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图片使用的视觉框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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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揭晓

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0月30日揭晓，中国人民大学叶梓、陈安迪同学的论文《中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图片使用的视觉框架分析》获得三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摘要］本文试图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从而抽象出这两份报纸各自的视觉框架，并基于此，探讨其视觉框架背后的政府与媒体关系。

［关键词］视觉框架 政府与媒体 伊拉克战争

一、研究背景

“新闻图片不仅仅只是装饰。”[1]

在现代媒体语境下，图片的使用越来越频繁，甚至有许多学者都宣称“当代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2]，读图时代已经到来。先不论图像“霸权”是否形成，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图片正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使用，用作报道新闻。这是因为，首先，图片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不少眼动仪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图片能被读者很快的接收，并达到有效的传播和激发读者情绪的作用。[3]

早在20世纪中期，自框架的概念引入传播学研究后，就有一大批学者专注于研究媒体的框架理论，如美国学者塔奇曼的著作《做新闻》等等。然而，早期的框架理论大多局限于对新闻文本的研究，尽管有学者意识到了媒体也能使用图片形成框架，但是直到20世纪末，视觉框架理论的研究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框架理论的分析起步较晚，比较有影响力的专著有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等等书。但是，对于视觉框架领域的理论研究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本文期望在这一学术空白点上作出一点贡献。

战争影像——影响公意的重要渠道

是和平还是战争，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重大主题，两者之间的选择关系到太多人的命运，因此，对战争的研究这一命题本身就意义重大。鉴于传媒在当今社会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媒体对于战争的报道便显得十分重要。而新闻报道最生动的报道方式之一便是图片报道。“其不仅能影响受众对战争的反应，还能影响非参与者对战争的感知。即使一些拒绝视觉决定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影像驱动公意，这种潜在的可能。”[4]因此，分析媒体如何使用战争影像，至关重要。

为什么是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研究？

自海湾战争以来，传播学者就逐步开始对战争影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直至今日，传媒愈见发达，关注战争影像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本文之所以研究伊拉克战争影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已有部分学者已经开展了对于伊拉克战争的视觉框架研究，如Fahmy和Kim的《描绘伊拉克战争：英国和美国媒体对战争影像的构建》，所以，本文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延续性。其次，伊拉克战争是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一次战争，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次战争是不合法的，因此，也是争议最多的一次战争，“美国公众的意见在入侵是否合法问题上，持续两极分化”[5]。而分析此时媒体对战争的图片报道的视觉框架，便显得十分有意义。第三，就这场战争来说，中国并不是直接的参与国，因此，对于这种离中国比较远，但又不是毫无干系的国际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情况就值得思考了，这一点在后文会提及。第四，2003年是中国媒体逐渐市场化、开始发展的时期，因此，研究中国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图片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中国早期的媒体环境、组织和视觉理念，以此成为中国媒体视觉框架变迁研究的基础。

二、文献综述

（一）框架理论与视觉框架的研究

框架理论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戈夫曼（1956《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他提出每个人都是演员，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表演着自己的角色，而框架即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演出的依据。之后，学者把这一概念引入了新闻传播学，提出并形成了媒体的“框架理论”。最早同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塔奇曼1978年在《做新闻》中提出的，“新闻是框架”[6]，之后许多学者，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Gamson等人都有讨论到媒体框架这一概念，尽管不同学者提法不同，但是内涵基本都大同小异，即框架理论的核心是大众媒体通过选择和强调这种特定的方式框定某些新闻事件，以影响大众对事件的阐释和讨论。

在框架理论提出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新闻框架有文字和视觉这两方面，媒体框架（media frame）是指符号操纵者按一定模式地组织语段，无论是文字的或是视觉的。[7]因为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在组织中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新闻实践、新闻照片都是社会构建的产物，他们拍摄的照片，使用的图片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早在1973年Mandell 和 Shaw 便指出，因为“照片能真实反映生活的性质”，比起文字框架，人们更不容易意识到视觉框架。没有人会在观看一张照片的时候想着“这只是他的观点”。[8]2011年学者Messaris and Abraham进一步阐述道，视觉图像与文字显著地区别，即图像与现实的类比性质和缺乏明确的主从结构，会使媒体的视觉框架比起文字框架来，显得不这么明显和有争议[9]。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影像的视觉框架不易被受众察觉的这种特性，研究媒体在新闻报道时暗含的视觉框架便显得十分必要。

