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危机下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3】

中国环境报道中议题设置的不足

指导思想不明，舆论引导力弱。1962年，蕾切尔?卡逊博士在《寂静的春天》中，介绍了现代科技成果DDT（国内译为敌敌畏）给环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而在当时，DDT能杀死携带疟疾、丝虫病与黄热病的蚊子，携带伤寒病的虱子与携带黑死病的跳蚤，还能杀死免疫力较强的农作物害虫，大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但蕾切尔?卡逊博士却大篇幅地论述了DDT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可以说国外环境报道从根上就培育了对现代科技滥用的质疑，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环境报道伦理。

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指导思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政府、媒体都认为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对待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并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例如，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长大的牲畜，饲料的不断改进让这些牲畜还没有发育，肌肉就已经可以食用了。这样的食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后，生态后果较为严重。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如何看待、应对这些现象的内容较少。

在报道污染环境的企业中，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也往往都集中在企业身上。未能深入挖掘及报道这些污染企业、项目的审批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以此设置科学合理的事前议题，提高政府听证会的对话质量才能避免“就环境论环境”“就污染论污染”。正因如此，我国的环境报道往往陷入浅层次的道德谴责，舆论的引导力较弱。

运动化报道，持续性较弱。与西方环境新闻报道的成熟、理性不同，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还处于突击式、运动化的报道阶段。还没有形成环境新闻报道的常态机制，缺乏对环境问题的长期议程设置。这与我国的媒介体制和媒体观念有直接关系。

体制方面，我国的媒体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干预媒体的日常报道选题。所以，凡是国内有环境保护的活动（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或是爆发严重事件（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事件）需要媒体配合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环境新闻以一种高频率的报道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这些报道活动过后，环境新闻又逐渐消失了。流于表面的结果是环境报道的内容枯燥乏味，缺少深度。

在观念上，不少媒体缺乏环境意识，对环保问题重视不够。从国外的环境新闻报道来看，大多数环境记者具备扎实的地质、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而在我国的媒体人才储备中，财经、体育、娱乐记者往往是首选，环境记者的数量较少。

跨地域报道，媒介社会环境监视力较弱。在环境新闻报道理论界，各国都存在着所谓“阿富汗斯坦主义”，即媒体在报道国外环境问题时往往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但往往在报道国内环境问题时却没了声音。这一现象可以从2011年11月至12月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报道中看出。我国的媒体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的发言上，尤其是解振华铿锵有力地高声怒斥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节能减排的任务。

毫无疑问，世界气候大会错综复杂，中国代表团的声音非常正当。但是，我国媒体并没有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重组、工商管理新规、质量检验新规等变动信息作为背景报道或深度报道呈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较高的两档节目《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内容，节目中表现的环境、生态破坏让人感觉是在遥远的非洲等地，而忘却了我国存在大量的濒危物种。

另外，在报道本地环境问题时我国当地大多数媒体往往选择沉默，而是由外地或者上一级的媒体率先报道。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媒体不能在事前对公众做出引导，让公众参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促进并提升听证会的对话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