入了跟蹤反饋機制，在流程上加入了督辦、回復及跟蹤反饋等環節。改版后的節目真正具備了電視問政的特質，問政效果顯著提高，大受歡迎。然而到了近些年，由於政府人事變動、工作思路轉換等多方面原因，一些領導不願意上節目，一些部門對節目中問題的回應不夠到位，最終影響了問政的效果。《智匯三水》的播出時間也因此多次做出調整，從原來的每周一期，到兩周一期，再到后來的不定期播出。由此可見，電視問政節目的命運，往往掌握在政府手裡。

除了政府部門的影響，觀眾自身參與程度的高低也影響著電視問政的效果。比如在節目錄制過程中，很多現場觀眾不願意發言，或者不擅長發言，亦或准備不充分，發言脫離主題，導致節目成了政府部門的“獨角戲”，電視問政成了“電視會議”。另外，電視問政節目的主創人員的策劃運作能力和責任心也對節目效果產生重要影響，例如節目前期准備不充分導致議題設置隔靴搔痒，或者對職能部門的跟蹤和推促不到位，影響了節目反饋效果。總之，電視問政節目涉及的因素較多，並且每種因素都具有不可控性，這影響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三、應對之策：如何實現制度化運作

所謂制度化運作，就是將節目中的不可控因素轉化為可控因素，並將可控因素固定下來，建立常態機制，實行流程化運作。在此過程中，針對政府的工作仍是重中之重。

（一）形成電視問政助推社會治理的共識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創新社會治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的瞭望哨，承擔著環境監測和溝通社會的重要職能。電視問政節目以電視特有的視聽優勢和資源優勢，鏈接多元主體，建立溝通機制，引導輿論，化解社會矛盾，正是一種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對社會治理水平的提升無疑具有莫大助益。例如圍繞“創文”，佛山電視台三水分台電視問政欄目《智匯三水》推出了“分隔欄該不該設”“文明出行我做起”“公交線路設置大家談”“三水好人、三水精英”等議題﹔又如圍繞社會管理創新，欄目推出了《亟待培育和發展的NGO和社工》《慈善超市的創新之路》《多元經營創新物業服務》等內容。觀眾通過觀看和參與這些節目，能夠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最終達到自我規約、自我管理的目的，社會治理就在這種潛移默化中進行。

電視問政跟網絡問政、微博問政等新媒體問政方式以及電台問政、報紙問政等構成了一個立體化的問政體系，是公眾參政議政的有效渠道，體現了民主政治的精神。政府、媒體、研究機構、受眾等所有利益攸關者應充分認識媒體問政的必要性，積極參與到當中來。

（二）構建電視問政的各項體制機制

首先，確立以地方黨委、政府為主導的電視問政運作方式。要把電視問政的平台搭建起來，單憑電視台的力量顯然不夠，因為牽涉的部門太多。由市縣（區）黨委、政府牽頭，成為“一把手”工程，電視問政才能有號召力。以佛山電視台三水分台《智匯三水》的實踐來看，政府的作用要繼續加強，除了原來的組織部、宣傳部牽頭作為組織保障外，還需要紀檢監察部門的介入，隻有這樣才能強化媒政互動、官民互動。

其次，建立考核制度促進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參與電視問政。政府職能部門的不重視、態度惰怠、不積極響應市民訴求，都會影響電視問政效果。有考核、有賞罰，才能有約束。可以嘗試將職能部門領導或代表參與電視問政的次數，督辦和落實問題解決是否及時、到位等納入政績考核，借以營造爭相參與電視問政的氛圍。

另外，建立電視問政的常態化工作流程。例如要把電視問政的議題、形式、時間等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確定下來，並建立一套問政后的意見分析和問題答復機制﹔責任的追究和落實也必須基於制度文本，使一切工作有章可循。

（三）實現節目制作的流程化運作

除了政府部門要實行制度化建設，相應的節目制作流程也應該實現標准化、制度化。將節目中重復出現的元素，如人物、主題、場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主題、對話、視覺風格等，記錄下來，轉化為操作規范，形成所謂的“寶典”，也是一種制度化手段。尤其是電視問政議題的設置，應建立明確遴選標准，關系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特別是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都應該納入電視問政的范圍。文本化的操作規范能夠顯著降低節目制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即便節目組出現人員變動，新的工作人員也能按圖索驥，迅速上手，確保節目質量的穩定性，從而有利於節目的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李斌.電視問政：漸入正軌 未臻佳境[J].南方電視學刊,2012(6).

②羅安余.論受眾需求與新聞價值的實現[D].暨南大學,2000.

③陳力丹.新聞理論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