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话语在NGO微博资源动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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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揭晓

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0月30日揭晓，中国人民大学张盖伦同学的论文《论话语在NGO微博资源动员中的作用》获得二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摘要】伴随着新浪微博在国内的正式运营，微博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新生力量；自诞生以来，微博就是多起网络公共事件的策源地。作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微博公共事件的爆发离不开成功的社会动员。

本文首先综述了西方对于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整理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运动与网络关系的研究；并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对NGO主导的微博社会运动进行了分析，认为话语是微博动员中的一种新型资源。没有话语，就没有微博事件。

本文以社会学中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新修辞学的同一理论为基础，用个案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了NGO的微博动员话语，发现在抗议话语的构建过程中，应该界定出一个明确的、在某种程度上占据强势地位的反对对象；能够激发网民“弱势群体心理认同”、调动网民“愤怒”情感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不过，虽然情感因素在网络动员中扮演重要作用，理性话语的缺失将会成为讨论深入的阻碍，并最终影响动员效果。

关键词：NGO 社会运动 微博

一 导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国公益活动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2008年被称作中国的“公民社会元年”，公益事业所迸发出的巨大力量为人瞩目，而各类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也以越来越活跃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发出了一系列体现公民参与的声音，推动了包括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运动[①]，甚至促成了一些有制度改革意味的传媒事件。

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就不得不提到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手段。1994年，当网络引入中国，也同时催生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的诞生。杨国斌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环保组织和网络是并行发展的。[②]事实上，非政府组织的网络传播能力一直是NGO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类研究主要关注NGO的网站建设和论坛运行情况。

2009年，新浪微博上线测试，微博成为越来越多公共事件的发源地，为网络事件的生成和扩大起到了“引爆点”的作用；微博的出现，也大大降低了NGO建立自媒体的门槛。“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保护南京梧桐树”“铅笔换校舍”……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微博可为公益传播“助一臂之力”，给在中国尚属弱小的NGO或者是民间志愿团体拓展新的空间。但是，微博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把握微博提供的机遇，充分挖掘微博潜力，也是NGO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在微博动员当中，除了资金、钱财等传统动员资源，话语也是必不可少的动员“武器”；可以说，在网络空间之中，没有话语就没有行动。NGO对话语资源的把握和运用对一场微博动员的成败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网络社会运动主要以线上抗议为主，弄清话语的作用机制，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网络公共事件，也能对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二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一）社会运动相关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社会运动的勃兴，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也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兴趣。[③]社会运动的话语兴起于西方国家，并随着社会运动图景的不同而发生变迁。

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理论视角比较复杂。为了给本文更好地奠定理论基础，下面简单回顾三种主流的理论范式。

（1） 资源动员理论。美国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把社会运动参与者看成理性行动者，认为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④]这里的资源包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能被社会运动组织所利用的增加了的钱财资源。[⑤]本文认为，在以NGO为主导的微博运动中，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被看做“理性的行动者”，其动员方式可以借鉴“资源动员理论”；但是，其可运用的资源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动员所谈论的“资源”不尽相同。

（2） 政治过程模型。麦克亚当强调由于社会变化而导致的现存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任何能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变化对于集体行动群体来说都是一个政治机会，给群体行动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不过，要使集体行动变成现实，某一集体行动的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⑥]

（3） 新社会运动。欧洲新社会运动指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以公民与国家和重要社会制度之间相互磋商权力边界为目标的集体行动，比如安乐死，同性婚姻，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运动。[⑦]在价值观上，新社会运动追求个人自治，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在行动方式上，新社会运动更喜欢游行、请愿、静坐、占领等体制外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组织形式上，是建立在多元认同感社区基础之上的分权式组织网络，不通过正规的政治组织、机构。[⑧]

刘能认为，这些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研究现场有着不同程度的切合。在他看来，对第三部门和NGO的个案研究，可以采用资源动员取向[⑨]。本文主要研究以NGO为主导的微博动员，因而以社会运动中的“资源动员”理论作为研究视角。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兴起于1970年代，主要是对1960年代在美国涌现的大量社会运动的反思和总结，是对美国传统集体行为理论的反动。在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中，参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剥夺感和不满等非理性因素是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动因。[⑩]

