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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0月30日揭晓，中国人民大学陈国韵同学的论文《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态度行为研究调研报告》获得二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摘要：近年来，以社交网络、微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化媒体创新发展的势头较为迅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化媒体工具应用大国。目前我国网络社会化媒体运行整体呈现出用户规模庞大、言论活跃、互动频繁等特征。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传播事件多次发生，在网络环境内造成了较大的恶劣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高校学生群体是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群体对社会化媒体工具普遍较为熟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表达意识。本报告重点研究高校学生群体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信息传播的态度行为的基本类型与特征，深入剖析了形成某态度行为的内在外在原因根据，并结合网络媒体使用与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可行性建议。本文对深入把握网络新媒体运行规律，正确审视对待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现象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校学生 社会化媒体 微博 运行机制 谣言 传播 态度行为 原因根据
一、本项研究背景情况说明
（一）社会化媒体的概念
1.定义
社会化媒体是一个近来出现的概念，大致上指的是“能互动的”，给与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或者说，如果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平台基本上就是毫无内容的媒体。在社会化媒体领域，有两个关键词：UGC（用户创造内容）和CGM（消费者产生的媒体）。
2.特征
参与：社会化媒体可以激发感兴趣的人主动地贡献和反馈，它模糊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界限；
公开：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可以免费参与其中，他们鼓励人们评论、反馈和分享信息。参与和利用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
交流：传统的媒体采取的是“播出”的形式，内容由媒体向用户传播，单向流动。而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于，内容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双向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交流；
对话：传统媒体以“播出”的形式，将内容单向传递给受众。而社会化媒体则多被认为具有双向对话的特质。社会化媒体改变以往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为多对多的“对话”；
社区化：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们可以很快地形成一个社区，并以摄影、政治话题或者电视剧等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
连通性：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具有强大的连通性，通过链接，将多种媒体融合到一起。
3.基本形式
最常见的是博客、微博客（微博）、轻博客、互动参与式百科、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
4.类型
社会关系网络、视频分享网络、照片分享网络、合作词条网络、新闻共享网络、内容推选媒体、商务关系网络、社会化书签。
（二）研究意义
了解大学生对社会化媒体传播谣言的态度以及在生产、接受、传播信息过程中的行为，有助于了解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有助于了解社会化媒体这种新的信息媒介传播信息的特点，进而了解它传播谣言较之传统媒体的新特点；其次，有助于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对网上纷繁的各种信息所做出的反应。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谣言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谣言产生、传播过程和危害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早在1947年，美国学者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便对谣言传播的心理有了系统的研究，并总结出谣言的基本法则，即R~i×a，即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卡斯?R?桑斯坦（2009）认为谣言的传播者可分为谋求一己私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谣言的接受者则可分为处于困境者或受先入为主观念影响者。他提出谣言通过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两个部分重叠的过程传播。当受众倾向于相信他人所信或所为时社会流瀑就会发生。谣言引起的恐慌也通过这一从众心理广泛散播。当想法相似的人集中在一起时，往往经过交流后得出比先前更加极端的想法。这便是群体极化效应。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这一效应常使受众由半信半疑转变为坚定相信。在互联网谣言大面积扩散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感到谣言的强势和辟谣的无力，对此，伊丽莎白?诺尔-纽曼的（1991）理论解释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能够影响公众对一间气候的感知，进而影响民众在公开场合的意见表达。从而表现为沉默螺旋中，被感知到的优势意见的扩大与被感知到的少数意见的沉默。
对于网络传播，近年来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业内人士朱海松认为网络传播具有不可预测性、连通性、开放性、互动性且没有终点，网络传播不稳定同时不可计算、不能集中控制，是一个混沌过程，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但是在网络传播中，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当中，存在着信息节点，形成无标度网络模型，少数节点连接数大大超出普通节点。20%的知名博主有着80%的流量、过千万的点击量，同时又有巨量“僵尸博客”存在。关于此类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学者刘晓红、卜卫（2001）认为受众的判断受到先前知识、处理策略、人口特征、媒介接触频度、卷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网络传播赋予广大网民以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力，何威（2011）认为网民既生产内容又是受众，他们生产新闻信息、观点评论、知识和艺术作品，他们在生产内容的同时也生产内容传播的渠道，网众通过其媒介接触和使用，生产社群。
目前日益发展的社交类网站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媒介。这些社会化媒体中存在意见
领袖，当这些意见领袖最先发表相关消息时，其他受众跟进形成连锁反应（Noelle-Neumannm & Mathes, 1987）1984年，麦克库姆斯（M. McCombs）等说明，媒体并非平等地对待所有话题，其中部分被详细报道，另外部分的报道则被削减的十分严重。这类似于金融学的格雷欣法则，网络中可以观察到，谣言的传播面积、速率均高于真实信息和辟谣信息，后者在网络传播中被明显的削弱了。
