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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宁抱小孩过河。
许晓艳下村调研。
孩子们送给高青山的礼物青豌豆。
张莉娟在教课。
黄帅和当地留守儿童过六一儿童节。
开栏的话
除了大都市，中国还有许多地方，它们是偏远的乡野、僻陋的小镇以及面目模糊的二三线城市。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地方可能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在角落里。要全面了解今日中国，必须重新照亮这片角落，走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即日起，本版推出《发现·角落里的中国》栏目，打捞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首期分享的是5位大学生志愿者的讲述，他们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走进基层，由此刷新了心中的中国拼图。
贵州凯里
十四块钱的车票
杜鲁宁
杜鲁宁，男，23岁，山东宁津人。武汉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2012年7月—2013年7月，将在龙里支教一年
2012年9月15日
学生中大部分都是乡下的孩子，前天课间休息时聊天，我问，你们大概多久回家一次啊？有的回答一周，有的回答两周，但有一个孩子回答说，两个月或者更久吧，只要家里没什么事，就不回去了。我接着问，县城到你家有多远呀，为什么不回去呢？他说，大概两个小时车程，车票太贵了，回去一次要14块钱，来回就是28块。我的心颤了一下，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故事。
晚自习之前，我把他叫来办公室聊聊。原来，他家里有五口人，除了父母外，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前几年离家出走了，父母为了找姐姐，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大笔债务。他是一个比较争气的孩子，中考超过县重点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父母把家里的马卖掉，筹钱给他读高中。正当他拿着钱准备读高中的时候，上六年级的弟弟被车撞了，因为主要是弟弟的责任，司机也没有赔多少钱。为了给弟弟治病，他放弃了重点高中，来到了不收学费的中职校。即使这样，入学时还欠了100块钱。班主任帮他找了份在食堂帮忙的兼职，这样就解决了每天的吃饭问题。家里每月给他交20块钱电话费，此外没有其他零花钱。但他说，至少不用饿肚子，还可以读书，挺知足的。我问他想不想再去读重点高中，他说，算了，不想给父母那么大的压力。我看着面前这个懂事的大男孩，心里一阵难过。
上晚自习时，我不停地在想，14块钱，就可以阻隔一个孩子回家的愿望。而平时我又有多少个14块钱花在了无谓的消费上？跟朋友出去聚个餐，恐怕一盘菜也要14块钱。回去以后，我对队友们说，以后我再出去吃饭，每次不得超过14块钱。我想，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警诫吧。
2012年9月22日
今天是周六，我却一大早就爬起来了，带上昨天晚上找出来的衣服、文具、书，向车站赶去。今天我要跟我的学生一起回家。
前两天在QQ空间里写了篇日志，叫做《十四块钱的车票》，引起了很大关注，好多爱心人士给我留言，说要帮助一下这个孩子。而我今天要家访的对象，就是这个寒门学子。他的家在湾寨乡，乡政府所在地距龙里县城39公里。湾寨全乡有9000多人，汉族占32%，布依族占51%。农业是主要收入来源。
车子很快驶出了县城，昨晚写材料到12点多，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开始昏昏欲睡……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把我摇醒，自豪地说：“老师你看，你看！”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睡眼惺忪的我惊讶了。盘山公路两旁，被雨水冲刷过的树木愈加青翠，山的另一侧是大片梯田，金黄的水稻铺满山岗……一直在北方生活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色，连忙拿出相机拍了几张。
下车之后，又走了一段泥泞小路，才到他的家。家里的情况比我预想得要糟。厨房里连灶台都没有，一个三脚架架起铁锅，就是做饭的地方。全家只有两张单人床，一张他睡，一张他弟弟睡。他父母的卧室里，一堆稻草上铺了褥子就是床。
他说要去找放牛的弟弟回家吃饭，我主动陪他一起去。在水库边，我们找到了弟弟。一件蓝色的秋衣，一条破了很多洞的裤子，一双拖鞋，一根藤条，典型的放牛娃样子。回去的路上，学生突然说，老师，可以给我和弟弟拍张照片吗？我俩还没有合过影。我的心又颤了一下，赶紧走到他们面前，用相机遮住自己潮湿的眼睛……
午饭是一盆水煮肉、一盘辣椒炒肉。看似简单的饭菜已经是招待客人的最高标准了。让他们这么破费，我心里很不安。饭后，我把带来的衣服、文具等给了弟弟，又跑到街上买了些水果送给他们……坐在返程的车上，感到今天的加班特别值得，至少我满足了学生的两个愿望：回一次家、和家人合一张影。一年的支教路上会遇到多少这样的孩子？我不知道，但我想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一点点。
