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责任

【摘要】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由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次构成，其中中层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发达和多样化的中层组织可为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沟通提供对话的平台，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本文基于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的可能性，指出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大众传媒作为中层组织，应担当起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平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渠道和空间。

【关键词】集体行动；传媒；大众社会理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方面，3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翻番，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涌现，如失业与下岗问题、偏僻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问题等。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使得以利益表达为动机的集体行动在我国的每个地方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我国社会已进入集体行动的多发期。面对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是“改革危险期”的来临[1]；还有学者则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失业下岗、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表明弱势群体已经或正在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2]。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与社会舆情的建构工具，理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努力。本文以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Kornhauser）提出的中层组织理论为切入视角，致力于探讨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作为。

一、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呈现：以农民工为例

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有城市低收入者、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从数量上来看，以近几年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最多。为了考察传媒如何呈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一问题，课题组选择了一家省级党报和一家省级都市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两家纸质媒体5年内的农民工报道（获取样本量为：党报239篇，都市报226篇）进行内容分析，以管窥当前新闻媒体在呈现农民工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立场和视角，以及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了怎样的形象，由此考量新闻媒体是否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内容分析结果表明：

（1）尽管农民工议题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议题，但媒体并未将此类议题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两家媒体在春节前后都集中报道了农民工议题，但该党报的所有报道均未将此类议题置于头版，占据该党报头版的，仍为党政新闻；另一份都市类报纸，226篇农民工报道中仅有8篇（仅占总篇数的3.5%）报道被置于头版。由此可见，媒体在处理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时，多以追求其中的矛盾冲突（如讨薪中农民工与包工头的冲突、工伤事故中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等）为最大目的，而非着眼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2）农民工议题的媒介呈现，多以求职与就业、劳资关系与纠纷、生产事故或灾难等问题的形式出现，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这样的报道占据了总报道量半数以上的比例，而对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文化教育诉求等较少涉及。毋庸置疑，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经济需求，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也需要拥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如参与社会管理、接受文化教育等。媒体将农民工作为单一利益诉求群体来报道，恰恰反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甚至歧视：将农民工视作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寄居于城市的“外来人”。另外，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处境这一因素，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农民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其他因素。乔同舟等指出，农民工群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状况可通过“农民工—政府”、“农民工—雇主”、“农民工—城市（市民）”这三重矛盾关系来揭示，这三重矛盾关系也理应构成媒体对农民工议题进行呈现的核心内容[3]。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上的弱势，将农民工的生存矛盾聚焦于“农民工—雇主”，而忽略了对新闻媒体话语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政府和城市，恰恰是遮蔽了权力与资本对“新闻场”影响的本质。

（3）从报道视角看，媒体在报道农民工议题时多以各级政府或者官员作为对新闻事实切入或理解的角度，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自身利益“被代言”。倾听来自农民工的声音，从农民工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并以此作为选择和报道新闻事实的切入点，才能够真正反映这个群体的想法与呼声，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

（4）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中，农民工被塑造成蒙受恩惠的弱者形象。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被关爱”、“被同情”的报道超过半数以上，特别是本次课题组选择的这份党报，这样的报道接近70%。以“同情”作为标尺为农民工形象定位，并不能推动社会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可、尊重和接纳；相反，将农民工形象单一化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沐恩者”，将会影响到这一群体社会身份的建构，以及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

综上所述，无论是党报还是都市报，虽然都有数量不菲的农民工报道（特别是在春节前后），但相对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等议题，关涉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农民工议题并未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政治表达及文化教育诉求等被忽略；在农民工报道中，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农民工自身利益被政府及官员“代言”；农民工形象仍停留在刻板的、缺乏主体意识的“被关爱”及“沐恩者”形象上。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并未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如何帮助底层民众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实现更为有效的话语表达，进而影响公共议程，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二、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

（一）中层组织及其功能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如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亦频繁发生，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条件及机制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59年，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Kornhauser）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一书，作为美国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现代化的过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和亲缘为组织基础的联系，但是能够填补其功能的现代社会中层组织却尚未发展起来。其结果是，人们在空间上越来越“紧密”，但有机的组织联系却日益疏远。这种“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组织的社会”，就是大众社会[4]。由于各阶层之间缺少有效的对话渠道，彼此间联系薄弱，大众社会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甚至出现政局动荡。

康豪瑟指出，在大众社会中，未经组织的大众极有可能为各种政治观念所蛊惑而卷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也很容易在“魅力型”领袖的光环下失去思考的能力，成为狂热情绪化的追随者。因此，作为联系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中层组织，其所具备的对话与协调功能值得研究者关注。事实上，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他对社会中层组织对大众社会改造功能的见解。

康豪瑟指出，社会中层组织的社会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同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被大众压力所左右；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和现实；中层组织的多样化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性。或者说，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5]。而当社会中层组织薄弱时，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大众社会”由此诞生。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集权主义运动。