综上，框架理论为分析媒体的新闻图片使用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一个检验新闻媒体如何选择、分类社会事件的架构。在视觉框架理论中，一张图片的出现（或缺失）和新闻照片的内容帮助决定了一个新闻事件的阐释。[10]那么，究竟什么是视觉框架呢？视觉框架是人或物的选择及排除，是覆盖事件中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图片数量（频率frequency），是一个人或物被展现的方式（如，从下往上的拍摄角度能赋予这个被拍摄对象一种权力感），是图片描述了故事的哪个部分。[11]

（二）战争的视觉框架理论研究

战争影像作为视觉框架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按时间顺序排列，大致有以下内容：

1995年Griffin 和 Lee的研究，其《描绘海湾战争：<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战争的图片构建》分析了美国三家杂志使用的战争图片，并把这些新闻图片分为了武器、军队、政治领袖、军队领袖、士兵、破坏、媒体、平民生活、俘虏、历史照片等10种类型。结果表明三家媒体所使用的图片类型十分有限，大多集中于强调军事武器和技术，只有2％的图片展现了美国士兵的伤亡情况。这为之后的学者研究媒体如何使用图片报道战争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1998年Perlmutter写作《新闻摄影和对外政策：在国际危机中的暴动符号框架分析》一书，主要讨论了战争新闻报道的管理，包括图像的使用和版面位置，它们是怎样被用来阐释新闻事件的。特别地，当影像信息被广泛地运用于战争时，新闻图片在形成大众对战争意见时有巨大影响。如此一来，对战争影像进行框架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初，因为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等事件增多，在学界又掀起了一股研究战争影像的热潮。2004年Fahmy在《新闻的视觉框架：英语和阿拉伯语报纸上的911袭击和阿富汗战争》中指出了阿拉伯语的报纸和英语报纸在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时所采取的视觉框架截然不同。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通过人性化遇难者，强调9／11事件的罪行，然而，对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则很少涉及遇难者的照片，更多使用的是援助、爱国主义、武器等等照片。同样，阿拉伯语报纸，Al-Hayat则在视觉上强调了阿富汗战争受难者的形象，对于9／11事件，物质破坏和飞机撞入大楼的照片则多于受难者的照片。这就证明了新闻图片的使用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为研究不同国界的新闻视觉框架提供了借鉴。相似的论文还有：2004年Griffin研究了美国新闻杂志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图片报道，结果显示，大多数照片代表了政府的观点，很少是从独立和新颖的视角出发的。2005年King 和 Lester比较了美国三家报纸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研究发现，刊登的照片很少展示双方的平民伤亡。2007年，Fahmy和Wanta等人研究了关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照片在公意和视觉议程设置方面的影响。等等。

比较近期的研究有：2008年，Schwalbe，Silcock和Keith在其《美军早期入侵伊拉克的视觉报道框架：电子和印刷图片中的支配战争叙事》中对美国主流网站、电视、报纸、新闻杂志1822张图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视觉框架从最初的冲突转向人情味（human interest）的报道。2009年，Nikolaev在《战争影像：科索沃战争图片报道的内容分析》中主要讨论了该战争中，刊登在《新闻周刊》、《时代》、以及《美国新闻与国际报道》杂志上的照片是否如实反应科索沃战争，以及将媒体选择新闻照片的过程理论化。2010年，Keith，Schwalbe和Silcock在《跨媒介平台的战争图片报道对比：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挑战》中讨论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不同媒体上的视觉呈现。在文中作者提出，未来战争影像传播的研究，不仅仅要研究纸质的、电视画面中的、网站上的、还要研究移动媒体的以及社交网站上的图像。2011年，Ying Huang和Shahira Fahmy在《同一事件，两个故事：中国和美国报纸对2008年反华举办奥运会图片报道的比较》中指出在使用图片时两国不同的倾向。等等。