网络媒介的重要使用群体之一是大学生，在对大学生网络使用状况的研究方面，周朝霞、张国良等（2005）调查认为大学生网络使用正在从稚嫩走向理智和成熟，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金星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使用网络提高了大学生的信息解读、沟通交往能力。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日趋理性，网络素养持续提升。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学界对谣言、网络传播、社会化媒体传播、大学生使用网络情况有着具体和详尽的论述，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目前对于网络谣言或者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以及大学生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的态度尚没有十分具体的专项论述。当前网络社会日益崛起并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和对作为重要用户群的大学生与网络谣言态度、行为互动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四）研究流程与研究方法
1.研究流程
本项研究全程历时约2个月，主要环节流程包括选题选定与研究方案框架设定、初步访谈并查阅前期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假设整理研究思路角度、设计编写调查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处理调查结果、展开案例分析研究与针对性访谈、撰写调研报告。整个环节安排完善有序，结构紧凑，能够有效保证本项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项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实证属性，开展针对性问卷调查是其内在要求。基于我们的研究假设与研究预期，我们编写设计了《高校学生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态度行为研究调查问卷》。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累计30道题目，题目类型涉及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限选题、多项任选题、量表题、组合式题目与案例分析题目等形式。问卷总体质量较高，对真实全面反映被调查者观点态度，推动本项研究进程作用突出。
（2）理论研究法
本项研究的成功推进，与学界众多学者前期研究成果关系密切。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跟踪把握网络媒体领域的最新动态以及学界对此的研究进展，拓宽理论视野并丰富研究视角，为本项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思路引导启发，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总的看来，本项研究在理论研究层面做到了扎实、充分、高效。研究团队在研究前期查阅了大量相关领域学术专著与在权威学术期刊上新近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梳理归纳总结了诸多高价值的信息，并将本项研究纳入理论化、体系化的轨道中来。
（3）交流访谈
作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补充，访谈交流有助于充分、直接、有效地获取目标研究信息。研究团队结合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的相关问题，在我校与北京其他几所高校随机选择了若干位普通同学进行询问访谈，了解他们对特定问题的观点看法，并与问卷调查结论相互比较印证。此外，研究团队还约请了学界权威教授专家发表意见，为本项研究提供进一步理论支持。
（4）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一年以来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内影响力较大的谣言传播事件，了解知晓案例所涉及事件的被调查者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观点认知。这两个案例分别是：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引发国内民众“抢盐风波”，2011年7-8月“郭瑶假冒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引入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被调查者在具体事件环境中的态度反应，为研究结论的得出提供多方面的佐证。出于研究便利性考虑，我们将案例研究嵌套在调查问卷之中。
二、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播态度行为样本分析
（一）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1.背景信息说明
本项调查共发出问卷308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在全部样本中，男性被调查者比例为37.66%，女性被调查者比例为62.34%，样本覆盖本科一年级至博士研究生各学历层次，被调查者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主要涵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沈阳、大连、兰州等地，另外部分样本来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少量样本为海外高校中国籍留学生。被调查者主修专业涉及众多领域，新闻传播类、财经类、理工类等学科门类均有代表。总体而言，本调查样本选择基本实现了年级层次、地理空间分布、知识结构背景的相对全面覆盖，样本结构较为科学合理。
图表1 被调查者性别构成
2.网络媒体使用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各类互联网络媒体工具的使用度均较高，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媒体工具为社会化媒体网站（84.4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化媒体工具在当前高校学生群体内部已经实现高度普及应用，登录使用社会化媒体网站已经成为高校学生群体网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2 被调查者网络工具使用情况
本调查样本每日平均网络使用时间在2小时之内的比例为19.81%，每日使用时间在2-5小时的比例为64.61%，每日使用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比例为15.58%，样本整体每日网络使用时间平均估计为3.42小时。被调查者社会化媒体登录使用频率普遍相对较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能够保证每天至少有一次登录使用行为，其中高达56.8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每天多次登录使用社会化媒体工具。多数被调查者社会化媒体工具使用经验丰富，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的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现象和行为关注度较高，对于这一问题普遍拥有切身体会和相对独立自主的判断认知。
（二）高校学生对谣言信息态度行为反应样本分析
1.受众群体对谣言传言信息初步反应样本分析
在本次调查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经常在网络媒体中发现未经权威方面证实的传言信息或者是谣言信息。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在传播环节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受众到达率，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用户对这类信息的获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受众群体对于此类传言谣言信息的基本认知判断和态度行为反应对于这类信息传播效果的达成与传播目的的实现影响突出。
图表5 被调查者在获悉谣言传言信息后的态度反应
调查显示，存在25.0%的被调查者对此类信息持采信的态度（即选择“完全相信”或“部分相信”），表明此类信息在高校受众群体内能够形成一定的传播效果。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对此类信息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表明此类信息对于这些受众产生一定的作用，受众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尚无法对信息作出准确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同时这部分受众并无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明确表示，可以推知这部分受众对于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环节作用影响较小。存在31.82%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权威方面出面对信息进行澄清、证实或证伪，这反映出部分受众在有限的信息掌握知晓量下依靠自身力量对信息本身进行判断行为的困难性，显示出这部分受众对权威信息、正面信息较高的需求度。另外，也有部分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相信”与“无聊，视而不见”这两个选项，可见这部分受众对此类信息抱有倾向性排斥心理，对此类信息习惯性地赋予主观认定，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谣言传言信息的作用效果相对微弱。
