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2012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10月30日揭晓，清华大学周洋同学的论文《中菲媒体在黄岩岛争端中评论框架分析》获得一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内容摘要：2012年4月10日，中菲两国因黄岩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再起冲突，出现对峙情况。本文选取4月10日至5月20日中菲两国主流媒体对该争端的评论作为分析文本，以框架理论为理论来源，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了此次争端中两国主流媒体的“评论框架”。在历时性的分析中，主要考察了黄岩岛争端中关键议程的出现及流变，以及两国评论的“对话”情况；在共时性的分析中，主要从关键词、推理模式、情感因素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两国“评论框架”的建构情况。本文除了通过质化的内容与话语分析探求文本自身的意义外，还从中菲两国的“媒体情况”、“对外关系”以及“文化取向”三个角度分析“评论框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揭示深层次的制衡因素。
关键词：黄岩岛 争端 评论框架 推理模式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设计
1、研究缘起
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进入黄岩岛水域作业，菲律宾舰船派出12名士兵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介入，制止其抓捕中国渔民，两国进入对峙状态。
中菲两国就黄岩岛事件发生摩擦，只是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遇到挑战的一个缩影。目前，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印度尼西亚等6国7方在南沙群岛形成对峙和角逐局面。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其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加剧了上述各国对资源的抢夺。此外，作为国际航道要塞的南海，对于中国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我国南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我海军战略前出的重要通道。2011年底，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兵，其战略中心调整至亚太地区，南海的战略位置愈发凸显。
在南海争端上，中国除了要在油气资源、领土归属、战略位置上据理力争外，话语权的争夺也同样重要。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中方的立场，批驳对方的观点；如何运用舆论的力量和法律的武器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舆论斗争经验的积累以及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本研究将以框架理论为理论支撑，考察中菲黄岩岛争端过程中两国主流媒体的“评论框架”，并探析框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制衡力量与诉求因素。
2、研究问题
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评论框架”的历时性考察：主要考察中菲南海对峙中关键议程的出现和流变，以及两国主流媒体评论“对话”的情况。中菲南海对峙事件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案例，有着开始、发展、高潮、结尾这样完整的流程。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摩擦事件和舆论交锋，这为历时性的舆论斗争研究，为评论的展开提供了素材。二是“评论框架”的共时性研究，重点将对黄岩岛对峙事件中中菲两国媒体评论框架的建构情况进行解析。
3、理论支撑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框架理论作为理论支撑。甘姆森认为“框架乃是人们组织事务的原则，其功能在于提供人们整体性的思考基础，针对一连串的符号活动发展出中心思想，建构其意义。”[1]此后，框架理论发展发展出三个核心概念：框架、框架化和框架效果，在传播领域中分别对应的是“媒介内容——媒体框架是什么；新闻生产——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媒介效果——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2]本研究的落脚点将放在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上，主要考虑是新闻文本的框架具有决定新闻议题的性质和为新闻事件赋予性质的重要功能，处于框架研究的中心位置。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目前国内的框架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对新闻文本的分析大多以量化内容分析为主，通过对新闻来源、关键词考察、引用方式、报道内容、报道对象等的考察，定类测量，通过考察不同类别的比例来反映变化及趋势。“这种量化内容分析自然会反映出报道的某些特点，但诸如语言、表达方式等涉及到感情色彩的内容，不是可以量化出来的。” [3]本研究希望通过质化的内容与话语分析，通过分析文本自身的意义，探求新闻报道中更深层次的意义，并试图把握框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更深层次的制衡因素。
4、类目建构