麦卡锡和扎尔德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上存在的剥夺感、挫折感和压抑感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个常量，因而决定社会运动消长的重要因素只能是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利用资源总量的多少。[11]资源动员理论实际上兴起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三阶段[12]中的第二阶段，但它依然是研究当代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视角，并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资源动员理论一般应用于现实社会中的实体组织，解释社会动员何以成为可能。在中国，由于民间组织比较薄弱， 因此，进入中国主流学术视野并以网络为主要媒介的运动，其特点是自发地、分散地在个案层面上进行，并不通过正规的政治组织、机构。[13]比如“浙江钱云会”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网络舆论的生成、发展、壮大，均来自网民的自发行为，没有明确的“运动组织者”，因而很难用“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视角进行分析。

但是，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以NGO、民间志愿团体或者公益积极分子为主导的网络动员，发起了“禁吃鱼翅”“拯救酒店斑海豹”“我为祖国测空气”“反对活熊取胆”等或大或小的网络运动。这些运动为“资源动员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案例，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网络与社会运动

随着网络的兴起，西方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将呈现出跟20世纪完全不同的图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之间、以及社会运动与整个社会之间的传播与沟通模式。

对于网络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多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表现出乐观态度。综合来说，作为一种平台，网络可以扩散信息，分享经验，发展群体的团结感和认同感。

国内对于互联网上社会运动研究，多以“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来命名，探讨网络集体行动何以发生，如何应对。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与诱因的探讨中，形成了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研究主题。[14]

对于网络动员，中国学者则主要介绍其基本要素、特点以及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和应对方法。章友德、周松青以一次网络民间救助为例，以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为导向，探讨网络环境下的社会救助及其动员，指出在网络资源动员的介入阶段，网络叙事的策略和表现手法非常重要。[15]

任孟山以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作为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认为通过框架过程，社会运动参与者“传播社会运动对抗性的语言和叙事，挑战主流叙事话语，构建认同，去污名化”；其研究的重点不是话语，但也提到创造信息生产平台、流通抗议话语的重要性。[16]

杨国斌在综合分析国内学者的网络运动研究取向后认为，网络事件与传统社会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文化层面而不是政治结构或社会组织层面，并用社会运动文化分析的方式，强调网络事件中话语和情感的力量，指出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件中，最能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杨国斌审视了话语的力量，认为没有话语，就没有行动。

本文认为，网络动员当中，话语是一种重要的“新型”资源，存在于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的多重维度当中。话语的生成和演变，不同话语的动员效果是研究网络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话语与修辞

杨国斌认为，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给人以“道德震撼”的帖子，能够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17]

对事件的描述离不开修辞。对美国新修辞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肯尼斯·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这也正是社会动员中话语的作用。伯克在古典修辞学“劝说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修辞学的定义，提出了“同一”的概念——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特质时，我们就取得了与他人的同一。伯克提出了三种方式来取得认同，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18]

同情认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通过实现A与B基于共同利益的认同方式来实现劝说，说话者希望听话者在情感上认同自己；对立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形式”，大家具有某种对立面而形成的联合，他们因拥有共同的敌人而达成认同；误同最不被人有意识的注意，比如人在开汽车的时候，会错误地将机械的能力当做自己的能力。[19]

梅卢西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群体来说，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形成一个集体认同感；为了形成一个集体认同感，一个群体必须把自己界定成为一个群体。[20]在网络动员当中，社会运动组织者会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进行演说，以使话语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认同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会借用新修辞学中的“同一理论”，对运动中的话语资源进行分析。

三 话语和微博动员

本文主要以传播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为支撑，将话语看作网络资源动员中的一种必要资源，分析话语在微博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并考察不同话语的动员效果。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动物保护NGO发动的微博运动为案例，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考察“话语”在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中扮演的角色，比如吸引网民注意力，动员潜在参与者，建构议题框架等；并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微博中某几类具体话语的演变和其作用效果，从而具体阐释不同话语的动员效果。