2.受众群体转发扩散传播行为样本分析
图表6 促使被调查者怀疑信息真实性的因素
针对引起高校学生群体怀疑信息真实性的原因，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是“信息来源不明，发布主体并非为正式的组织机构”。尽管有些信息很难单纯从其内容上明显判断，但是其消息来源却是引起质疑真实性的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另外，从内容本身来看，有64.88%的被调查者因“信息中词语运用存在显著倾向性与色彩性”，55.85%的被调查者因“信息过分强调部分细节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而促使其对信息真实性产生质疑。对于同一事件，当事各方往往会基于自身立场，陈述不同的事实经过，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色彩性和过分强调细节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思想倾向，不具有客观中立事实属性。
本次调查中，58.5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求证，也不会转发那些模棱两可、感情色彩强烈的信息，另有近两成的人表示会在求证真实的前提下转发，同时有17.06%的受访同学甚至在求证其真实性后也不会转发。基于前面的数据可以得知，大多数受访者对于信息转发基本上还是持有较为慎重的态度。但需要注意到的是，仍有8.0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在不求证的情况下就进行转发。尽管这个数目仅占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系统思想的网络社会化媒体，使得每个受众用户都成为了一个“自媒体内容发布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经他一个人转发这条未经证实的消息，他的所有好友或“粉丝”就都能浏览获悉到这条信息，而在其上百个好友粉丝中，只需有几个人接续转载，就很有可能令更多的人获知这条信息。这条信息的受众规模量度与受众范围广度将以几何级数迅速增加和扩展。
求证信息真伪的方式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被访者选择“借助权威媒体”来验证信息的真伪。也有将近半数的被调查者通过“自己多方求证”来辨别其可信度。仅有少数用户借助转发量和发布者的知名度来帮助判断。
在对被调查者转发原因的调查中，多达58.52%的受访者表示“这条信息意义重大，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受众对信息价值的认定成为重要的传播行为动因，此外选择其它选项的样本比例相对平均，这表明受众转发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影响。
本题将各分支题目选项“完全无影响”、“基本无影响”、“一般”、“有一定影响”、“有很大影响”分别赋予整数值1-5，面向整个样本进行统计，并计算各分支题目选项参数平均值。
信息自身的内容形式结构特征对于受众转发行为的产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各分支题目选项平均值均大于3，可见信息内容所牵涉的社会热点话题与公益性主题，信息发布来源的权威性，信息表述结构的严整性与结论的明确性等因素对于受众转发传播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助推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对无转发传言谣言信息行为的社会化媒体用户的行为原因进行了调查探究。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选择“不认同其观点或质疑这些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这一选项的比例明显偏高，达72.83%。
由调查结果分析可知，部分受众能够对此类谣言传言信息作出基本事实价值判断与认同度感知，出于质疑信息真实有效性的理性心理因素，加之受众拒绝认可信息所承载的态度观点的判断选择，这部分群体在对待谣言传言信息的行为上会表现出主动抵制，回避参与的现象。
讨论分析受众群体对已被证明过的信息行为态度，多数被调查者表示不会采取继续传播原信息的行动，另外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同样不会发布或转发澄清或辟谣言论。另一方面，有约59.0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可能在小众群体内部通过人际传播方式扩散信息；此外也有17.21%的被调查者对利用网络媒体发布澄清或辟谣性质的信息言论持积极态度。
3.作为原始信息源的受众态度行为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得知在被调查者中，有约7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经常或偶尔有过针对热点话题原创内容并在网络媒体平台发布的行为，这表明对于高校范围内的网络媒体用户，大部分受众不仅以信息接收者或次级传播者的身份存在，同时兼有公开信息制作者与一级传播者的身份。尽管仅有8.7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原创信息并发布，但是考虑到网络社会化媒体传播环节的即时性、广域性与多级扩散性，这部分原创信息的影响力不可小视。
对于有过原创信息并公开发布行为的网络用户而言，传播活动中自我审核控制的环节对于保证信息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图表15可知，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会对自己的原创内容进行真实性确认。另外有20.13%的被调查者称自己无需查证即可确认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判断推知这两部分群体在信息制作与发布环节承认自己负有信息真实性责任，并可能对信息传播产生的问题采取积极态度。同时仍有25.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核实信息的意识，这部分用户有成为不实信息、片面性或不完整性信息源头或助长此类信息传播势头的潜在可能性。
对于信息的一级发布者或次级转发传播者而言，发布决定的做出必然以一定的信息次级因素或目标动机为基础和推动力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承认自己在信息原创发布或在信息转发环节中存在对信息传播效果的预期，仅有21.75%的受访者不是如此认为。在调查结果中，有约半数的受访者对信息可能产生的效应持积极的欢迎姿态，但本选项并未限定该效应为正面或者是负面性质。另有14.61%的受访者与18.51%的受访者分别选择“可能引发负面效果”以及“对负面效果担忧”这两个选项，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信息传播效果没有进行足够预见，以及部分受众对原创或转发信息行为的事实上的部分否定，也不排除一些受众用户有意制造负面的传播效果。
（三）谣言传言信息传播范式考察与生命历程分析
本题命题出发点在于整理归纳谣言传言信息传播进程中后期在网络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并探知高校学生群体在网络媒体应用经历中对这些现象的注意度以及此类现象背后反映出的社会化媒体自生或外生行为举措的效度。
本题中，“传言谣言信息在广泛传播数日后，呈现出关注度骤然冷却的情况”、“传言谣言信息在一段时间后趋于消亡，很少有人反复提及”、“传言谣言信息被澄清与辟谣言论所覆盖”三个选项均得到约半数被调查者的认同。上述三种情形在高校学生群体网络应用实践中出现的概率较高，我们可以推知，根据多数高校学生用户的观察，谣言传言信息的生命历程较为有限，谣言传言信息在形成传播影响效果的同时也显现出趋向衰亡的必然归宿。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热度越高，受众对其知晓度与关注度就越大，受众对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怀疑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必将促使更多真实信息被披露与解读，更多对谣言传言信息的纠正信息或是对其的批驳言论涌现，此外也会出现更多对谣言传言信息及其恶意发布者的批评谴责。