对于此项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看待“评论框架”以及如何对“评论框架”进行类目构建。一般而言，谈到媒体框架，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硬新闻为代表的“新闻框架”，事实上，“评论框架”是媒体构建框架的重要场域。如果说新闻是以事实说话，那么评论就是通过意见地直接表达，精准地体现媒体或个人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劝服力和鼓动性。哈克特就曾将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媒体的评论话语归于对于战争的“总叙事”，直接带来报道的偏向和喜好。[4]勒更是将社论视为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战争的主要武器，强调了社论在建构实质性框架上的重要作用。[5]
评论和新闻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新闻强调叙事，评论强调思辨，两者的框架建构也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在建构“评论框架”的类目时，笔者在参照了甘耐姆对于框架建构的四个维度，即新闻涉及的话题、外在表现、认知上的属性、感情属性基础之上，考虑到评论自身的特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主要从关键词分析、推理模式分析以及情感因素分析三个维度建构分析类目，其中推理模式分析是重中之重，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涉及到“问题的提出”、“原因的分析”、“解决的方案”三个次级分析维度。
5、样本采集
本研究样本采集的时间是从4月10日中菲两国舰船对峙开始，到5月20日菲律宾总统表示继续寻求和平手段解决黄岩岛事件符合菲律宾与中国双方的利益。此后，菲方趋于理性，两国在黄岩岛的摩擦有减少的倾向，整体趋于平缓的态势。
本研究主要选取中菲两国的主流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中方选取的报纸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以及《解放军报》。以“黄岩岛”为关键词在上述报纸的网站内搜索，《人民日报》获得有效文本34篇，评论8篇；《人民日报海外版》获得有效文本33篇，评论11篇；《环球时报》获得有效文本66篇，评论24篇；《解放军报》获得有效文本32篇，评论7篇。此外，笔者还关注了新华社关于黄岩岛争端的本社评论，共获得评论9篇。
菲方主要选取了三家主流报纸，分别是《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菲律宾星报》和《马尼拉公报 》。《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作为其国内主流报纸，在发行范围和读者人数等方面一直遥遥领先，它不仅是菲律宾各阶层和年龄段阅读最多的报纸，也是菲律宾获奖最多的大报，是其国内最可信赖的新闻信息来源。《菲律宾星报》是菲律宾主流英文报纸，菲律宾最大的报纸之一。《马尼拉公报》则是菲律宾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由于菲律宾对黄岩岛有不同的称呼，为避免遗漏，通过在其各自网页上用“huangyan island”、“Scarborough Reef” 和“Panatag Shoal”三个关键词分别进行搜索，《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获得有效文本131篇，评论50篇；《菲律宾星报》获得有效文本74篇，评论12篇；《马尼拉公报》获得有效文本81篇，评论4篇。
二、研究发现与相关启示
（一）“评论框架”的历时性考察
自黄岩岛争端爆发以来，中菲两国展开激烈的“舆论战”。期间，菲方不断制造事端，试图使黄岩岛事件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而且菲律宾当局与媒体的言论屡屡自相矛盾，缺乏清晰一致的声音。开展历时性的考察，目的在于对黄岩岛争端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把握每个阶段中的核心事件和核心“声音”，同时考察评论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与媒体表达倾向。
第一个十日（4月10日至4月20日）：菲方制造事端，中方快反维权。4月10日，菲海军企图在黄岩岛附件抓扣中国渔民，中方两艘海监船及时赶到维权，黄岩岛争端爆发。4月12日，菲律宾向黄岩岛宣示主权。16日，菲方一考古船进入黄岩岛泻湖内进行“考古打捞作业”。16日，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开始。17日，菲方称将把黄岩岛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外交部给予批驳，称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具有不可争辩性，不存在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方对黄岩岛争端的行动与言论同样迅速，发表的评论主要围绕国家主权完整、黄岩岛属于中国的法理依据以及建言献策展开，评论较为理性。菲方的评论围绕国家主权和外交政策展开，但在这个阶段，鼓动性、挑衅性的评论居多，如《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Can we be heroes（我们能成为英雄吗）》、《Call to our government Stand up to China’s bullying（号召我们的政府起来反抗中国的凌辱） 》、《菲律宾星报》的《Rally behind President on Scarborough issue（联合起来，在斯卡伯勒礁问题上支持总统）》等，都带有鲜明的战斗色彩和鼓动色彩。
第二个十日（4月21日至4月30日）：菲方挟洋自重，中方郑重警告。此时，美菲联合军演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菲方挟洋自重，采取一系列动作，使事态升级。22日，菲外长罗萨里奥呼吁他国，尤其是东盟诸国“选边站队”。27日，菲方称暂停与中国就黄岩岛进行外交对话，可强制中国接受国际仲裁。27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军方将配合海监等部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8日，菲方否认暂停就黄岩岛与中方的外交对话。29日，菲总统指示菲军方不要使事态升级，菲军方也表示将会克制。中国外交部回应，希望菲方言行一致，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黄岩岛的和平安宁。在这个阶段，中方意识到菲方有意识制造事端，发表了系列揭露其行为的评论，如《环球时报》的社评《不让菲律宾控制南海摩擦的节奏》，《人民日报》的评论《南海不是没有规则的冒险乐园》等。