麦卡锡和扎尔德认为，一个社会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发起，主要看发起者是否拥有足够的物资资源。一旦拥有这些资源，他们就可以采取一定的动员或者组织策略，将这些资源组织起来，用于发动社会运动。[21]

但是，在网络动员当中，实体资源的作用并不重要。网络运动组织者无需理性考虑成本-收益问题来决定是否或者如何发起社会运动，只需考虑能否制造并传播抗议的话语。网络虚拟动员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社会动员方式，主要通过网站倡议、社区或者论坛发帖等形式发起。[22]网络依赖于注意力经济，网络动员的成功，必须寻求较大的传播效应，以迅速聚集人气，掀起传播热潮，形成舆论压力。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网络抗议的主要表达形式是“主帖、回复和转发”，因而话语的作用在网络事件中格外突出。杨国斌指出，“没有‘抗争性’谈话，就没有网络事件。主帖发出后，能否酿成有社会影响的网络事件，要看‘抗争性谈话’如何发展。”[23]

从资源动员理论的三个维度来看，话语均在其间扮演重要角色。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话语就是网民的行动体现，是网民参与网络公共事件、影响事件进程的武器。因此，将话语在看成网络动员中一种重要资源，探究该资源对网络运动的影响情况，是充分解释网络动员动因和影响的必要手段。

四 个案中的话语作用分析

“反对归真堂上市，取缔活熊取胆”是为数不多的由NGO在微博上率先发起、并引起较高社会关注度的一场动物保护运动，因而将其做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2011年年初，国内规模最大的熊胆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企业之一归真堂谋求上市，但是遭到了亚洲动物基金等动物保护组织的质疑，其上市之说暂告一段落。2012年2月1日，证监会披露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归真堂再次名列其中。

2月2日，动保记者张丹发布了关于此事的微博，表示如果归真堂上市，更多黑熊将生不如死，该条微博得到大量转发。之后不久，“亚洲动物基金”[24]、“别吃朋友”[25]、“它基金”[26]等众多动物保护NGO官方微博也发布了相关信息。网络上反对声四起，一场反对“活熊取胆”的运动在微博上拉开序幕。

（一）构建“同情认同”，引爆动员话题

亚洲动物基金长期从事黑熊的救助工作。自2000年在四川成立黑熊救助中心以来，12年间，一共在国内解救了277头黑熊，已有121头熊在救护中心去世。“没有一头熊是正常死亡”“其中30%死于肝癌”。[27]

在“活熊取胆”的问题上，因为长期关注，并且拥有国外专家资源，亚洲动物基金的发言具有一定分量；其拥有大量的实地证据和图片资料，更具可信性。在微博动员中，亚洲动物基金话语资源的主要载体是“图片”，它主要用发布图片的方式唤起国人对“活熊取胆”问题的关注。

亚洲动物基金带图微博传达的信息主要有三类：（1）、反映月熊与人类和谐相处，拉近月熊与人类的距离；（2）、反映取胆黑熊遭受到的伤害，凸显“活熊取胆”的残忍；（3）、是转发网民设计的“反对活熊取胆”海报，用艺术的手法表达呼吁。举例如下：

“曾经照顾过月熊曲奇饼的饲养员欧军在牠去世后这样描述这头可爱的月熊：“曲奇饼是我认识的第一头月熊。牠不仅温柔可爱，还非常单纯，牠就像一位安静的天使，从不与别的熊争吵打架。牠特别喜欢钻到巨大的水泥管里睡觉，谁都不能打扰牠的美梦。牠虽然离开了，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黑熊名字：平安；编号：S220；性别：成年雄性；健康状况：被救回时已经死亡；被救助时间：2008年3月31日；死亡时间：2008年3月31日；抽胆方式：无管引流；死亡原因：不祥。它在被救助的途中死亡。脚后跟腐烂，骨头暴露在外面。前肢有许多伤口，推断是自残造成的。骨瘦如柴，腹部有一个巨大的肝癌肿瘤。”