也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传言谣言信息超越网络社会化媒体界限引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与“网络传言谣言信息被传统媒体调查报道后被澄清”这两个选项。可知有部分被调查者注意到传统媒体等外部力量介入网络社会化媒体内部发生的谣言传言传播事件。我们在此将非社会化媒体内部因素造成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效能弱化或消失的现象描述为外部净化效果，促使这种效果形成的影响力即为外部净化力。与之相对应，社会化媒体对于谣言信息传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净能力，这种自净能力是社会化媒体的固有特征，是社会化媒体用户在高度互动性、参与性的应用空间内自发产生的对于信息本身的真实度检验与对正面信息的针对性传播。从社会化媒体运行现实状况来看，用户行为具有能动性特征，同时这种能动性行为存在高度可复制性与可仿效性，在社会化媒体运行环境中，正面信息的多级传播扩散将使得社会化媒体对于谣言传言信息的自净能力发挥到可观程度。
（四）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管理举措的意见样本分析
1.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传言信息影响主观测度样本分析
问卷第20、21、22题的设置目的在于集中了解被调查者对网络媒体中，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中存在的谣言传言信息现象的主观态度认知以及这些信息对自身和社会影响程度的主观感知。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倾向宽松管理，认为对于存在于网络社会化媒体中的谣言传言信息“可以适当加以管理，但不必过于严苛”；另有29.55%的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持有明确反对和抵制态度，认为应当“应该坚决制止”；存在5.19%的被调查者认为“只有当谣言产生恶劣影响时才需约束管理”，可见这部分受访者对于谣言传播的态度决定于现实效果的性质，而非谣言信息自身性质。此外，有1.95%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于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无需加以约束，存在7.79%的被调查者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从总体上来看，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主张对谣言传言信息加以“适当”的约束与管理措施，网络谣言信息传播存在一定的社会根源与传播者主观心理动因，并与信息透明程度与共享程度不无关联。尽管部分谣言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是基于不正当目的，但是部分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实质上成为社会化媒体内部对信息进行自我求证、自我辨识的过程，信息的发布者与次级传播者自身并无特定不良目的。同时对于社会化媒体内部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也难以界定直接责任人与过错方，针对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的约束管理很有可能趋向简单化、机械化，很可能造成管理方式与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规律以及社会化媒体应用发展趋势契合度不高的情况，多数受访者主张审慎对待网络社会化媒体约束管理的态度具有一定合理性。
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谣言信息对于自身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受访者占全部样本数的7.14%，而持谣言信息对于社会“有很大影响”的比例却为55.52%，可见二者数据相差之悬殊；认为谣言信息对自身生活“稍有影响”的受访者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为44.81%，而在判断对社会影响程度的题目中，这一比例为36.04%；认为谣言信息对于自身“没什么影响”的受访者占据37.66%的比重，认为谣言信息对社会“没什么影响”的比重为3.25%。
高校学生群体对谣言信息对自身的影响程度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被调查者普遍认为谣言信息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在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对谣言信息影响的主观测定中，“第三人效应”已经可以被观察到。
2.受众群体对社会化媒体管理举措意见建议与认可度样本分析
本组题目命题出发点在于全面考察高校学生群体对网络谣言信息治理以及健康有序网络信息环境建设管理的意见看法，这部分的分析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化媒体谣言信息传播治理管理必要性，二是社会化媒体信息管理的对象指向，三是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对信息传播管理的策略建议。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对谣言信息的始作俑者采取处理措施，仅有6.17%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处理。具体到处理举措，“建立用户黑名单，对上榜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发言予以限制”赞同比例最高，达64.29%；此外，“短期禁止发表言论”这一举措同样具有相对较高的赞同度，“永久注销其微博账号或撤销其他社会化媒体使用权限”这一举措的认可度最低，多数被调查者支持对谣言源头传播者实施一定程度的制裁举措，被调查者对于制裁严格程度有所保留，不希望对其采取撤销、剥夺使用权限或诸如此类的驱逐、排除性措施。
被调查者对是否制裁谣言次级传播者（多为社会化媒体内有信息转发行为者）这一问题态度基本持平，赞成比例为45.13%，反对比例为54.87%。这反映出被调查者对于转发者是否应该为其行为付出代价这一问题尚未存在明确倾向，态度观点相对分散。
在本调查样本中，近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抢占先机，挤压谣言生成空间”这种策略来应对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网络谣言泛滥的现象；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以此疏导社会公众负面情绪；相比之下，支持“加强网络监控管理，完善网络谣言预警与处置机制”这一举措的被调查者相对较少。总体而言，高校学生群体对于谣言传言信息治理和良好网络媒体环境建设有着诸多建设性意见建议，更多的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倾向于来自主管机构和社会化媒体运营方面以及社会化媒体用户等多方面的共同举措，相对支持以引导疏导方式为主，关注点瞄准减少谣言信息传播，净化传播环境的治本之策，同时存在部分受访者对有关机构管控性举措态度相对消极。
我们列举了部分正在实施或者可能即将实施的社会化媒体管理具体手段措施，调查受访者对于这些举措的认可度，统计结果见下图：
本题将各分支题目选项“完全赞同”、“基本赞同”、“无所谓”、“不太赞同”、“完全不赞同”分别赋予整数值1-5，面向整个样本进行统计，并计算各分支题目选项参数平均值。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得知被调查者对于“存在组织机制化的微博帐号或群组在微博平台上进行言论核实、纠正、澄清等行为”赞同认可度最高，该选项量表均值参数为2.1；“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运营商要求用户实名注册”选项均值参数为2.77，赞同认可度次之；另外，被调查者对“社会化媒体运营方对用户发言内容进行审核并限制部分言论发布”认可赞同度相对较低，选项均值参数为2.98；受访者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单方面停止对某用户提供服务”这一举措的赞同度最低，选项均值参数为3.33。
分析表明，样本群体对于社会化媒体管理措施的认可度选择结果与由20题所得的被调查者对网络谣言传言信息态度吻合度较为理想，可以判断高校学生群体对于相关机构对网络谣言传言信息约束以及对社会化媒体进行常规化管理抱有谨慎化、灵活化的期待，以及以“建设性、疏导性”措施为主的基本取向。
（五）典型案例考察研究
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发生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与由杭州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在浙江省温州市境内发生追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该事件立即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针对该事件的各类信息呈现高活跃度的传播态势。