此外，中方媒体将目光投向菲律宾背后的“影子”——美国，分析了美国在南海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如新华社“国际时评” 《菲律宾“挟洋自重”难得逞》、《环球时报》的社评《菲律宾痛了，其背后力量才会沮丧》等对中美菲之间的国家关系与力量角逐做了深度分析。中方专家学者评论的介入，也是亮点之一，体现了多元性，扩展了话语空间，为争取战略主动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菲方在这个阶段，鼓动性的评论减少，理性分析中菲关系，考察美国势力对菲影响，以及建议争取通过国际法庭以及多边谈判的形式解决争端的评论增多。代表性的文章有《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The ‘realpolitik’ of size（现实政治的尺度）》、《A Sardine and Two Sharks（一条沙丁 两条鲨鱼 ）》、《Framing the Scarborough debate（斯卡伯勒礁讨论的框架）》以及《菲律宾星报》的《Today Scarborough tomorrow Palawan（今天的斯卡伯勒 明天的巴拉望）》等。
第三个十日（5月1日至5月10日）：菲方动作不断，中方强硬表态。对于之前菲律宾的“小动作”，中方一直持忍让态度，但事态再度由菲方在5月6日宣布将黄岩岛改名为“帕纳塔格礁”而激化。7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第三次约见菲驻华临时代办，向菲方强硬表态，中方做好了应对菲方扩大事态的各种准备。由于5月10日正好是黄岩岛争端爆发一个月，中方媒体纷纷推出专版专栏刊发文章和评论，这阶段的评论呈现“井喷”的态势，评论的主题涉及到黄岩岛的法理与历史依据，如《解放军报》的评论《六大铁证：黄岩岛属于中国》，《人民日报》的《中国对黄岩岛领土主权拥有充分法理依据》；其中还有关于美国在南海争端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与思考，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系列评论《美国保持中立有助南海稳定》、《中美不误判 亚太不会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唯一选择》。菲方在该阶段的评论出现两面性，由于美方明确表态只确保南海的国际航道自由，对于争端的任何一方都不予以支持，菲方的“自信”大打折扣，在评论中也反映了出来，如《菲律宾星报》 的 《US won't fight China over Panatag shoals（美国不会同中国在帕纳塔格礁开战）》，《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Fil-Ams to protest China’s bully act（美菲抗议中国的欺辱行为）》、《Psst… US isn’t with Unclos（嘘，美国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内）》以及《The real superpower is China , no longer US（真正的超级大国是中国，而非美国）》等，都暴露出菲媒声音的多元性及矛盾性。
第四个十日（5月11日至5月20日）：菲方反华示威，中方多管齐下。5月11日，菲掀起全球反华示威活动。中国开始多管齐下，实施应对。出于安全考虑，中方暂停组织游客赴菲旅游，加强对菲香蕉、芒果等进口产品的检查，通过“经济牌”对菲实现制裁。5月16日，中方宣布南海大部分海域进入休渔期，菲方先是不承认中方的休渔令，后自己颁布休渔令。进入休渔期后，双方迎来对峙缓和期。在这个阶段，中方的评论仍然保持着较为理性克制的声音，菲方将评论的重点聚焦在黄岩岛法理与历史依据的考证与辩驳以及中国经济制裁对菲的影响上，如《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Dispute becomes economic（争端变成了经济问题）》、《Could China’s sanctions choke us（中国的制裁能阻止我们吗）》，还有一些放映菲小国心态的评论，如《We can’t turn tail and run（我们不能夹着尾巴逃跑）》、《Tit for tat(以牙还牙)》等，都部分折射出菲律宾的国民心态。
（二）“评论框架”的共时性分析
对于评论框架的共时性分析，主要是发现中菲媒体评论如何建构诉求的合法性，体现自身的可信度以及实现情感的共鸣，根据类目的建构，笔者主要从关键词分析、推理模式分析、情感因素分析三个维度开展分析和论述。
1、关键词分析
在中菲媒体评论的表达中，笔者发现很难用一个或两个关键词进行统领，尝试从对事件的描述，对事件性质的定义以及主体的最终诉求三个层面分别进行关键词的分析。在菲律宾报纸的评论中，对于黄岩岛事件的描述，使用最多的词是“standoff”(对峙)、“row”（争端）、“impasse”(僵局)。在对事件性质的定义中，菲方评论多用“bully”（欺凌）、“intrusion”(入侵)、“harassment”(骚扰)以及“poaching”（偷猎），对于菲方媒体而言，最终的诉求是“sovereignty”（主权）。
对于中方的媒体而言，在其评论中，对黄岩岛事件的描述，使用最多的是“对峙”和“争端”；在对事件性质的定义中，中方多用“袭扰”、“挑衅”和“激进”，其最终的诉求同样是“维权”。
从关键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对黄岩岛事件的描述和最终诉求上相似度很高，对于黄岩岛性质的定义中呈现出高度对抗性的话语表征，而且菲方更强调中方“以小欺大”，中方则更强调菲方是“激进和非理性”，这是由于事件本身具有高度对抗性，而且媒体所处的立场态度、意识形态等因素都直接导致了媒体“发声”的不同。
2、推理模式分析
恩特曼认为，框架意味着“选择可感知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突显，以
突出问题特定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意见。”他将框架的功能概括为定义问题、诊断原因、进行道德判断以及提出对策。[6]此后，梵·郭璞则进一步将其称为框架的“推理装置”，与隐喻、视觉形象、词汇选择、刻板印象等框架装置一起归于媒体建构框架的“框架包裹”。[7]对于“新闻框架”和“评论框架”而言，推理模式同样适用，只是在“新闻框架”中，推理模式的应用更加隐蔽；而在“评论框架”中，表达可以更加直白，修辞的手段也可更加多元。为了使推理模式的分析更加清晰，笔者提炼出此次黄岩岛争端中评论所关注的三个焦点议题，即“是和是战”、“双边多边”、以及“美国因素”。围绕这三个焦点议题，从“问题的提出”、“原因的分析”、“解决的方案”三个维度对评论框架展开推理分析。
