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情况调研报告

摘 要：通过在山西省晋中、运城、吕梁地区部分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农民媒介接触状况进行抽样调查，不仅从媒介接触频率、接触目的、关注内容等方面入手，更对农民使用电视、纸媒、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介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初步掌握了山西农民受众的接触现状及特征，兹为本地媒体及有关部门制定农村传播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山西；农民；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仍占48.73%的农业大国。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新农村归根到底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而大众传媒则恰是培养新农民最为有效的载体。

目前，我国涉农传播还处于较低水平，我们的课题不仅具有实践性还富于理论性。依照媒介地理学观点，媒介是社会与地理的反映，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邵培仁、杨丽萍，2010）同时，经过文献综述笔者发现30年来国内对于农民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却鲜有对山西地区农民媒介接触情况的研究。因此，我课题组根据现有主客观条件把课题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情况调查”，力求通过调查为山西农村传媒的发展提供参考，同时试图为更大范围的研究提供基础样本，以促进农村媒介格局趋于合理，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培育新型农民，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使得定性分析建立在可靠的数据统计之上。2011年7至8月，我课题组在山西晋中、吕梁、运城地区的部分农村开展了田野调查采集了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进行了个案分析。按照传播统计学方法设计媒介接触调查问卷、发放并回收答案，对于一些个案样本，课题组还进行了访谈。调查问卷分7部分：个人基本情况、媒介接触情况、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二）样本选取

本课题采用抽样调查方法，首先运用判断抽样法，考量山西11个地市的不同特征，选定了晋中、运城、吕梁三地农村作为样本区域。培训来自以上地区农村的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一二年级学生充当调查员，并通过人际传播途径展开调查。

（三）样本环境

山西是农业、矿产等资源丰富的中部大省，农村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2/3，受访地区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为4500-5000元左右，村中电视机基本覆盖，网络覆盖情况较差，手机拥有率较高，但仅为简单通讯工具，多数村民的文化水平处于初中，具备识字能力。

晋中地区以义棠镇北村和义安镇义安村为例，该地市以煤矿产业为支柱，农民工较多，且在附近工厂打工，多数村民较为富裕，属工矿村镇的代表。

运城地区以柳头镇杜家营村和稷山县下庄村为例，该地区为山西重要的产粮区。杜家营村具有优质的棉花生产基地；下庄村村民主要开办乡镇企业经营金刚石加工并兼种小麦、玉米，经营猪仔饲养。运城地区农民多从事种养殖业，是山西产粮区农村的代表。

吕梁地区以离石区霜雾都村、临县城庄镇西会村为例。吕梁不仅是革命老区，更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调查地城庄镇是省级贫困县。两村农民多以种植业、林业、养殖业为主，并以劳务输出辅之。村民的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一部分发展较为困难农村的代表。

二、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总体情况的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回收问卷597份，有效回收率为99%，以问卷星软件为统计工具进行数据处理，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

从表1可发现，样本中男性较多，而且以中青年为主，比例高达64%。如果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为标准，将文盲和小学文化的定义为低文化程度，将具有初、高中文化定义为中等文化程度，专科及以上的定义为高文化程度，那么66.7%的农民接受过基本学校教育，具备中等以上文化，山西农民的文化程度基本符合当下农民的教育状况。此外，样本所从事职业的分布符合山西农村以农业为基础、工矿建筑等行业发达的现状。在第一产业中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者接近三分之二，而有22.6%的农民为农民工，从事工矿、建筑、运输等工作。总体而言，样本是具备代表性。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通过对有效数据的整理，分析如下：

（一）农民媒介接触的整体情况

图 1 显示出，山西农民媒介接触情况的顺序依次是：电视90.6%、手机51.6%、互联网31.3%、报纸22.6%、杂志图书17.2%和广播6.4%。传统媒体中电视依旧“一家独大”占据着农村媒介环境的重要地位，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新媒介正逐渐向农村发展，手机、互联网逐步走进农民家庭，特别在青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接收信息的渠道正从单一步入多元。

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信息渠道更加多元，部分农民开始接触新媒体。虽有超过50%的村民使用手机，发展势头超越了网络，成为了山西农民接触的“第二媒介”，但这一比例显然并不甚高，无法超过2/3，更无法与电视抗衡。而广播整体的接触率都很低。这从侧面表现出了山西农民媒介使用正处于一个渐进发展的转型阶段。

此外，调查数据表明，不同的群体，其媒介接触偏好亦有所不同。从收入来看，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接触率随收入增加而呈现增长趋势，而电视媒介的接触率以低收入者最高，高收入次之，中等收入最低，网络的使用与年收入并未形成严格比例关系。一般来看，农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是可支配时间的另一种表现，这与媒介接触有直接联系。

从深度访谈和“一日活动”跟踪中，笔者发现，受访者接触不同媒介（除手机）都具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段。以报纸、电视、网络为例，农民读报时间集中在上午接近中午和傍晚时间段。观看电视、使用网络一般在晚上，较少在其他时段。不同媒介的接触时段不同，与农民主要劳动时间集中在白天，闲暇集中在中午与晚上有关。

从年龄角度看，报纸接触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传统纸媒对年长者更具吸引力。网络作为新媒介，其接触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接触网络的群体以青年居多，年长较少。电视接触无明显年龄差异，各年龄段都频繁接触。

从文化程度看，报纸接触率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增加。网络的接触率随文化程度的增加而略有增加。文化程度对电视媒介接触影响最小，各文化程度段的农民对于电视媒介的接触都非常高。广播的接触样本少，难以得出结论。

近年来，无论是国家还是山西均明确提出要“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对“三农”信息传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就山西省的传媒而言，无论是部分市县级电视台的“三农”节目还是山西农村广播都得到了发展，对农广播、电视节目增多了；山西日报报业集团有专门面向农民的子报《山西农民报》；山西科技报社更是细分了受众，推出了“三农”类手机报7种，包括《农民手机报》《今日农业手机报》《果农手机报》《菜农手机报》《养殖手机报》《农资手机报》《村官手机报》为农村提供了一个接收、发布信息的平台。但即使是如此，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仍然发现大部分农民并不了解相关“强农惠农”的具体政策，对于有哪些针对“三农”的传媒不甚清楚，这足见当下山西农民信息传播链条是断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