补记：谈到下乡走访贫困学生这个话题，校友会的刘一烽师兄对我说：不仅要从物质方面关心那些贫困的学生，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关心和引导，帮助他们摆脱一些传统观念，树立走出大山看世界的信心。也许这些引导对孩子的作用不能立即体现出来，但会对他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新疆木垒
这座小城让我难舍
许晓艳
许晓艳，女，29岁，山东沂源人。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曾作为志愿者在木垒服务一年
2005年7月25日晚，颠簸数小时后，我抵达了新疆昌吉州木垒县。21点，内地早已华灯初上，木垒却是天色将暮，通红的太阳，彩色的云朵，缠绵在白雪覆盖的山顶。时任县团委书记的王玺带我们先期到达的志愿者到露天摊吃凉面烤肉，仿佛家人小聚。繁星满天,路上车很少，我第一天就爱上了这座安静、美丽的小城。
到2006年7月，一整年，包括春节，我都在木垒。然后，是一千多个日子的离别。回到山东，工作稳定，待遇良好，我却对木垒念念不忘。有时正吃着饭，我会突然冒出一句，“妈，我想木垒了。”然后眼泪吧嗒吧嗒落到碗里。
2010年春天，我终于归来。从昌吉到木垒，没有记忆中的颠簸，一半高速一半省道，3个多小时我已重回木垒的怀抱。直到今天，跟木垒在一起的日子，如同复印机里哗哗吐出的纸张，所有的快乐都是相似的。
两年多来，从城市到乡村，从田间地头到牧区草原，每一天，小城都在发生着变化：新广场、新公园、新宾馆，新的挺拔的树，新的明亮的路灯……正在一点点装扮着家园。木垒发展迅猛，我按捺不住欣喜和骄傲。
一路走来，我收获着新的感动。比如，我有了我的哈萨克族妈妈。62岁的古丽夏热妈妈是木垒县大石头乡牧民新村的刺绣大户。起初，妈妈在自己家里搞民族手工刺绣，销售绣品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3年后，她开了一家商店，并带动组织本村30多名哈萨克妇女搞起了民族刺绣，她成了刺绣经纪人。目前，每年生产刺绣产品100余件，月收入3000元。妈妈几乎不会说汉语，我几乎不会说哈语。可是，我们在一起，我高兴了，妈妈就会笑得合不拢嘴；我刚想哭，妈妈已经掉下泪来。我们语言也许不通，心却相通。
小城要发展，但是依然有坚守：所有落地木垒的项目第一要求便是不能破坏环境。没有林立的高楼没关系，但百姓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蓝天白云，就能看到家门前的树、远山顶的雪。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不过，常让我难过的，是身边的贫困仍然存在。几天前下村，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大石头乡铁尔萨克村几家牧民连煤都买不起。但我始终坚信，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我愿意留在木垒，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甘肃靖远
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梦想
高青山
高青山，男，23岁，湖南桃江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读研究生。2011年8月—2012年7月，在靖远支教一年
支教前后，我一直问自己：在大西北的这一年，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对于大西北，也许我一年的工作带来的改变很小，但这也已经足够让我自豪。
到甘肃省靖远县后，我被分派到靖远四中，教高二生物课。靖远四中是县里4所全日制高中最特殊的一所：九成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状况普遍不好。
我们几个志愿者就住在教学楼旁一个小房子里，平时总有不少孩子来找我们谈心。有一个来自偏远乡的孩子，听我偶尔提到大学生活之后，平时不怎么敢说话的他鼓起勇气找到我：“老师，我好想去北京上大学，但我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比不过城里人，因为我们乡里娃底子差。”灰心的语气，让人难过。我认真告诉他，老师自己也是从一个农村娃考上大学的，老师就觉得自己不比城里人差，人的命运从来都是自己掌握。我和他分享了自己当年学习高中英语和数学的方法，帮他提高成绩，等到我支教离开前，他已经是班上前十名了。临行时给我的留言中，他写道：“老师，理想是你给的，这辈子都忘不了。”
在校园里，我经常跟学生们一起踢球、跑步，和他们聊大学生活的点滴，和他们分享理想和成长经历。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回北京前的那几天，每天都会发现孩子们放在门口的小礼物，有自家地里摘的青豌豆，有粽子和酿皮……离开的前一天，我来到每个班的教室，给每个人都送了一张印有外经贸大校园图片的明信片，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约定，一个有关大学和梦想的约定。
不仅孩子们，这里的乡亲也很可爱。去年年底时，我被邀请到一个班级参加家长会。我与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握了手，他的手粗糙得惊人，十分有力。虽然方言难懂，但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印在了我心底，他说，无论自己多苦，他也要让孩子走出去；他说，西北人虽然不富有，但是每个人都不缺志气。听着他的话，我觉得能有机会来到这片土地，结识这些人，是人生多么难得的馈赠。