议题一：是战是和。“是战是和”是中菲两国评论争议的首要焦点。对于中菲双方而言，黄岩岛之争实为主权之争、资源之争、战略位置之争，对于是战是和的讨论必然异常激烈。从问题的界定来看，中方将黄岩岛争端视为菲对中主权的试探与挑衅，而菲方则视其为中对菲的试探，并且试图从中谋取“机遇”。
在原因的分析环节，中方评论的落脚点主要在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认为黄岩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在主权上具有“不可争议性”，并且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从斗争策略的角度出发，中方演化出“温和派”和“强硬派”两种声音，对问题进行多角度解析，笔者将在方案的解决环节展开论述。对于菲方评论而言，体现出“不求战、不求和”的双面态度，其目的仍在于试图通过多边外交，利用和牵制中美两国。
在解决的方案环节，中国的两种声音交替出现。“温和派”的代表观点是“只要我们守住底线，只要我们不急不躁，只要我们刚柔并济，只要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就会在南海问题上赢得更大的战略主动。” [8] “强硬派”的代表观点是“菲方不能将中国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真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介意和菲方共同创造一个“黄岩岛模式”。 [9]为此，有必要分清“战略的第一枪”和“战术的第一枪”，告知“后发”是“立德”，“制人”是“立威”的重要性。评论角度的多元也为中方争取战略主动赢取了时间和空间，而且专家学者以“舆论领袖”身份发出的多元“声音”更容易为国际社会采纳和认可。
菲方方面，解决“是战是和”的声音同样多元。其中有煽动性的评论，如《Can we be heroes（我们能成为英雄吗）》、《Fight for this cause(为这个理由而战)》，也有主张灵活策略应对中国的评论，如《Needed Firm but Deft Diplomacy, not War Games（需要坚定而灵活的外交，而非战争游戏）》、《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row over Panatag Shoal（帕纳塔格礁的外交解决方案）》。在菲方的评论中，涉及到殖民历史带给菲律宾的屈辱感，体现出一定的“小国心态”以及“曲线强国”的需求。多元化的声音对于菲律宾而言早已习以为常，这得益于菲方的媒介生态；“小国心态”与“曲线救国”需求还涉及到菲方的战略考量和国民性问题，笔者将在后详细分析。
从总体来看，在“是战是和”议题中，中方的评论框架相对稳定，“温和派”和“强硬派”的评论基本持平；菲方的评论框架不稳定，“中间派”的评论占据上风，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
议题二：双边多边。问题的提出在于菲方多次提出要将黄岩岛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而中方则坚称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具有不可争辩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十分激烈。
在问题的分析环节，中方主要依据是历史性权力原则和时际法，菲方的主要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对专属经济区的定义以及“地理临近”的原则，并且二者对于黄岩岛属于“岛”还是“礁”的问题分歧较大，直接导致对黄岩岛属于“领土”和“水域”的不同看法和争议。
在问题的解决环节，菲方为了争取战略主动，坚持将黄岩岛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并且试图拉拢东盟国家“选边站”，走多边谈判的道路。评论《Endangered territory（受到威胁的领土）》分析的十分清晰，作者写道“Diplomacy is, of course, the correct way to go. But beyond diplomatic efforts, we must stand our ground, and there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pecifically Asea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which to seek support and just resolution.”（当然，外交途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除了外交努力，我们必须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们可以从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和美国那里得到支持并解决问题）[10]。为此，多位菲方专栏评论员献计献策，如有评论员还提出了采取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的四种方法，极具蛊惑性，如“First i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second , is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the Law of the Sea (ITLOS) and the third , permanent arbitral tribunal. The fourth is the special arbitral tribunal.(第一种是国际法院，第二种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第三是永久仲裁法庭，第四是特别仲裁法庭) [11]
中方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坚持的重要立场是：中方始终主张根据历史事实和公认的国际法，通过当事国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南海争议。这也在中方的主流媒体中得到了清晰和一致的表达。在《解放军报》刊登的评论《中国对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拥有充分法理依据》中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黄岩岛，并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实施主权管辖”、“中国一直对黄岩岛进行长期开发和利用”、以及“陆地统治海洋是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等多个方面对黄岩岛领土主权进行法理分析与历史考察，这对于中方争取双边谈判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舆论保障。