康豪瑟所说的“中层组织”，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非常接近。

美国社会学者怀特（Gordon White）指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其主要思想是，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6]怀特同时还指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组织，公民组织具有独立性、自愿性和利益代表性三个主要特点。由此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组织，与“大众社会”理论中的“中层组织”在功能上十分相似，可以将公民组织看作中层组织的一种。

（二）作为中层组织：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近几年来，主要由弱势群体参与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相当频繁。在这些集体行动中，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对抗程度，毋庸置疑地考量着政府的危机处理与危机化解能力。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这将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更多的难题和更严峻的考验。

尽管近几年是集体行动的多发之年，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集体行动会对当前的社会结构造成破坏。因为这些集体行动发生的动因，往往是弱势群体出于利益表达的诉求而非政治诉求。民众之所以选择集体行动的方式，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这些体制内的表达渠道看似非常完备，然而实际利益表达的效果并不理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由于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弱势群体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他们才以体制外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由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观之，上述情形即为中层组织的力量薄弱，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弱势群体与政治精英之间缺少高效而畅通的沟通与对话渠道，由此造成社会冲突频发。

本文认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职能，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对话与沟通的平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应有的努力。

首先，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雷达”，应充分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更为透明化。中层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避免精英对局面的过度操纵。当前大众传媒所具备的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功能，为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中担当中层组织提供了可能。大众传媒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可以敦促公共权力在合乎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并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与控制，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当弱势群体与政府组织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传媒应监督政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争端，以疏导公众情绪，协助政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利益诉求。

其次，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应为弱势群体之间、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弱势群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提供平台。根据康豪瑟关于中层组织的观点，这种对话与讨论可以使个体与政府组织充分了解彼此的立场与诉求，消除存在于个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误解；更进一步的，理性的对话与讨论可缓解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避免被动员到一个社会运动中去的可能。城市房屋拆迁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近几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由拆迁而引发的集体抗议行动，关于拆迁的新闻、座谈会和评论充斥了各大媒体。拆迁，是城市化进程中说不出的痛。关于拆迁问题的报道，当前国内媒体应当反思。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吸引眼球”的效果，当前媒体关于拆迁的报道，多是从民众与政府对抗的角度来写的，这些报道中，多充满了火药味和对抗性，民众被描绘成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而政府被描绘成滥用公共权力的强权精英。很少有报道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角度，对国家拆迁政策进行认真解读与分析。媒体并未担当起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理性沟通平台，而成了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发泄非理性情感的渠道。

再次，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排气孔”，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空间。康豪瑟认为，由于国家的“庞大”，在进行社会管理时不可能“无微不至”，在这种情况下，中层组织就可以充当国家难以涉及的“死角暗区”的管理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的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机构，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弱势群体更多地以非理性的、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有研究者称这种情形是“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7]。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排气孔”，应平衡报道各阶层诉求和利益，特别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的空间，为弱势群体宣泄不满情绪提供渠道。通过“减压阀”和“排气孔”功能的发挥，可缓释弱势群体的不满、敌视和对抗情绪，避免社会矛盾和压力的过度集中，防止集体行动的发生。

最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应通过传播与社会价值观念一致的信息与文化，培养民众的认同感。康豪瑟所言的“大众社会”，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大众文化价值标准易变，社会联系的纽带缺失，个体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从而更易受外界的影响和操纵。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应通过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体系，培养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在弱势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维系情感的纽带。通过传播“自己的”文化，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得到加强，进而被动员到大规模集体行动中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三、结 语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系统都会在运转过程中产生敌对情绪，形成有可能破坏系统的压力，当这种敌对情绪超过系统的耐压能力时，就会导致系统的瓦解，而社会冲突正是表达不满、发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方式，一个社会越是能以某种认可的方式允许冲突存在，冲突越制度化，就越有可能把冲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8]。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容纳冲突并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和化解冲突的社会[9]。一个政府化解冲突的能力，主要依赖于这个政府是否具有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从大众社会理论的视角看，中层组织作为联系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纽带，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这样的角色和使命。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代中国，能够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联络、协调、沟通以及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监督和制约功能的机构，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但在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大体均衡的利益表达机会上，这些机构做得还远远不够。本文认为，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机构，已经具备中层组织的基本特征，能够而且应当担当起中层组织的沟通协调功能、组织动员功能、监督制约功能以及社会整合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大众传媒能否真正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职能，不仅依赖于传媒自身的努力，更依赖于国家的传媒制度与传媒政策的调整。

[本文为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09CXW016）及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参考文献：

[1]张学斌.改革危险期[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

[2]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J].新闻大学，2005（4）.

[4]William 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M].New York：Free Press，1959.

[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Democratization，1994（3）：375—390.

[7]王金红，黄振辉.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J].开放时代，2008（3）.

[8]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