黑熊的形象在亚洲动物基金微博的描述中，不再是难以接近的庞然大物，而是“温柔可爱”的“孩子”，成功唤起公众的怜爱之情；另一方面，亚洲动物基金反复强调取胆黑熊的惨状，图片中的黑熊奄奄一息，躺在地上或蜷缩在笼子中，伤口溃烂，骨瘦如柴。这样的场景已经触及了人共同的道德底线，激发网民的“同情认同”。

（二）构建“对立认同”“误同”， 划定“我们”的边界

一个反对派的大部分论点，都是在和它的对手的互动中形成的，作为结果，人们总是倾向于发展出一个“我们——他们”的动力机制来。 [28]NGO发起的网络运动，通常情况下其动员反对方都不是明确可指的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行为、习惯或者观念。NGO会就一些大家共同目睹存在的社会问题，建议公众采取有责任的行动，以诉诸伦理道德的方式构建认同。比如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便是这类话语的代表。通常情况下，没有明确反对对象的动员不会形成具有强度和广度的网络舆论。

但是在此次“反对活熊取胆”的微博事件中，NGO的诉求具有明确的反对对象。针对反对对象，动物保护NGO采用了“明示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暗示反对方的强大”这样的话语策略，以充分进行成员动员。

2月9日，亚洲动物基金发微博，称“我们数十个QQ群被黑，数千篇日志被删”，并重申“你我守候的不仅是数以万计遭受痛苦的黑熊，更是内心的道德底线。”该微博被转发近4000次。亚洲动物基金微博中指出的“你我”，便将运动的参与者、同情者全都划归至“己方阵营”；如果选择为黑熊伸张权利，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愿意“守候内心道德底线”的人。亚洲动物基金指出“你我”具有共同的敌人，构建“对立认同”和“误同”。

在此之前，“反对归真堂上市，取缔活熊取胆”基本属于一场共意性社会运动。共意性社会运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碰到有组织的反对。[29]从微博舆论上来看，“反对活熊取胆”的诉求得到了大部分网民的支持，鲜见反对的声音；“归真堂”此时完全没有通过任何平台进行发声，因此可以看做“没有碰到有组织的反对”。

而亚洲动物基金的微博发出后，则是暗示了这样的事实——“我们遭到了有组织的反对”。共意性社会运动转向了冲突性社会运动。

虽然亚洲动物基金只字未提归真堂，但是笔者在微博评论中发现，大多数网民将该基金遭到的网络攻击看做是归真堂所为，“NGO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话语激发了网民的愤怒情感，也激发了运动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抗议情绪。

微博用户“老梅梅梅”在转发时称：“虐待熊还打击环保团体，这公司还能再下贱一点吗？”微博用户“Lulu的小幸福”说：“不要脸的[归真堂]，以为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就能停止大家为活熊取胆发声？如果你们真觉得自己干得是能见人的事情，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很明显，你们也知道自己干得不是人干的事！”更有用户直接道出：“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

如果在这之前，“他们”的身影还很模糊的话，那么亚洲动物基金这条明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微博，则确立了“他们”的存在。反对者的强势，重新确立了“我们”的边界。

（三）构建“对立认同”，确立集体行动框架

梅卢西将“集体行动看做是行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活动组织者通过凸显背景事件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在参与者所共享的意义范围内，为集体行动赋予预设的情境定义和抽象内涵，这一过程即是建构集体行动框架。

在运动动员中，社会运动的组织者需要建构一个有说服力的集体行动框架，来与该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潜在参与者进行沟通，建构意义和集体认同感。集体行动框架具有标注功能和归因功能。标注功能是指运动积极分子用集体行动框架来强调和突出现存的某些社会状况或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把它们定义为不公正的、不能容忍的且值得用行动来加以改变的。[30]

活熊取胆进入中国已经30余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也并非刚刚进入公共视野。此次归真堂上市，动物保护组织首先进行的，就是对“归真堂上市”这条“财经新闻” 进行“标注”，界定其为“不公正”、“不道德”以及“社会不能容忍”。