从总体来看，中菲双方在 “双边多边”的评论框架中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方评论坚持从双边的立场看待和解决问题，而菲方评论则希望从多边谈判中谋求更多机会。
议题三：美国因素。问题的提出在于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菲律宾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对美而言有开掘的空间。因此，黄岩岛争端背后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中菲之间的较量，更是中美两国实力的角逐。
针对美国对黄岩岛争端所产生的影响，中菲两国的评论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的解读。中方对美在南海的企图认知清晰，态度明确。中方评论认为，美在南海搞“模糊性威慑”，折射出其“渔翁心理”以及战略试探的目的。譬如，在对美国介入该事件的分析中，有评论提到“弄清楚美国想在这场对峙中得到什么。美国的意图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浑水摸鱼，渔翁得利。除此以外，美国还通过小国的骚扰举动试探中国战略底线，并进行战略牵制。中国若不理睬，会被美国认为牵制行动力度不大未起到作用，将会‘设计制造’更多此类事件。” [12]。在问题的解决环节，对于美国势力，中方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且以较为理性的态度看待美菲关系、中菲关系。如评论《美国不应被莽撞盟友绑架》、《美国保持中立有助南海稳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唯一选择》等都体现出中方的态度，并提出解决之道。
菲方对于美国的心态则复杂而矛盾，这也体现在菲媒体评论的分析中，一方面菲方寄希望于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另一方面对美插手南海心存顾虑。在评论《Can we be heroes(我们能成为英雄吗)》中，对美国介入有着清醒的认知“are we just bank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fight our battles for us? And if America comes to our rescue, what would motivate it? Surely, it is not love for us, nor love for democracy. How about control or open access of sea lanes? How about having a foothold or a firmer grip in a region dominated by China and Muslims? How about the lure of the same oil and gas that is attracting not just China but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And at what cost to us, to our sovereignty, to our independence?”（我们能指望美国为我们而战吗？如果美国来援救我们，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爱，也非民主。控制和打开海上航道？寻找到能够一个能强有力地控制中国和穆斯林的立足点？石油和天然气不仅只对中国有吸引，而且对邻国同样具有诱惑力。那么，我们的代价是什么？是我们主权，还是独立呢？）[13]在美国宣布对黄岩岛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后，菲方士气受到严重影响，对美不满情绪增强，甚至出现美对菲“阴谋论” 的声音，认为美支持菲意在出售给菲二手武器，是美国与中国的“合谋”。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也导致了菲方的舆论随着美国的“脸色”而经常变化，在问题的处理上也出现自相矛盾的方面。
从总体而言，对于“美国因素”，中方的评论框架较为一致，对美保持高度警惕，以较为理性的态度看待中美、中菲关系；菲方的评论框架则随着美国对华口径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3、情感因素分析
相对注重客观性的“新闻框架”，分析“评论框架”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析因子便是情感因素。这部分的因素在框架分析中难以通过量化的手法进行把握，需要基于词语的情感色彩与评论的整体论调来把握。笔者主要从政治修辞的角度来把握评论框架的的情感因素。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修辞的目的是政治说服，要达到政治说服的目的，必须采用三种手段：人品（ethos）、理性（logos）和情感（pathos）。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受众的情绪是处于变化之中，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受到那些宣传鼓动色彩较强的政治修辞的影响。评论主体在进行话语的创造与展开时，常以理性作为说服基础，但激起受众的情绪，带来受众态度乃至行动的改变，才是政治说服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情感方面则要求演讲者了解听众对辩论的问题所持有的情感和态度，并能善于掌握、调动、有时迎合那些情感和态度。” [14]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政治说服力具有持久性，使合法性得以持续下去。
