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具有客觀需要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大國憑借其經濟、軍事方面的實力，將自己的發展模式連同思想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一起向全球輸出﹔而那些二戰后獲得獨立的國家，也普遍存在“西方崇拜”情結，認為將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直接拿來使用就能取得成功，就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但事實証明，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並不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現代化夢想，這方面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近些年來，許多國家對於西方模式，尤其是其中的價值觀捆綁戰略產生質疑與反感﹔一些採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也因“水土不服”陷入失望或絕望中。與此同時，“中國經驗”、“中國模式”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與重視。“中國經驗”的特征恰恰在於：中國沒有迷信西方模式（包括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而是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現代化道路，進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模式。這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自主實現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就連一向認為民主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也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思想體系第一次迎來了真正的挑戰——中國體系……這種中國體系正被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人們接受並學習。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這才是能夠保証最好最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體系”。

事實正是如此。曾經擔任埃塞俄比亞領導人21年的梅萊斯·澤納維2012年去世前就經常表示，希望本國效仿中國的經濟戰略﹔他指出自由市場的局限性，並就埃塞俄比亞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建設謀求與中國的合作。事實上，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國家資源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埃塞俄比亞政府就以中國模式為樣板，制定政府部門主導的經濟發展計劃，大舉投資發展基礎建設和制造業，被西方媒體稱為“非洲版中國”。IMF數據顯示，埃塞俄比亞2016年的GDP總額超過肯尼亞，成為東非第一大經濟體。雖然這個“非洲版中國”目前仍然面臨著很多挑戰，包括整體經濟基礎薄弱，失業率高，種族矛盾時有發生等等，但是其政局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不久前英國《衛報》文章引述埃塞俄比亞一位官員的話說，“我們落后中國20年，我們要效仿他們，趕上他們。”文中表明，這樣的國家不僅是埃塞俄比亞，其他如盧旺達、玻利維亞等國都希望學習中國的經驗，實現本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在制定本國相關政策時，也借鑒了中國的經驗。例如2015年4月，中央對外聯絡部組織以學者為主要成員的交流小組對老撾、柬埔寨進行工作訪問。其間交流小組成員圍繞深化改革、治國理政的新理念等話題向老、柬政黨干部做了專題介紹，老、柬政黨干部則紛紛提問，迫切希望了解中國的治國、黨建理念和具體做法，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從嚴治黨、依法治國方面的經驗，黨的基層組織的建設以及反腐敗巡視、嚴查嚴打的做法等等。尤其是老撾，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老撾就學習中國經驗，開始實行“革新開放”﹔老撾人民革命黨借鑒中國紀檢工作的做法，對其紀檢系統進行了整改，建立了群眾、輿論及黨外監督一體化的機制。事實証明，對於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經驗或模式要比西方模式更具普遍意義和示范效應。這既是一種客觀需要，也是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歷史使命。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細分受眾，提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效果

落地涉及受眾，受眾需要細分。而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受眾”有著明確的闡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隨后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本身就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我們也要通過推動中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的機遇，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並同世界各國分享。”

由此可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中，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我們重要的受眾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向發展中國家傳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單是指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思想、觀念、主張進行普遍性的宣介，還要求傳播主體具有國別意識和問題意識，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提出的相關問題和所存疑惑做出必要的回應，擔負起釋疑解惑的責任。

我們知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建設則是其中的重要抓手。而“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