“归真堂上市，不计其数的月熊就会下炼狱，国人爱心将受重伤。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形象埋下定时炸弹，证监会的领导请千万谨慎呀。 ”“ 虐熊取胆，害熊害人，伤市伤国”。“别吃朋友”在2月3日发出微博，指出归真堂上市将会引发的恶劣后果；它并没有直接提出“取缔活熊取胆行业”的诉求，而是先从“归真堂上市”本身入手，以此相应的动员行动为“请大家替月熊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好好聊聊归真堂吧。”

“可以想象，熊胆企业的上市会让多少黑熊遭遇与斯坦一样的命运。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件与黑熊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态进展。”亚洲动物基金在微博提出了和“别吃朋友”类似的观点——“归真堂上市会让更多黑熊遭遇不幸命运”。

虽然两家主导的动物保护组织在初始阶段建构的集体行动框架不尽相同，但都对“归真堂上市”一事做出了“不能容忍”的界定，以此来激发潜在积极分子的行动力；将“归真堂”界定成“他们”，将有爱心的人士划归至“我方阵营”，在一个亚群体中首先制造出“共意”。

五 个案中的话语动员效果分析

网络动员中，话语是一种重要的新型资源。在NGO主导的网络运动中，NGO天然具有一定话语优势，其专业知识和过往贡献能够赢得动员对象的尊重与信任。一旦拥有话语资源，或者拥有创造话语的能力，NGO就可以进行网络动员。话语的力量在网络动员中至关重要，具有怎样特征的话语具有更大的动员效果，可以产生更大的传播力呢？

由于“反对活熊取胆”事件是近年来NGO主导的最为成功的社会动员，因而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仍然将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具有动员能力的话语，是指这种话语可以激起网民的讨论欲望，调动网民的参与积极性，并产生具有倾向性的网络舆论。

（一）对立认同的力量——强势反对对象激发网民“弱势群体”心理定位

笔者用新浪微博的“高级搜索”功能，针对2月2日第一条动员微博发出之后的微博舆论进行分析。根据新浪微博高级搜索功能显示结果，从2月2日到3月15日每天含有“活熊取胆”或者“归真堂”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

图（1）：2012年2月2日至3月15日“活熊取胆”话题微博数量变化趋势图

在含有“活熊取胆”关键词的微博数量趋势图中，有两个明显的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7日和2月24日。2月24日的微博话语比较分散，但是2月17日的微博话语非常集中，“活熊取胆很舒服”是当天的热门话题。

2月16日，中国中药协会召开媒体沟通会，回应对活熊取胆产业的质疑。在会上，中药协会长房书亭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完了之后，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感觉没什么异样！甚至还很舒服。”2月17日，大量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突出强调了房书亭的“活熊取胆很舒服”。

为了观察2月17日的微博峰值是不是对这句话的连锁反应，笔者对2月17日的微博进行了随机抽样。即按照大多数人的生活作息习惯，分析从2月17日9时到2月17日24时含有“活熊取胆”关键词的微博。从9点整开始，每隔20分钟抽取5条微博，即以9：00、9：20、9：40、10：00……为抽样时间，以最早出现的微博为基准，往后选取5条入样。新浪微博默认搜索结果一共只能显示50页， 12点时间段搜索结果超出了50页，因而从搜索结果能显示的最早一条微博所发时间为基准，每隔20分钟抽取5条。如果抽取时间点上没有微博，那么就抽取离该时间点最近的一条微博，并按网页现实排列顺序向后抽取5条；如果距离该时间点最近的微博有多条，则以网页中显示靠前的一条为基准，向后抽取5条。从9点到24点，笔者共得到了3*5*15=225条微博。

由笔者一人对微博的主题进行如下编码：（1）、关于活熊取胆事件本身；（2）、转述中药协发言/转发媒体对中药协沟通会的报道；（3）、表达对中药协该发言的态度。得出结果如图（2）所示。

图（2）：2月17日含“活熊取胆”微博主题分布图

由上图可知，2月16日中药协与媒体的沟通会确实为2月17日的微博抗争提供话语资源，与“活熊取胆很舒服”有关的微博占当天微博总数的76%；而且，这句话成功调动了网民的情绪，激起网民的情感表达，65.8%的微博是网民在表达自己对于这句话的态度。