网络社会化媒体内部对于本事件的讨论异常热烈，大量相关信息充斥其间。2011年7月29日，即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6天，腾讯微博一位署名为“郭瑶”的用户吸引了大家关注的视线，此用户发布微博称：“我的一百天大的孩子在此次事故中不在了，微博中上传了多张孩子的照片，微博上说我儿子生前手上戴的小手镯不见了，银色的，上面有波浪花纹，有看见的请通知我一下，希望你们能体会一个母亲的心，做做好事。”
这则微博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影响，该微博的转发量很快突破数十万次，包括众多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数百位微博认证用户对郭瑶的微博进行转发。然而，这条微博信息很快引发了部分网民的质疑，微博内容与照片信息中的疑点一一被指出，网民最终确认微博用户“郭瑶”事故遇难者家属的身份并不存在，其发布的信息均为伪造。
该事件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媒体的重视，2011年8月3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报道《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对最近时常出现的微博谣言现象进行了批评。
我们围绕网络媒体受众对具体案例的心理反应面向高校学生群体展开调查，结果如下：
问卷中本题命题出发点在于调查了解受访者在获知某一特定传言谣言信息后的主观反应。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本谣言信息持质疑态度。有63.41%的被调查者倾向认同“这只是部分网民的一面之词，可信性存疑，姑且听之，但未必信之。”这一选项。仅有少部分被调查者表示同意“同情‘遇难者家属’”或者“我应该‘帮助’这位“遇难者家属”维护自身权益，自己要转发扩大其影响。”
受众群体对谣言信息的积极反应是促使其主动转发传播该信息的重要驱动因素，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驱动因素来自与信息刺激，谣言信息中内容性质，语言表达特色，信息中情绪化倾向与逻辑结构化特征程度，均可以成为刺激来源。根据本题的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对这部分产生“积极反应”的被调查者的心理机制作如下解析：
外部干预影响机制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导向性作用。首先，本案例中的谣言信息具有较高的受众到达率。“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引发全社会持续高度关注，从事故发生以来关于该事件的信息不绝于耳，重大事件舆论语境背景已经形成，受众被置身在这一信息语境中接受与事件相关的各种信息，假冒事故遇难者家属的谣言信息在这样的信息语境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传播力，收获了相当程度的传播效果，信息的受关注度与影响力很快达到较高水平。
其次，谣言信息的内容属性对于传播效果存在一定影响，分析本则微博谣言的内容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事件情况与当下热点紧密相关，情况描述具有一定悬疑性，亲情叙事结构被充分渲染，直接提出公益诉求，形成行动倡议。我们认为上述因素可以构成影响受众认知形成的浅层显性刺激源，另外本谣言中蕴含有同样发挥作用的深层隐性刺激源，这些隐性刺激源借助显性刺激源为载体表现，并依赖于显性刺激源的作用效果而发挥出自身作用效果。本案例中，“郭瑶”单方面的叙述很容易使受众产生对救援工作组织不力与救援人员失职的推断，进而促使部分受众强化行动愿望，也许谣言信息的发布者并无此方面考量，但是此类隐含信息的传递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
部分受众的心理弱点对谣言信息的传播扩散具有关键作用。本案例中的谣言信息事实上存在诸多疑点，在信息来源、照片资料、以及情况描述中，经仔细观察与推理判断后我们都可以发现应存疑之处。被调查者中相当一部分表示对这一信息持谨慎态度，不会轻信其内容，另有部分受访者对这一信息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可信性积极判断，这固然与这部分被调查者所受到的外部干预密切相关，也同这些受众防御虚假信息的意识薄弱、求证意识与求证能力不足、易受特定信息刺激干扰等主观因素不无关联。
当地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强烈地震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放射性物质借助大气与海洋水体向其他地区扩散，我国部分民众开始出现担忧情绪。3月15日，果壳网发表一篇题为《以碘“抗”核？或许有用，但没必要》的文章，本意为疏导公众恐慌情绪，结果却致使“服用加碘食盐可以防御核辐射”的说法广泛传播，谣言转化为公众大举抢购食盐的现实行动，3月16日，全国多地食盐供应告急。
3月16日至17日，微博出现的有关“抢盐”的微博多达245万条。“危盐耸听”、“人盐可畏”、“胡盐乱语”、“盐阵以待”等以盐为谐音的成语和段子频出。某网站辟谣团队通过拥有200多万粉丝数的“头条新闻”帐号辟谣，向用户澄清食用碘盐对防辐射没有多大用处。
浙江宁波政府在17日采取了调多种措施试图控制食盐抢购现象，并在一天内奏效。
我们针对被调查者对“谣盐”风波相关信息的知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知晓这起谣言传播事件。在对此事件知情的被调查者中，相当一部分受众群体是在谣言传言信息传播初期即已获知相关情况并开始关注，对应本题选项，有约六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最先了解到的信息为“日本核泄漏事故导致污染物扩散，有人称使用加碘食盐可以减轻核辐射对身体的危害”。另有大约三成的受访者最先了解到“我国部分城市出现了集中抢购食盐的现象，众多超市食盐供货紧张”这项信息，这部分受众对信息的跟踪略显滞后，但仍属于在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环节初期即予以跟进关注。此外，也有少数被调查者表示在该信息传播演变进程的中后期开始获悉相关情况。总体而言，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在谣言信息产生早期，且信息未被有效澄清证伪的阶段内已经开始知晓并连续关注最新动态。
多数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在本谣言信息出现初期就已经注意到并始终保持密切跟踪，调查结果表明这条谣言信息在传播初期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网络社会化媒体受众内部吸引了一定关注度，另外网络环境下的传播势必推动谣言信息在人际间的进一步传播，短期内谣言信息的传播能量将达到峰值。谣言信息的传播也将具有公共事件的性质，所带来的破坏力将不容小视，谣言信息自身附带的扩散力也将进而转化为公众行动力，对社会生活产生显著影响。
对于那些在谣言信息传播演变进程中后期获知本谣言事件的被调查者，他们首先获知的信息未必是谣言信息自身，而是经过网民自主生产的具备一定调侃戏谑性质的澄清、批驳言论，也可能是权威机构发布的辟谣信息。在本案例中，社会化媒体用户对谣言信息在社会生活中引发的一连串行动进行了性质认定与价值评判，对本事件的评价基本上呈现负面特征。呼吁理性思考，以及对谣言以及部分民众行为进行讽刺批评的言论跃升为主流言论，我们注意到这个过程体现着网络用户行动的主动性与自发性特征，社会化媒体很快实现了对谣言信息的自我净化。
三、本项研究初步结论
（一）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态度行为反应的基本特征
根据本次研究，我们初步总结出高校学生群体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态度行为反应的几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基本特征的归纳将帮助我们相对全面了解把握高校学生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状况。
高校学生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知晓度普遍较高，这一现象应归因于高校学生群体中社会化媒体高普及率强互动参与性。高校学生群体平均每日登录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时间相对较长，接触到社会热点事件以及部分热点言论信息的可能性较大。部分高校学生对此类事件抱有一定兴趣度，在获悉此类信息后也可能持续跟进关注其动态进展。
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信息的态度反应总体上相对正面，调查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生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对传言信息的真实性存有怀疑。部分被调查者称在信息违背准确证实前，自己并不会参与转发传播活动，也有一部分被调查者表示就爱那个针对这些谣言信息采取包括搜寻权威媒体报道在内的行动举措。总的来看，多数高校学生不会恶意发布或者有意传播谣言信息或未经核实的传言信息。
