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家理念的调整与重构【2】

完善和调整国家理念的内容选择

国家理念不是空洞的标准罗列，只有标准而无具体内容的国家理念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摆设。国家理念应该有实质性的内容，它应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中国国家理念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沉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国以来所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文化。

1.中国的优秀传统与文化

中国的国家理念应该包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是民族的标志，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的积淀，它内含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又是一个巨型的知识系统和资源宝库，其精华部分能够为中国的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一个欲以复兴的民族必须坚持并吸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脱离了民族文化的支撑，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国的目标会因失去持久的动力支持而中途夭折。

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钱穆是立足中国，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表达中国的学术，强调的是中西的不同，是在中西比较的话语中来表达中国。冯友兰用中国哲学来称谓中国文化，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范式来裁剪中国，用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视角看待中国，属于援西助中，他所强调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同一性。不管怎样，他们骨子里所装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亦即无论他们是用何种方式来整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他们的思想中都充斥着强烈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这是明确的，也是清晰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交融共生的结果，它们给中国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调整和完善中国国家理念的过程中，上述理念是否应该吸收进来值得考虑。

之所以强调中国国家理念要包含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必须认识到并清楚把握传统文化在重建社会道德中的意义。近年来所谓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只不过是当今道德滑坡现实的一个应急反应。但这些“热”犹如昙花一现，成为当今文化市场走马灯似的表演，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所谓的这些“热”没有成为拯救社会道德解体的良药，反而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和市场竞逐的赛场。诸多的国学班、古典文化培训班等，有多少参加者或者主办者是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给人以道德熏陶，让人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感、使命感、崇高感、神圣感的人？相反，这些宣称以讲授古代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活动，充满了铜臭味，变成了所谓“职场竞争的培训宝典”、争夺利益的阴谋算计和发财致富的秘诀。真正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乐善好施的精神被消解得无影无形。

要发挥传统文化对道德重建的意义，必须回归传统，对待经典要能做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经典所传递给人的微言大义表达清楚，真正注重传统对人的道德熏陶和心灵净化的作用和意义。不要拿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注重实效的庸俗实用主义来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将二者人为对立起来。现代社会注重物质利益，但物质利益的追求者完全可以做到有道德和良知，两者并不矛盾。相反，传统文化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个明确的界限，让人们知道他们追求物质的极限在哪里，这正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所在。

2.党与国家所沉淀的社会主义遗产

中国国家理念必须珍视建党和建国以来所坚持和沉淀的社会主义遗产。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走的道路尽管曲折，但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党９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自身所提出的目标，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实现，甚至犯过错误，但这不是否定和歪曲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和托词，以党所犯部分错误歪曲历史、夸大后果、错误归因甚至全盘否定党所走过的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族解放的价值目标是值得保留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探索出来的党的三大作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协商制度，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核心的文艺方针，以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改革开放方针等都是９０多年来党的建设所取得的经验，也是建国６０年来５０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所留下的遗产，这些在国家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制度建设中应该保留，并得到切实的执行。

3.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理念

中国国家理念应该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理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民族和国家在自身的建设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先进的理念可以被吸收进中国国家理念中来。理论研究证明，作为文化的积极结晶——文明，并不天然具有排他性，任何一个持续存在的文明一定是兼容并蓄的文明，而不是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文明。欧洲文明吸收了来自亚洲的基督教文化，中国文明则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日本文明则兼收了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文明。

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被世界诸多国家所接受，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吸收这些理念的合理部分。这里姑且不去讨论这些理念所倡导的价值是不是具有普适性，而是要剥离掉附着在这些价值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对于当下的中国，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话语出现时，人们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接受它们，这些价值所描绘的图景与中国人目前所拥有的现实之间存在距离，这正成了人们不加区分、详察就热情拥抱的原因。问题是这些价值要发挥作用总要落到实处，在贫富差距巨大的当今中国，落实这些价值时是要给谁自由、给谁民主？是形式的自由、民主还是实质的自由、民主？是要将它们当作价值悬设，在追求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承认它们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还是要激进地立竿见影的要求兑现？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赋予上述价值的具体含义就不同，这种不同正是判定不同的政治价值立场的根据所在。

能够为中国国家理念的调整提供知识和实践借鉴的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也能为之提供营养。加拿大传播学教授赵月枝所主张的“向东看，往南走”和“南方认识论”正是此意。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参照的“南方认识论”，是在理论上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尝试，是一个崭新范式下的全球视野。

总之，国家理念是国家形象的表征，它不仅内含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是一个国家政治价值观的理论表述。完善、清晰的国家理念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和表达的重要武器。中国要想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准确地表达自身，一个完整的国家理念的表述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打破西方普遍话语的有力武器。有了完整、完善的国家理念，中国才不至于成为西方自由民主普遍性话语中的“特殊”、“局部”。拥有了完善清晰的国家理念，就是以自身的历史为基础获得了价值世界的自我主张，获得了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性，而这是超越西方所划定的“普遍”与“特殊”的第一步。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在西方所划定的“特殊”领域里打转，才具有跳出“特殊”、走向普遍的可能性。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75）]

参考文献：

[1]李彦冰，荆学民.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几个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王新生.市民社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157.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5]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N].南方周末，2011-07-14.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