笔者对表达态度的微博进行了新一轮编码，按照“质疑”“谴责谩骂”“讽刺”“理性建议”和“其他”进行分类。“质疑”是指网民在微博中提出中药协和归真堂有金钱交易，为归真堂辩白的行为说明归真堂对中药协进行了金钱公关；“谴责谩骂”则直接对中药协相关领导或中药协这整个机构进行了“批评”“指责” 甚至“人身攻击”；“讽刺”类微博中，网民拿房书亭这句话进行反复调侃，认为应让其尝尝所谓“舒服”的滋味，并称其为“砖家叫兽”。

图（3）：2月17日特定主题微博网友态度分类图

“活熊取胆很舒服”这句被媒体提炼出来的话语在微博上获得了巨大的传播力，激发了网民的愤慨情绪。网民用感叹、反问、比喻、对照的修辞手法表达自己愤怒和同情的情感。他们大多采取讽刺（36.7%）和谩骂（43.0%）的方法表达自己的不满，指责说出这话的人没有“人性”，谴责“中药协”为利益不要正义，并讽刺说应该让说出这话的人“取胆”舒服一把，在微博上形成情感宣泄的狂潮。试举例如下：

“说出这话的是渣滓，给你十个胆，在你身上抽一个你愿意吗，抽完后你给我出去玩？你脑袋被门挤了？你连禽兽都不如。”

“中药协的谁出来让我取个胆，让你也舒服一下！”

在虚拟空间，不同阶层的主体不是按照“阶层原则”，而是按“心理深层感知”重新组织为一个个“虚拟共同体”。2010年《新京报》做了一项“京报调查”，从结果来看，参与调查者八成以上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而具有这种心理定位的人包括党政干部、公司白领、企业小老板……[31]当这群人进入虚拟世界，他们会根据自身“弱势群体”的心理定位，站在“弱势”一方，重新聚集粘合，形成联合体。

因此，当某一强势反对对象出现，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的群体就会进行条件反射式的发言，这种发言不需要基于事件本身，在本质上更基于“自我生活感受”的情绪诉说——表达对“弱势群体”的支援，事实上也就是表达了对“自我现实生存状态”的支援；表达对“强势群体”的谴责，事实上表达了对被压抑之“现实自我”的反抗。[32]

白淑英、岗本立在研究微博的情感动员时认为，微博公共事件所涉及的帖子在情感表达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就是以同情为主，并常常会伴随愤怒的发泄和对弱势的声援。弱势群体的微博事件以及涉及伦理道德的事件均属于此类；一种以戏谑为主，其主要风格是讥讽、调侃和无厘头式的幽默；还有一类是属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造成的情感冲突。[33]

“活熊取胆很舒服”是动员反对方“中药协”为这次网络动员提供的话语资源。在网民对“活熊取胆很舒服”的批判中，包含着网民对身为弱势一方月熊的同情心理。连续几日来该话题在微博上持续发酵，动物保护组织用图片和志愿者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月熊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活熊取胆很痛苦”已经是在微博上得到普遍认可的话语。而中药协会长这句被媒体提炼出来的论断，与网民已经接受的话语形成尖锐对立。这种话语的对立，被网民解读为“群体”对立；中药协的官方背景，更是让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强弱”对立， 网民的“弱势群体”心理定位被激发出来，迅速“抱团”对强势话语进行反抗和批驳；在谴责强势反对对象的同时，网民们的声援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被取胆的黑熊；对弱势黑熊和对弱势动物保护NGO的同情，是现实生活中对政府的失望、对正义的渴望、对权贵的嘲讽心理的综合反映。

以下这条微博，即反映了网民的“弱势群体”心理认同，认为“活熊取胆”事件本身是中国社会的微观映射：

@互联网信徒王冠雄：有网友说“中国便是归真堂，你我便是那黑熊”。那么我觉得，铁笼便是那房地产，胆汁便是那血汗钱，权贵便是那熊胆药，哀嚎便是那网络声，专家便是那伪公知！他们说：“你看，它们世代只顾闷头吃东西，挺舒服的。养熊活抽胆汁是中药特色产业，抗议有国外组织背景的。再说，你又不是熊，怎么知道它痛？”