高校学生对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的态度行为存在显著的心理机制作用的痕迹，谣言传言信息向高校学生施加影响，不仅与其媒介形态的自身特点有关，更与受众主体主观心理机制密切相关，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高校学生在社会化媒体使用环境中具备较大的行动势能，拥有一定的潜在影响力。高校学生自主意识较强，自我表达意愿较为突出，预期并欢迎个体或群体影响力的形成。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象并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推动文明良性网络媒体环境的建设性的因素。
（二）社会化媒体内容传播机制与范式特征对谣言传言信息传播提供客观条件
谣言信息传播在互联网媒体环境中由来已久，不同类别形式的网络媒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谣言传言信息。近年来，随着Web2.0技术应用的日益成熟与普及，社会化媒体的创新普及，用户生产内容的技术门槛大幅度降低，以SNS、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产品已经成为时代新宠。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目前有近半数网民在使用，比例达到48.7%。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内容信息空前丰富，影响力与传播力强大，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的范式与效果正引发全社会关注重视。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之所以受到追捧，与其自身独特的功能设定与内容形式特点密不可分。一位互联网业界著名人物曾经指出，蓬勃发展的微博实为10年来互联网应用的集大成者，它兼具门户网站的大众传播效能、即时通讯工具的点对点人际传播功能、博客的自主内容生产以及社交网络的互动交流等诸多优势，微博的流行为互联网技术发展大势中的必然现象。
我们认为微博作为一种网络媒体工具，在信息传播机制层面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特点，这些特点其他类型的社会化媒体也不同程度地具备。其一，微博工具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属性，用户在遵守运营商服务协议的基础上均可以注册微博帐号，用户群体数量规模庞大、覆盖广泛、背景复杂。其二，微博是“自媒体”工具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低技术门槛条件下，微博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发布原创信息，上传照片或视频资料，并有意识地转发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这些UGC（用户内容生产）内容多数具有非权威性、主观性、片面性与非严肃性，多数情况下难以自证其实。其三，微博环境中各用户在信息传播环节中呈现高度平权化的特征，用户发布信息与选择接受信息的自由权利高度平等，微博环境中用户行为具有显著个体化特点。其四，微博工具实现了网络环境内社会类属与级差扁平化。基于各微博用户传播客观条件的高度平权化的现实状况，不同信息发布者所提供的信息被信息接收者平等获得，社会化网络媒体系统内各个用户间均可实现点对点直接沟通，无需经过中间环节。其五，微博以及其他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扩散限于一定范围，这一范围由与该用户建立关系（如“粉丝”、“好友”等）的全部用户组成，并且在多级传播结构中，这个范围可以迅速扩展，形成“核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效果。在上述几种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传播机制中，信息发布权利的充分可获得性、信息传播把关环节相对缺失、信息发布主体的强能动性、信息流通环节中高度即时性与强互动性等特征均为社会化媒体内谣言信息频繁出现且快速扩散传播的重要作用因素。
在内容特征层面上，每条微博的信息容量以140字为上限，在如此有限的表达量内，很难呈现信息的真实全貌。具体来看，对某一事实的叙述，如果将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环境、细节要素悉数涵盖，短短的一则微博恐怕是力有不逮；再者如对某一观点的引述，限于字数引述者可能无法将这一观点完整引用，难免出现原有观点被肢解，甚至是断章取义，产生误导效应，使得信息极易被受众误读，进而以误传误。微博信息“碎片化”的内容形式，客观上为谣言等不实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土壤。“碎片化”的语句可以为谣言的制造带来方便，因为在微博环境内各类信息的表现形式较为趋同，谣言信息具有相当程度的迷惑性，受众往往不易分辨；同时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也使得信息本意在传播环节中出现偏差与失实，也许这些并不是信息发布者主观预期的结果。
（三）主观心理动因是高校学生形成对网络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态度行为的关键根据
高校学生群体对于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中流传的谣言传言信息普遍形成了一定的态度认识并作出行动反应。不同学生对于谣言信息传播的认识和态度多有不同，对信息原创、转发、求证等行为举措也各有选择。我们认为高校学生主观心理动因为其态度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力量，对主观心理机制的探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谣言传播机制意义突出。
归纳起来看，我们认为高校学生群体对于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的态度行为的动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主观机制解释。
信息接收环节中发生外来信息与主体固有认知冲突引发主体怀疑或认同心理反应，受众在使用网络社会化媒体时需要处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中一部分对于受众而言并无异常属性，受众在获知信息后或忽略或记忆或采取行动；另外存在一定数量的信息，其内容与表达形式与受众日常生活经历与主观认知经验存在不适应性。在此情况下，由于存在较强的认知惯性与经验依赖性，部分受众可能拒绝接受此类外来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产生怀疑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受众认知惯性与依赖性相对较弱，固有认知不足以对此类信息起到排斥效果，这部分受众很有可能对谣言传言信息持有认同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进一步态度行为。
相关领域知识存在缺失致使受众对该领域内谣言传言信息处置经验不足，是引发部分受众群体信任谣言传言信息的一大原因。部分受众群体受到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以及生活经验背景状况的限制，无法对相关信息可信性与科学性做出准确判断，可能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加之主流权威信息在谣言传播初期的缺位，更是为谣言传言信息快速扩散传播提供了空间。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被调查者关于此类谣言信息所涉及到的行为方式有如下几类：“视而不见”、不转发、转发、原创、求证、抵制和主动辟谣等，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主体在做出上述行动的时候，对信息的真伪性质未必有明确认识。
对谣言传言信息的敏感、脱敏或无敏导致主体对部分信息选择性注意或选择性忽略。受众主体很可能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内出现的谣言传言信息处理经验不足，或者谣言传言信息内存在某种与受众主体存在关联的细节部分，这些都可以致使受众主体对谣言传言信息产生敏感反应，并引发其对此类信息的选择性关注。另一方面，受众主体对网络中流传的谣言信息的特点性质较为熟悉，处置经验也较为丰富，对于此类谣言信息已经实现“脱敏”或者始终“无敏”，则会表现出对这些信息的选择性忽略或主动疏离排斥。