中方在黄岩岛争端上的不少评论除了成功地运用理性的论据和论证方式外，也开始注重情绪的渲染与表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摆脱了以往千篇一律的面孔和“温和派”评论风格的印象，在受众中产生不小的震动。譬如在5月10日《解放军报》刊发的评论《休想抢走中国的半寸领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在4月26日《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在黄岩岛不应“撤火” 而应增兵》中，作者对破解国际上对中国认识的误区上十分到位，当论述到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时，他写到，“和平崛起与非和平崛起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打不打仗，而在于为什么打仗。凡是掠夺战争就是非正义的，凡是保家护土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别人的领土，我们寸土寸水都不要；但自己的领土，寸土寸水我们都不能丢。” [15]可谓义正言辞，掷地有声。此外，《菲律宾敢对华动粗？以卵击石》、《菲律宾内心希望中国揍他》、《菲律宾小动作可以休矣》等评论的出现，丰富了评论的话语，有效地调动了受众的情绪。
在情绪的渲染与表达方面，菲方在技巧的使用上稍“胜”一筹。对于菲方的媒体而言，知道菲方在硬实力上同中方的巨大差距，但其充分利用了国际传播方面的优势，结合修辞技巧与情绪渲染，多次交替打出“悲情牌”、“好战牌”、“站队牌”等，将“有理就在声高” 推向高潮。譬如在利用国际舆论方面，菲方评论到，“By continuing to raise its voice against China’s bullying, the Philippines will be playing its best card.We must keep China’s bullying on the front burner of world opi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Like an evil vampire, China will strike only when it thinks the world is not watching. But if continuously exposed to the glare of international scrutiny, it may be forced to back off and lurk in the darkness. ”（通过持续不断的提高嗓门对抗中国的欺辱，菲律宾将会打出他最好的一张牌。我们必须将中国对我们的欺辱暴露在世界舆论和国际大众媒体之前。就像一个邪恶的吸血鬼，中国袭击我们，就好像他认为世界并关注一样。但是如果持续地将其曝光在国际媒体的监督之下，他们可能被迫后退并隐藏在黑暗中）[16]。此外，菲评论的“鼓动牌”和“好战牌”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Let it be clear: this is not a call to arms, but an exhortation for patriotism. This is one time when every Filipino should strongly support our government and do what we must to preserve our dignity and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 because this involves what is clearly and rightfully ours. While we all pray and hope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we must all remain vigilant.”（让这更加清楚：这并非鼓动战争，而是爱国主义的督促。这一次，每一个菲律宾人都应当强烈地支持我们的政府，而且我们必须维护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为对我们来说关乎什么是明晰而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都祈祷，并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17]通过情绪的控制和把握，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来对抗中国，是菲媒体在此次争端中常用的手段。
三、结论与启示
在此次黄岩岛争端中，中菲两国主流媒体的“评论框架”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自己的特色，中方的评论框架体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一致性，在与外交口径保持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得有理、有节、有力；同时专家学者的加入，确保了评论声音的多元化，体现出舆论斗争的策略性。其不足之处在于，对评论议题的主动建构性不强，有被菲媒体“牵着鼻子跑”的情况；其次，政治修辞的运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以利用更多评论体裁，更丰富的政治修辞手段来实现政治诉求；再次，受到国际传播力的影响，在中方多篇评论中表露出对国际传播不自信，甚至出现放弃国际受众，只关注国内受众的观点，值得认真反思和研究。
菲方的评论框架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菲方主动建构议题的意识非常强，紧密配合“大小动作”刊发了大量的评论，这对于争取话语权的主动，引导话语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菲律宾的专栏评论非常有特色，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专栏评论不仅量多面广，而且专栏作家人数众多，语言风格各异，有利于争取舆论空间、争取国内外的受众；再次，菲方评论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英文作为其官方语言，也是其便利条件之一。当然，菲方的评论框架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评论框架的不稳定性，媒体的声音很难同官方保持一致，而且媒体声音内部充斥过多“噪音”，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观点，这从整体上影响了效果的实现。
除了对“声音”的考察之外，笔者还深深地感受到在框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些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菲两国的评论框架，在此简要分析如下：