杨国斌认为，最能激发大陆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是愤怒、同情和戏谑。[34]这一点在“反对活熊取胆”事件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杨国斌忽略了对“愤怒、同情和戏谑”这些情感指向对象的探讨。不同的指向对象，能够产生的话语效果不尽相同。

“禁吃鱼翅”是动物保护组织长久以来的呼吁，跟“反对活熊取胆”类似，呼吁抵制鱼翅消费的动物保护组织主要动员话语为：（1）获取鱼翅的手段非常残忍（2）吃鱼翅对人体并无好处。在这类动员当中，动物保护NGO的反对对象是抽象的观念和行为，指责对象是“恶习”，主要唤起网民对鲨鱼的“同情”情感；在一些特定的事件上（如日本捕鲸），也同时激发网民的“愤怒”情感。

但是，从网民讨论热度和话题出现频率来看，“禁吃鱼翅”的网络动员程度不及“反对活熊取胆”。笔者认为，“禁吃鱼翅”的动员话语完全以人类的道德良知为基础，用“残忍”唤起人性的“悲悯”，让人自己反省自身的行为，并对自身饮食习惯做出调整。在整个动员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能够激发网民弱势群体心理认同的“他者”；网民“愤怒”情绪没有指向对象，这种被画面、视频激发出的短暂的“悲情”情感并没有产生较强的情感动员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与整个社会心理结构相符的“情感动员”才能将网民被激发出的情感固化下来，并推动这种情感不断发展进阶，形成舆论风暴。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反对对象的存在非常重要。比如在“活熊取胆事件”中，这个强势的反对对象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中药协”。在网民看来，它是政府机构，也是专家团队；在当今中国的网络环境中，政府和专家的公信力已经被“消解”；具有这样双重身份的中药协一旦出言不慎，很容易被网民定位为“强势的他者”，遭到群体反对。

（二）理性话语相对缺失，难以进行严肃讨论

在网络动员当中，能够激发网民愤怒情绪的话语具有良好动员效果，但是，情感动员是否可以完全概括微博动员的全过程呢？

前文中提到，2月24日，相关微博数量达到第二个峰值。笔者按照与2月17日相同的抽样方法，对这一天的微博数量进行了内容分析。这一天关于“活熊取胆”的微博主题分散，从抽样的微博来看，网民对于此事件的态度出现了分化；当天微博主题分布如图（4）所示：

图（4）：2月24日“活熊取胆”微博主题分布图

“活熊取胆很舒服吗”在七天之后，依然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网民继续对其进行讨论和批判；归真堂开放日的新闻和媒体其他相关报道也成为网民转发和评论的对象；“反对活熊取胆、呼吁立法取缔”的声音仍然是微博言论的主流；对黑熊的同情和对人性道德的的拷问依然是此事件中最为主流的态度。

不过，半个多月的讨论后，网民对此次大讨论的意义提出了疑问，并有一些网民明确表示“不反对活熊取胆”，并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道德”。笔者对表达不同态度的微博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结果如“图（5）”所示。

图（5）：质疑“反对活熊取胆”微博主题分布图

网民对于“反对活熊取胆”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道德的虚伪性”上。

这是一条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微博：“最近媒体热议活熊取胆，很多人都在批判该做法。我忽然想到，熊的命是命那猪牛羊鸡鸭的命就不是命么？活熊取胆，熊很痛苦，无数的猪牛羊鸡鸭被宰杀送上人们的餐桌，它们被无情宰杀就不痛苦么？为什么有人替熊说话，而从来没有人呼吁不要吃肉了，改吃素吧。吃素合适么，花花草草，菜菜叶叶不也是生命么？”

当“活熊取胆”的争论进入到了“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的范畴，“愤怒”和“同情”情绪便无法再为产生这部分疑问的网民提供继续行动的动力。对此，“它基金”2月26日发出长微博对“动物保护”的概念进行了“厘清”，介绍了法学意义上的动物分类；针对不同种类动物，“动物保护”的内容并不相同。在这条长微博中，它基金将动物划分为“伴侣动物”“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和“工作动物”，来回答部分网友提出的“所有动物是否应该得到同等对待”的疑问。