應當充分肯定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出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介紹這一倡議的理念、宗旨和目標，並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達成合作共識。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舉辦，進一步擴大了“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國內主流媒體也投入其中，全力進行宣傳報道。但是“一帶一路”畢竟涉及不同地域的數十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社會文化習俗、歷史發展軌跡不同，對於“一帶一路”共建的訴求也有所不同，誤解、偏見與疑惑在所難免。我曾經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一帶一路”對外傳播中，中國對外傳播主體的當解之“惑”包括四個方面：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和現實憂慮。所謂慣性思維，是指人們基於以往的經歷與感受，對當前事物產生的一種套路性認知和刻板印象。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就是一例。所謂對接困惑，是指“一帶一路”倡議應與沿線各國自身發展戰略相契合，否則對方難免出現疑惑與排斥心理。所謂認知落差，是指中國的形象自塑並未在對象國受眾那裡獲得相應的認可，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反差。所謂現實憂慮是指與中國有著利益糾葛並處於大國博弈角力場中的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表現出的復雜心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疑惑的存在將會影響“一帶一路”共建的質量與進程，甚至直接影響它的落地效果。這就對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對外傳播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樹立“一國一策”意識，在充分了解沿線各國涉華輿情的基礎上，進行對應性的、細致入微的溝通，該解釋的解釋，該澄清的澄清，防止因輿論畸變導致雙方利益受損。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中，除了發展中國家之外，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眾更是我們應當重視的受眾群體。如前所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並憑借其信息資源佔有上的優勢將這種看法傳遍世界，影響著更多人對於中國的認知與判斷。如果說，在對外傳播中，我們面向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釋疑解惑的話，那麼有的發達國家則主要不是“疑”與“惑”的問題，而是有意為之，其言行背后是意識形態偏見和利益博弈的考量。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幾十年間，來自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幾乎沒有中斷過﹔最近一段時間，從政治領域到安全領域，從經濟發展到科技進步，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又卷土重來。2017年12月18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特朗普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特朗普政府重新界定了中美關系，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者”(competitors)﹔而在特朗普的首個國情咨文演講中（2018年1月31日），他則進一步將中國（和俄羅斯）定義為競爭“對手”（rivals）。其他國家也緊隨美國發表指責中國的言論。例如英國針對中國提出“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經濟學人》雜志在封面文章《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中指出，中國試圖對其他國家的政界、媒體和學術界進行滲透和分化﹔澳大利亞的一些媒體捕風捉影，刻意渲染中國對澳的所謂政治滲透﹔德國、法國、意大利聯合起草了一份加強對外資並購審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資在歐洲的收購。

就其性質而言，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是世界格局、大國力量對比變化之下的產物，它所針對的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中國，而是綜合實力快速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因而具有更強的威懾與攻擊力度，或可視為西方國家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新的戰略博弈的開場鑼鼓。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輿論攻勢，中國不能回避。不但不回避，還要盡快學會、掌握輿論戰的策略、技巧，進行有效的應對，並做好長期作戰的准備。如果應對不力，西方國家的涉華輿論必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聚合，廣泛擴散，產生集群與極化效應，從而使中國在“缺席審判”的境況下被貼上更多的標簽。這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非常負面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進行輿論應對時，應當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妄自尊大，二是妄自菲薄。具體來說，我們既沒有必要以西方人的視角反觀中國，人雲亦雲，人輕我輕，缺乏自尊自信，喪失國格人格﹔也沒有必要自我膨脹，大言炎炎，睨一切，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面前喪失判斷能力，以至腹背受敵，陷於被動。說到底，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我們既要堅持原則，敢於發聲，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態度，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講究戰略戰術，以大國心態從容應對，以包容、和平、理性贏得尊重。這才是由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邁進的中國應有的姿態。

綜上所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這一思想的傳播又具有廣泛的需要。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堅信：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是我國獨立自主進行改革開放探索的必然結果，它充分印証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仍然葆有生機與活力，並打破了西方模式具有唯一優越性的神話。由此出發，我們需要進行觀念和心態上的調整，充分樹立自信，進一步增強主體意識和引領意識，以中國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經驗、理念、思想與世界分享。與此同時，包括媒體在內的對外傳播主體還應具有問題意識，並由一般性的政策闡釋轉變為針對性傳播、嵌入式傳播和精准傳播，及時回應不同國家對於中國的關切與質疑﹔進行必要的輿論引導與糾偏，避免這方面話語的主觀性、概念性、空泛化與表面化。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外傳播的題中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