总的来说，上述文献基本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同一国家内不同媒体使用战争影像的视觉框架，第二类是研究不同国家战争图片报道的视觉框架，第三类是不同媒介呈现的战争影像研究。不管是哪类研究，在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层面都给予了本文很大的启示，这两点会在下面论述到。

（三）国际冲突中的政府与媒体关系

国际新闻，特别是战争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一个国家的利益、外交政策密切相联的。“国际事件的解读总是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政策和文化一致的”[12]，所以，审视新闻媒体是如何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阐释和构建国际新闻是十分重要，也是在研究战争视觉报道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在这一方面，也有许多研究，如之前提到的，Fahmy《新闻的视觉框架：英语和阿拉伯语报纸上的911袭击和阿富汗战争》的研究便证实了英语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学者Yang在其研究《科索沃NATO航空罢工的跨国新闻框架：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新闻报道》中也论述到美国和中国的报纸在报道NATO航空罢工时，国家利益在形成新闻框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因素，如新闻职业道德等等。

这所有的文献都说明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可以预判，媒体在报道国际冲突时，如果涉及到自己国家，其报道最终都是爱国主义的立场。对自己国家的某些说法不加批判地接受，对敌对国的报道大量引用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这就是大众媒体的两分处理手段。[13]

（四）中国政府与媒体间的关系

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在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探讨了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制度与其社会政治制度一般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而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其媒介体系已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新权威政体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经济市场化为前提，而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集权下才可以加速发展，因此中国需要政府的权威和集权。），虽然在理论层面，中国新闻媒体仍然保持着党的传统新闻观念，但在实践层面，专业主义在中国成为日益兴盛的话语体系，舆论监督也有了些许独立的空间和自主性，能够从国家权力体制外的立场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批评。[14]

随着国家逐渐向媒体让渡部分权利，在中国，宣传体制已经面临根本的危机，市场导向的媒体兴起，与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其意识形态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15]，由此，中国新闻的话语体系与实践不再是单一性的意识形态。可以预判，中国市场化导向的媒体在建构视觉框架时，不同于传统媒体宣传式的意识形态，会更为专业主义。

（五）既有理论研究的不足

如前文所列举的，虽然关于战争影像的框架研究十分之多，但仍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待进一步研究。其中，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研究缺位。其实，研究中国媒体的报道框架是极具典型意义的，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或精英阶层）与媒体的关系在这种情境下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象，不管是对已经转型成功的国家还是未转型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媒体所构建的视觉框架其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会不会与中国媒体的现实情况相吻合，中国媒体的报道框架是不是与政府的政策理念相一致，或者是说，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政府意愿，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建构了报道框架，这都是我们所关心的现实。

以往，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媒体在报道事件时所形成的文字框架，但是，图片报道的框架却少有涉及。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在视觉研究领域十分薄弱，缺少系统的研究和理论体系。所以，本文试图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展现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图景，这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框架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能力、精力的有限，因此本文主要是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即同一国家不同媒体间的视觉框架研究，并会略涉及到第二种类型的研究。关于为什么选择伊拉克战争为研究样本，前文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视觉框架的构建主要有四个纬度（作为能指的视觉元素, 作为风格化符号的视觉元素，作为所指的视觉元素，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视觉元素）[16]，其中最为关键也最基础的就是第一个纬度，即媒体对一些特定主题的视觉元素的选择和强调上，因此，审视图片的内容和主题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媒体想要表达的理念，本文便以此为主要研究角度，审视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

首先，本文将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环球时报》）刊登的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进行分析，采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因为：其一，本文选择的视觉框架研究纬度——研究图片内容和主题决定了适宜采用内容分析法，其二，大量的视觉框架研究均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定量研究，所以本文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对接。如在比较不同国家媒体视觉框架时，有一定的可比性。其三，内容分析法较之于精神分析法等等视觉传播研究方法更为客观，更容易操作。其四，“读图时代”的新闻图片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要多，所以图片样本量较大，宜采取定量的分析手段。