1、媒体环境。要考察传播框架的不同，首先要考察两国的媒介生态。中方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其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其阶级属性和政治地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环境下，中方主流媒体的官方主导色彩浓厚。优点是在涉及类似黄岩岛主权争端的国际国内事务时，能够在准确把握外交政策和立场的前提下，准确、清晰、一致地发声。缺点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外被动反驳、对内单项传播的惯性仍然很强。此外，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上，虽然在大力推进“走出去”工程，但是信息投送的能力与效果仍不是特别理想，对国际议题的设置与推送能力丞待加强。
对于菲方而言，其媒体生态与中国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受美式民主的影响，菲律宾的媒体采取的是私营化的运作机制，媒介的运作模式逐渐走向多元。在亚洲国家中，菲律宾新闻从业人员享有较高的新闻自由度。2008年5月，其总统政府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新闻自由略有退步，但是菲律宾仍然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国家。菲律宾的媒体永不可能成为阿罗约政府的喉舌。菲律宾每个人都享受完全自由地在任何媒体发表意见、享受自由的权利。” [1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张日报假如没有几位专栏作家，就不成为一张报纸，这是菲律宾所有日报的一个共同点。” [19]菲律宾媒体专栏众多，相应评论的渠道更多，表达也更加复杂、多元。
2、对外关系。自2011年开始，随着菲律宾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变化，中、菲、美等国的关系进入急剧变动的时期。中菲关系只能用喜忧参半来形容，菲对中国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双重手段，即政治上加以遏制，经济上保持接触与合作。
中菲两国在政治与安全关系上不断有恶化的倾向。两国围绕南海主权和资源展开了多次交涉，菲方意在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从中谋取更多利益；在经贸方面，则保持相对稳定的合作。据资料显示，2011年中菲双边贸易额较2010年增长了22%，达到了 322. 54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以海洋安全合作为基础，美菲迅速拉近了彼此距离。有分析指出，菲律宾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首先菲律宾军方的利益是菲律宾政府在南海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重要推动因素。”其次，“能源财团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外部因素方面，某些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 以及长期的国际舆论对菲产生了影响。[20]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上战略影响力的增强被西方学者视为中国即将在南海采取强硬举措的基础。相对于菲方的“两面性”，中方的对外关系一直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平等协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所以，基于两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来考察两国主流媒体的“评论框架”，其认知也会更加深刻一些。
3、文化取向。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美两国的“评论框架”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由于历史的原因，菲律宾受到西班牙，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同化和影响。美国大力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民主理念、自由市场等，致使“依附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机制受到抑制；人民定位自身意义的传统文化走向衰落，导致本地人民对本国文化认同的减弱。”[21]基督教文化成了菲律宾的主体文化，这拉近了欧洲同菲律宾人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更加愿意接近西方社会，同西方社会交往，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何菲媒体传播的消息更容易在西方社会产生共鸣。此外，菲律宾是一个岛国，地理的分散性也导致了各民族、各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不一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不利于其形成有意义的权力中心。菲律宾“缺乏东亚国家中央集权机构遗留下来的集权传统，更不具有对更大更集中实体的忠诚和统一的国家意识。” [22]再加上菲方对外关系的不稳定性，造就了其依赖性和投机性的国民心理，即“容易采取冒险主义，但坚定性和持续能力不强，易退缩。在南海冲突中，往往是菲律宾先采取激进主义，刺激和挑战中国的底线，以美国为靠山谋取利益。一旦靠山的态度迟疑或者是遇到顽强的抵抗，就会全线退缩争取和解。” [23]这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何菲方“评论框架”缺乏一致性与稳定性。