如今对我来说，西部已经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区域，而是深植于脑海中的一个印记。祖国的壮美西部，广袤静谧，她等着每一位热忱的青年建设者。
云南宁蒗
有好老师才有希望
张莉娟
张莉娟，女，31岁，重庆渝中区人。现为云南省丽江宁蒗县民族中学副校长。2003年8月—2005年7月，在宁蒗支教两年
2003年，我来到了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迷人的泸沽湖，让我感叹支教环境的“优越”。然而，当我翻山越岭来到永宁乡中学的时候，却傻眼了：教室墙面大的缝隙可以伸进拳头，几排用破旧木板钉起来的桌椅；恰逢雨季，教室地面一片泥泞，部分学生还住在地震棚，本地教师也不多。
每当见到学生七八十人挤在一个简易地震棚里过冬，每顿只有土豆、豆腐和米线，我真切感受到，要办群众满意的教育，在宁蒗何等艰巨！
我发现，由于收入过低和传统观念，很多家长不愿送孩子上学。我希望学生能完成最基本的初级教育。我利用课内外的时间，对贫困学生、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教师成立“爱心小组”，教孩子们整理床铺、洗衣服、洗澡。同时，我积极联系亲朋好友，资助贫困学生，筹集衣物。孩子们的心定下来，成绩自然提高了。
10年过去，这里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许多家长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甚至为了让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举家搬迁、外出打工。可大量适龄儿童入学，教学场地、教师配备并没有增加多少，形成了“大班额”现象，两个人的课桌三个人用，教学只能在低水准上进行。教学器材也大多是10年没换过。
因为偏远地区教师待遇不高，吸引不了外面的优秀老师，即便来了，心也不定。靠支教根本没法填补缺口，本地教师不得不超负荷工作。此外，随着初中普及和高中扩招，很多小学高年级优秀教师被选拔进初中任教，初中优秀教师被选拔进高中任教。这样“层层拔高”，会把原本合格的教师变成不合格，把原来的骨干教师变成一般教师，甚至导致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素质有所下降。
如果说，10年前，西部教育的问题主要在学生；10年后，西部教育的问题转而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这种状况不是多几个志愿者就能解决的，需要国家、社会对西部给予更多关爱和扶持。只有向教育事业投入更多目光，注入更多力量，西部才会有希望。
云南大理
寻找基层中国的答案
黄 帅
黄帅，女，25岁，河北沧州人。现供职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办事处。2009年7月—2010年7月，在大理支教一年
2010年，我到大理时，恰逢云南大旱，我的很多学生家里都遭了灾，严重影响学习。我们只能利用手里的资源，尽量给予他们关心。但我心里明白，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状况，必须找到适合的发展路子。教学之余，我开始走访一些村庄，希望对这片土地能多些了解。
云南绝大部分是山区，农业人口占多数，这里的乡村比较闭塞，“读书无用论”很盛行。我的学生中很多人觉得，辍学开个小店，过得会蛮舒服。
其实，一个地方的发展主要依赖本土人才的成长。西部地区的发展靠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哪怕有一半的孩子留在本地，也会带来巨大的效应。
但为何很多孩子仅仅满足于中学毕业就外出务工？我想，本质上还是因为本地发展不足。自然条件限制不说，现有的一些资源还未得到有效整合。比如说：农业用水量大，山地种植业产量受限，如果粗放型发展，对水资源、人力资源都是浪费。
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慵懒，小富即安。做什么容易发财，大家就做什么。有人甚至铤而走险。改变民风很难，仅仅通过宣传教育，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要让这里的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尝到甜头。
山区的村落比较分散，有些公共基础设施还是空白，一些地方还没有电，没有平坦的出村道路，无法保证饮水安全……我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发展的公平。所以说，城乡需要一体化发展。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产业发展就理解为开工厂办企业，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我深深地体会到，这里的村落还游走在工业化的边缘。我渴望他们能够融入现代，但更希望这里的文化还能传承永续。
因为这次支教经历，我回到北大后，选择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地方治理方面的研究，又在完成硕士学业后，选择到北京的基层工作，慢慢寻找基层中国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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