之所以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是因为，首先，这两份报纸都是以报道国际新闻为主，相对其他报纸而言，伊拉克报道内容较多，使本文的研究材料更为丰富。其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在中国代表了官方的声音，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环球时报》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场化的报纸，两份报纸性质不同，比较结果具有启发性。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即数据的可得性，这两份报纸均有数字版，便于研究。

本文试图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从而抽象出这两份报纸各自的视觉框架，由此，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全景，并基于此，探讨其视觉框架背后的政府与媒体关系。

具体方法上，第一，搜集《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在2003年3月21日—12月31日（战争打响至萨达姆被捕）所有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包括图片和图片说明（图片说明是图片报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对这些图片进行编码，编码的标准参照2008年Fahmy和Kim的分类标准，并根据中国使用图片的特点，适当进行调整。把图片先分为人、物、事三大类，再进一步细化，以涵盖所有出现的图片主题，（如人这大一类中，领导人，分为美国/英国/联盟国以及伊拉克，正反两类，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之后，把出现频率低的图片归为其他，最终将图片分为26类主题（见表一）。需要指出的是，对图片进行分类是一个不断抽象总结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本文最终确定的26类主题尽可能的覆盖了所有图片内容。整个编码过程将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各自编码一遍，最后一起决定有争议的新闻图片，以减少个人的主观倾向。第三，归纳总结，比较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1.《人民日报海外版》与《环球时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的视觉框架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其共同的视觉框架是怎样的？如果不同，其视觉框架分别是怎样的？

2.《人民日报海外版》与《环球时报》折射出的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背后隐藏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四、研究发现

根据上文所述的研究方法，得到结果如下：

表一：

《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伊拉克战争图片报道比较（数量／比例）

    （一）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视觉框架

表一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做了细致的分类，共为26个类型，对于出现频次少的图片类型统一归入“其他”中，从该表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海外版》有25％的图片都是表现美国、英国和西方国家人民的反战抗议，有16.67％的图片表现的是在战火中的伊拉克平民的生活，有11.11％的图片表现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反战抗议及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情况。这四项便占了所有照片的63.89％，可见其倾向性之强。还有部分表现战争在伊拉克造成的破坏、美国的军队和战争场面的照片，共占了19.44％。反观《环球时报》，其图片类型的分布没有那么集中，11％的图片描绘的是美国、英国、联盟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军事生活活动。9.46％的图片是伊拉克、中东国家的政治领袖，7.93％是战争、交火场面的照片，7.67％是伊拉克平民伤亡的照片，还有表现萨达姆、萨达姆家人和美国、英国、联盟国政治领袖的照片等等。

总体而言，表一证明了，在中国，针对同一事件——伊拉克战争，《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的视觉框架截然不同，即，《人民日报海外版》选择和强调的照片与《环球时报》选择和强调的照片完全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排除（不选择）的照片也与《环球时报》不尽相同。

（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视觉框架

根据表一，可以整理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视觉框架（见表二）。《人民日报海外版》表现世界各国对这场战争的排斥与谴责（反战抗议）、在战火中伊拉克平民生活的艰辛与凄凉（平民生活）、各国对伊拉克难民的救助（人道主义救援）、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破坏（破坏和毁灭），凡是这种带有反战倾向（Anti-war）的视觉元素在图片报道中占有较大比例，另一方面，表现美军军事力量强大等等这种站在主战国角度（Pro-war）的图片较少，（不管是《纽约时报》还是英国《卫报》都用较大比例正面报道了联盟国军队的图片[17]），直接报道战争冲突场面的图片也很少。综上，从《人民日报海外版》选择和强调、以及其排除的视觉元素中可以抽象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视觉框架表现出一种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表二：

     （三）《环球时报》的视觉框架

根据表一，同样整理出《环球时报》的视觉框架（见表三）。与《人民日报海外版》不同的是，《环球时报》选择与强调或排除的视觉元素其倾向性都不甚明显。如表现政治领袖内容的照片，远没有诸如反战抗议这种主题的照片倾向性强。并且，即使对其进行归类，反战倾向（Anti-war）的图片与支持战争（Pro-war）的图片在整个图片报道中所占比例也差不多，还有部分照片直接反映了战争冲突场面以及一些难以归类的照片。综上，可以看出，《环球时报》的视觉框架就视觉元素的选择与排除层面来说，更强调新闻的专业主义，图片尽量涵盖新闻的所有方面，从而满足受众的需求。