“反对活熊取胆”的动员框架，建立在“无意义的残忍”的话语上；在初期的群情激昂之后，较先冷静下来的网民开始对此次争论进行反思，并套用反对活熊取胆者的逻辑来审视其他动物问题，发现“逻辑谬误”。虽然有动物保护NGO对“动物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但是这类话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传播量，淹没在微博平台上的情绪宣泄话语中。

目前我国有关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的立法都处于起步期，法律体系很不健全；关于动物保护的争论冲突，大部分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冲突（因为法律没有相关规定），而是属于人们的伦理观、道德观、法律观的冲突，是人们多重价值观、多元利益的冲突。[35]

“反对活熊取胆”的微博运动实际上也是这样一场道德、伦理争论，微博起到了“扩音器”和“意见广场”的作用，以话语为主要动员资源，聚集了“围观”的人群；但是“活熊取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动物权利”全民大讨论的契机，动物保护的立法看起来路途依然遥远。

是否微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更类似于情感宣泄空间，而不是良好的公共讨论平台？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但是从话语的分化可以看出，归根结底，微博动员依然受制于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政策空间、时间和议题本身的吸引力以及互联网络的传播结构等因素[36]。

五 结论和讨论

（一）结论

本文将话语作为网络动员的一种新型资源，以NGO主导的网络动员为例，将资源动员理论与网络动员相结合进行分析。在网络运动中，“话语”是重要的动员资源，也是关键的“动员武器”。

在NGO主导的网络动员中，通常采用“同情”的话语来引爆议题，建立“同情认同”；以明示动员反对方的强势的话语来进行成员动员，建立“误同”和“对立认同”；以话语来构建集体行动的框架，将试图解决的议题界定为“不能容忍”“必须改变”，促成线上或者线下的集体行动。

在话语动员中，能够激发网民“弱势群体心理认同”，界定出一个“强势他者”的话语更能够激发网民强烈情绪、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员效果；当话语符合当今社会心理结构，并明确指出强势反对对象的存在，便容易使得网民迅速联合，进行情感宣泄，形成汹涌舆论。但是，理性的话语有助于厘清基本问题，为网络动员奠定基础。在微博平台上，理性话语无法得到足够重视，理性讨论很难形成；而理性话语的缺失，制约网络讨论往更高层面上发展。

最后，无论使用何种动员资源，社会运动都嵌套于社会大背景之下，受到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和观念的影响。查尔斯·蒂利曾经提出警告，要避免技术决定论，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新特点来自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变迁，而不仅仅出于技术革新。[37]

（二） 讨论

本文研究NGO的微博社会动员，社会动员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运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有众多理论流派和分析模型，笔者本身不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其把握和阐释可能不尽完善，甚至会有所偏差。

囿于学术水平和研究水平，本文对微博社会动员的分析还停留在表面，仅仅研究了话语资源在网络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尝试性地探究了具有动员能力话语所具备的一些特征。但并没有全面考察微博动员何以成功，对微博社会动员的效果也几乎没有涉及。

微博究竟是不是合适的公共话语平台？理性话语是在讨论中培养出来的还是一开始就存在、只是在运动后期显现出来？被激发了“弱势群体心理认同”的网友真的会在现实世界中采取相应行动吗？哪一种情感动员对受众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或者深度访谈的方式，考察微博动员效果究竟如何，对微博社会运动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3．石大建 李向平：《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

4．章友德 周松青：《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社会》，2007年第3期

5．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九期，2009年，39-66页

6．俞鸿：《网络动员，如何从虚拟到现实》，《东南传播》，2010年第1期，第74-75页

7．白淑英 肖本立：《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8．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0期

9．Guobin, Y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 A Case Study of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In C. L. Nieman (Ed.),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Kent StateUniversity Press.

10．Liu, Jingfang, A Green Virtual Space for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Internet Activism and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9 Annual Meeting, p1-38,

11．【美】 查尔斯·蒂利， 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12．【美】西德尼·塔罗等，《社会运动论》，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3．【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