中国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加之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因此，中国坚持一贯的理念就是坚持主权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对于主权的维护，中国历来声称具有不可争辩性。此外，中国正利用“软实力”实现对世界的吸引，正如高大伟在《中国的中心性》一文中提到的，“中国不会和西方或其他任何一方谋求特殊关系，它喜欢多个力量共发展的环境。中国认可和倡导多极世界，这种格局使它能最大化中心性优势。” “中国对中心性的痴迷培养，同美国积极追求世界领导权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布道者借普世价值之名行干涉之实，到头来往往导致不和，而“中枢国家”受中庸之道感召，发展出‘有意识的中立’。” [24]反映在媒体的言论上也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树立起中国理性、克制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可以想见，在今后的日子里，包括黄岩岛等在内的“南海问题”将始终是亚太乃至世界的重要政治议题，各方在舆论上的争锋相对是政治博弈的重要组成。笔者建议从战略传播的角度看待南海争端，完善舆论预警机制，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丰富舆论领袖队伍，不断提高国际议题的设置和投送能力。此外，单纯依靠舆论的力量还不充分，需要多管齐下，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多种力量，打出漂亮的“组合拳”，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注 释：
[1] 刘泽江：《新闻框架理论探析》，《大学时代（B）版）》，2006年，第3期，第25页。
[2] 冯建侠：《框架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发展》，《新闻传播》，2011年，第9期，第15页。
[3] 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第23页。
[4] Hackett, R. A. & Zhao, Y.,“Challenging amaster narrative: Peace protest and opinion/editorial discourse in the US press during the Gulf War”, Discourse& Society,1994,No. 5 (4),p.509-41.
[5] Le, E.,“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in written argumentation: Metadiscourse and editorialist’s authority”, J. of Pragmatics, 2004, No.36,p.687-714.
[6] Entman, R. M.,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Chicago,200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Van Gorp, B.,“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J. of Communication, 2007.
[8] 温冰：《有理有利有节 赢得更大战略主动》，《解放军报》，2012年，5月12日，第4版。
[9] 秦宏：《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够手段》，《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5月8日，第1版。
[10] 《Endangered territory》，《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14,
http://opinion.inquirer.net/26797/endangered-territory.
[11] Madel Sabater & MB., 2012年,《Play the ‘name that shoal’ game》, 《Manila Bulletin》，2012，April 28, http://www.mb.com.ph/articles/358283/playing-the-name-that-shoal-game.
[12] 《立威是中国在南海的当务之急》,《环球时报》，2012年，4月13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4/2609495.html.
[13] Jose Ma. Montelibano.,《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13, http://opinion.inquirer.net/26675/can-we-be-heroes.
[14] 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2010年，人民出版社，第27页。
[15] 罗援：《在黄岩岛不应“撤火” 而应增兵》，《环球时报》，2012年，4月26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4/2667720.html.
[16] Art Villasanta.,《Fight for this cause》，《Philippine Daily Inquire》, 2012, April 30, http://opinion.inquirer.net/27871/fight-for-this-cause.
[17] Romualdez.,《Today Scarborough , tomorrow Palawan》，《Philippine Star》, 2012, April 22, http://www.philstar.com/Article.aspx?publicationSubCategoryId=64&articleId=799495.
[18] [21] 丁文蕾：《民主巩固阵痛中的菲律宾媒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4月。
[19] 朱幸福：《菲律宾新闻业的现状》，《新闻记者》，1987年，3月2日，第43页。
[20] 吴金平 鞠海龙：《2011年菲律宾经济、政治与外交形势回顾》，《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27页。
[22] 李永芬：《菲律宾民主进程的困境》，《世纪桥》，2005年，第5期，第148页。
[23] 蔺蕊：《从国际战略学视角看当前的中菲南海冲突》，《商品与质量》，2012年，第5期，第340页。
[24] 高大伟：《“中心性”中国不追求领导权》，《环球时报》，2012年，4月24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4/266170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