从众效应、“晕轮效应”等心理机制对于受众主体做出转发行为影响较为突出，是推动谣言信息迅速扩散传播的重要因素。从众效应是指，受众主体在群体压力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群体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改变自己的态度行为的现象。在谣言传播中，一条信息的转发量或受众主体可感知的关注度对于该受众主体转发传播行为会形成一定暗示推动作用，这些行为积累叠加后将会产生巨大的传播能量，甚至转化为社会行动能量。所谓“晕轮效应”，是指某人或某物的某方面特征能够给人留下某种印象，这种印象认知会形成一个“晕轮”笼罩其上，影响主体对该人或该物其他行为或状态的认识取向形成。通俗一些讲，“名人效应”就是“晕轮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看，受众主体很容易模仿跟随公众名人的言行，在微博中，加“V”认证的微博用户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信息一经他们发布或转发，将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几何级数般的爆炸式传播效果。调查结果显示，一部分高校学生的确受到这两种心理机制对态度行为的干预影响。
一些积极的心理活动对受众主体特定态度行为的形成作用显著，我们在此初步总结几种。利益回馈期望动机强烈的社会化媒体用户希望借助引人关注的信息博得高关注度、高知名度与高被认可度，他们有可能自行创编信息并公开发布，并乐见、欢迎这些信息产生的传播效果，以迎合自身信息满足需求。部分信息与一些用户兴趣点或现阶段关注点形成契合，这些人自然会对此类信息保持积极态度并可能产生较强的行为意愿。受众用户的规避风险动机可能引起沉默或谨慎对待的行为，受众用户主体不希望发布传播性质不明或性质负面的信息，担心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也有部分受众对谣言传言信息持有相对理性认知，同时拥有一定责任意识，表示愿意采取主动或参与信息求证、澄清与辟谣行动，为呼吁抵制谣言传播，尽快削弱谣言不良影响，匡正公众视听贡献力量。根据调查结果，我们注意到以上几种心理机制在高校学生群体中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体现。
（四）谣言传言信息自身内容形式对于受众态度行为的作用影响
受众主体对谣言传言态度行为的形成不仅受到主观心理动因机制的影响，同时谣言信息自身的内容以及表达形式也会对受众主体态度行为的生成产生一定的作用。首先我们来考察谣言信息内容特征对受众的影响和及对其判断的干扰。
一条谣言传言信息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关注度，形成显著的传播效果，与其内容所牵涉的话题不无关联，网络社会化媒体用户，特别是高校学生用户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较为关注，另外这部分受众用户思维相对活跃，言论观点表达意识较强。谣言信息若涉及社会公益性话题或者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相关，自然会带来广大受众用户的普遍重视与积极行动。
信息语言要素的使用特征对受众主体认知形成也有一定作用，谣言信息往往带有信息发布者主观色彩，在部分词语、语句的选择表述上存在一定态度倾向或性质倾向，一般较少使用中性词句或客观性表达，受众主体在接触这些信息时很有可能被其迷惑或者误导，也有可能在接受此类信息时，信息内容所引发的作用与受众主体自身对信息所关联的人物事件的主观认定型预判相互叠加共同发生新的作用。也应该发现，信息表述结构对受众的判断认知能够形成一定效果，论证逻辑结构严密、结论突出明确的信息可能具有较大的诱导力与传播力。另一方面，信息表述结构缺陷是很多谣言的固有特征，受众主体对这些结构性缺陷的敏感程度会对态度行为的生成产生一定影响。谣言信息消息源往往被模糊处理，经常出现消息源缺失或者指代不明确的现象；信息部分细节被有意忽略或刻意强调，事实信息存在明显误读与曲解痕迹。若受众主体能够捕捉察觉到上述缺陷问题，那么这些受众具有一定的谣言信息甄别能力，能够相对理性、客观地审视对待此类谣言传播现象；反之，则这些结构缺陷不足以对受众判断认知构成足够干预，受众对谣言信息的态度行为仍受到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五）谣言传言信息生命周期阶段问题与各阶段受众主体行动特点
有学者认为，谣言信息从进入传播渠道开始，将会经历滋生期、蔓延期以及消弭期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对传者以及受者有着不同的心理映射。我们认为，与谣言生命周期三阶段相对应，谣言传播能量将依次经历积聚期、爆发期以及耗散期。与此同时，谣言传播效度将会依次经历“低效果期—高效果期—低效果期”演变模式。归纳起来看，在谣言信息传播初期，存在几种“致谣因子”共同发生作用，这些“致谣因子”主要包括社会动态热点事件，公众对部分事件的质疑，以及权威信息缺位而产生的“真相真空”等诱发因素，也包括谣言信息制作者的主观因素。在谣言传播中期，由于谣言信息形成较大规模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很有可能对部分受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干扰，另外在这一阶段也孕育了反谣言传播的积极因素。在谣言传播后期，谣言信息很可能被多方面力量所证伪，谣言信息得到澄清并快速消亡。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借助了问卷调查与典型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对谣言生命历程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于谣言传播后期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自净能力进行了重点观察。在案例中的谣言传播中后期，谣言信息的传播扩散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传统媒体借助公信力强势地位对谣言信息进行澄清，对恶意散布并传播谣言的行为进行谴责，有关主管机构也介入谣言传播环节之中，权威声音的出现令网络谣言几无立锥之地。对谣言信息的“外部净化机制”当然值得欢迎，不过我们也应该设法增强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自净能力。我们认为，对谣言信息的自净能力是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与生俱来的特性，由于受众广范围的覆盖度与多背景性，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中健康成分不会被排斥在外，正面信息利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机制同样将实现可观的传播效果，并有效覆盖、冲抵、弱化谣言等不实信息的传播效能。
与事实上存在的“外部净化机制”相对应，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内部的“自净机制”也在不断成熟。我们认为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自净机制”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普通用户对谣言信息的质疑与自发性求证态度行动、权威帐号信息披露与公开及对谣言传言的澄清、以辟谣为功能定位的微博或群组。上述三个方面在谣言传播环节中互为补充并共同发挥作用，将形成强大的自我净化能力，也将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重要推动力。
四、可行性建议
（一）正确审视当前网络媒体环境中谣言传言信息传播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以网络和手机为主要传播介质的新媒体实现了多种媒介传播手段与形态的融合，媒介产业与信息通讯产业之间的交融越来越密切，并使跨媒介的整合传播成为新趋势。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兴盛正是顺应了互联网新媒体快速移动化的发展态势，2011年微博在中国发展进入实热阶段：微博用户数量爆增，并且引发了微博问政热潮。作为一种新兴的、功能强大的传媒形态，微博自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微博谣言的不断等。这是网络新媒体不断发展，越来越深入到网络用户日常交往的领域范围之后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应该正确审视当前网络媒体环境中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现状。
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在内容的表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由于字数的限制和格式的宽泛要求，它不需要像传统媒体那样将新闻事件的背景以及全部细节过程展现出来，因此受众所得知的事实不一定是全部真相，甚至很可能只是对真相的推测。这种片面性和主观性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此外，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在信息发表和转发传播方面的便利性也容易滋生谣言。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而且几乎没有门槛限制，操作十分简单，而且大多数社会化媒体都具有“一键转发”的功能，被大量转发过的微博其阅读人数也会十分庞大，因此一旦谣言产生，其传播的速度和规模都会很惊人。