表三：

    五、讨论

（一）中国媒体的体系与视觉框架的图景

如前所述，中国的媒介生态是这样一种二分格局：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官方媒体，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化媒体，其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媒体体系。由此，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的视觉框架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媒体是如何使用视觉框架的。传统官方媒体在报道战争时使用的视觉框架一般以爱国主义立场为主，或者说，与本国的外交政策与利益一致，这与前文文献综述中所阐述的一致，在本文中具体表现为《人民日报海外版》使用的视觉框架与中国政府在对待伊拉克战争上的反战态度是一致的。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不与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服务。至此，回答了研究问题的第一个问题。

（二）不同国家视觉框架的比较

与美国、英国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所采用的视觉框架不同的是，一方面，在数量上，中国媒体对战争的图片报道较少；另一方面，在图片类型（category）上，虽然美国媒体不再像海湾战争报道中那样渲染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和损失”（clean war），但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仍然很少是关于军事伤亡和战争破坏方面的内容，相反，中国传统媒体则是极力使用这样一种视觉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文献会考虑到不同政治党派的政治倾向，但是在中国，由于是一党制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因为市场化媒体的存在，中国的媒体视觉框架也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极化”的倾向。政府对媒体的影响，或者说是控制（自觉或不自觉的）在传统媒体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表面上虽然表现的更为专业，没有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但是如果对其做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不管是传统媒体也好，还是市场化媒体，都存在着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这将在下文有所阐述。

（三）新闻过滤器——隐蔽的意识形态

其实，不管媒体使用了何种视觉框架，都逃不开背后金钱和权利对新闻的操纵。对此，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就在其著作《制造共识》里提出了一种宣传模型，这个宣传模型通过一系列的新闻过滤器，让官方和私营利益集团对新闻进行着层层过滤和筛选，并将不同意见边缘化以此向公众传达其选定的信息。这一系列的新闻过滤器包括媒体规模、所有权的集中化和主要大众传媒企业的利润取向；广告对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媒体对政府、企业及这些主要信息源和权力机构所资助的专家人士的信息依赖等等5个方面。

就像书中所说那样，由于这种新闻过滤发生得如此自然并深入整个机制，以至于具有良好操守和意志的媒体职业人士均认为自己是基于职业新闻价值观对新闻进行“可观的”选择的，媒体看似坚守了新闻专业主义，但事实上，其新闻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的议程及态度立场所渗透的。这一点在《制造共识》里已有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做赘述了。由于这种渗透有的时候是如此隐蔽，所以，其视觉框架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不甚明显。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本文就以新闻来源这一点来探讨一下这种渗透（因为新闻来源的过滤在图片报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下文将有所论述）。

如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所建构的宣传模型所述，大众媒体与势力强大的消息源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大众媒体出于经济等考虑，不可能在所有可能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都安排记者和摄影记者，所以，政府和企业机构的大型公众信息发布活动构成了媒体的主要信息源。如此一来，精英阶层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议程和框架的设置者。

观察《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图片报道的图片来源，可以看到（见表四），不管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是《环球时报》，其图片来源都是被几家通讯社垄断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用图主要来自新华社（国内通讯社），而《环球时报》则有30％的比例来自美联社和法新社（国外媒体），其结果是，无论媒体如何使用视觉框架，其意识形态早已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对框架进行了渗透。即使在表象上，不再是政府宣传工具的市场化媒体，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所做的新闻，也是一种被控制的结果。

表四：

     六、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图片报道，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环球时报》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视觉框架截然不同，传统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使用的视觉框架表现出一种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环球时报》视觉框架更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从满足受众的角度出发，服务受众，这两份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媒体的视觉框架全景。透过对其视觉框架的分析，可以看到，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或是说，受政府的影响更为直接，而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市场为导向的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间接，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转向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

然而，本文还存在许多局限：如在对图片的编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主观性；只选取了两家媒体的图片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不排除有别的情况的可能性；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本文中阐述的还不够细致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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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