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在传播新闻等方面的速度远超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但是在公信力上却要逊色很多。微博力应该与公信力相结合，网站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官方微博对流传的信息进行核实，以此来提高微博的公信力。此外还要加大辟谣力度，对辟谣信息传播的媒介渠道和信息源进行更加充足的利用，在谣言传播范围并不广泛时就加以制止，正确引导公众的舆论导向。主流媒体也应该担当起引导舆论的责任，在澄清事实真相方面为社会化网络媒体提供帮助。
（二）应该进一步明确并积极看待网络媒体用户在谣言传言传播中的正面作用
在“全民记者”时代，网络媒体的用户不再单纯只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可以随时利用手机等工具即时发布自己身边的新闻，因而也成为了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者。用户在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在网络谣言的传播系统中，他们既可能是谣言的发布者，也可能是谣言的传播者和受众。
虽然我们不能限制博友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让他们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不去主动传播违法、有害信息。网民应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及道德自律，谨防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者。对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的新闻不能盲听盲从，面对没有事实根据或不确切的信息，应该不随便转发和评论。
高校学生是网络媒体用户中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相比于其他用户高校学生的反应更加理性、冷静，对于谣言有一定的辨识和判断能力，受到谣言传言信息的干扰影响有限。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了解到受访的高校学生对于网络谣言的反应基本是“视而不见”、不转发、转发、原创、求证、抵制和主动辟谣等几类，而在这些选项中大部分受访者对于网络上的传言都希望借助权威机构进行证实。对于有些借助“科学理论”支撑的谣言，有些高校学生也不能完全辨识，因此还是需要培养高校学生主动求证、辨伪的精神。
我们应认识到网络媒体用户中高校学生群体对推进网络媒体健康良性发展，构建文明、有序、理性的网络社会环境的正面效应。重视并善于利用高校学生受众群体在遏制谣言等信息扩散传播行动中自发形成的质疑意识、求证意识，激励高校学生在净化网络信息传播环境，维护广大网络媒体用户信息权益方面进一步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在顺应网络媒体传播规律、保障网络媒体用户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审慎推进社会化媒体管理举措
理想社会化媒体管理机制应该体现将“自律力”同“他律力”相结合的理念。消除网络谣言不仅需要靠网站的完善和网络用户的自觉性，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系统的网站管理办法。应该加强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虚假信息监测及预警机制。要从根源做起，第一时间发现谣言，做好预警，组织辟谣。发现虚假信息作为首要环节尤其重要，其对虚假信息是否会被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要求加强对微博的监测机制，广泛地分析、采集来自网络、媒体及公众等多方的信息，从技术上增强虚假信息识别能力，为及时破解虚假信息奠定基础。另外除了及时发现虚假信息，还要做好研判、预警工作，依重要性程度、结合公众当前的社会心态，准确把握虚假信息之于公众的重要性程度及敏感度，有效预警，及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澄清谣言。
对于网络的管理，我国还存在很多立法盲区，但对谣言的传播在中国现存法规条例中也有适用之律。国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对网络谣言行为的惩罚量化，这样有利于制止并消除网络谣言。除此之外，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还需要一套自治性机制作为谣言的应对机制。目前国内已出现这类组织，如“果壳网”专门开设了“谣言粉碎机”专题板块，由20 多位高学历的成员组成，曾破获多起谣言。社会化媒体可以借鉴这种做法，针对谣言设立版块进行监测，也会吸引用户的兴趣，带动广大用户形成质疑和求证的意识，有利于提高其媒介素养。
（四）推动信息公开，以权威信息抢占先机
网络社会化媒体中谣言传言信息的滋生与蔓延一定程度上与信息公开迟缓、权威信息缺位不无关联。当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部分主管机构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预见不足，经常通过封锁、回避的方式拒绝透露相关信息，以求尽快平息事态，保证社会稳定。近来发生的多起谣言传播事件一再证明了这种信息管理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群体对真实权威信息的强烈需求。谣言信息在公众恐慌、不安的情绪中快速扩散，权威方面的澄清、辟谣信息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不能及时制止谣言负面信息产生效应。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调整应对公共事件的处置方法，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与新闻发布机制，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达相关事态最近进展与权威信息，有效疏导排解公众不良情绪，愿于并善于同公众群体保持良性沟通互动，促使事件尽快得到圆满解决。
五、后期研究建议
（一）跟踪观察微博实名制等针对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举措的推进实施，全面评估其对谣言传言信息传播的作用影响
北京市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微博在2012年3月16日全部实行实名制，采取的都是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方式。在贯彻《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座谈会上，北京市网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3月16日将成为北京微博老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的时间节点，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微博客账号注册信息真实是指用户提交网站注册的信息，用户使用微博客服务的名称可自愿选择。同时，开展微博客服务的网站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微博客用户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是其法定义务。
微博实名制对网络上的谣言传言信息的传播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效防止网络欺诈。有了实名制的制约，社会化媒体上的谣言很容易查出其散布和传播者的真实身份，这样有利于减少谣言，同时对散布谣言者给以惩罚措施。同时，实名制的实施意味着过去在微博营销领域长期被使用的“僵尸粉”将被清理出局，那些依赖僵尸粉成长起来的所谓“大号”，也将面临冲击和考验。
但是实名制也有一定的弊端，在互联网时代推行区域制的政策在政策落地方面将遇到诸多困难，此政策十分可能遭遇不易落地的情况。如若真正实行且执行得力，在政策确实落地的情况下，对整个产业产生影响也是有利有弊的——利的一面在于真实用户信息更加利于与社会人对接，实现用户可控；弊端则是会破坏原有微博生态，造成用户规模在不同维度的缩水。而且还有安全和隐私的问题存在，争议仍旧颇大。对于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实名制应该辩证全面看待。
（二）进一步扩展社会化媒体谣言生成传播机制的研究视域，丰富研究视角
后期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涵盖范畴，从高校学生对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谣言传言信息的反应态度到全部网民群体对网络上谣言的反应态度研究，对比高校学生在全体网民中对此反应的特殊性。还可以扩充研究设想，着重探讨谣言传播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与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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