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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运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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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事马上办”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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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福山区福新街道 |
故乡，或生于此，或长于此，必定是人们情感的凝结之地；离家，或奔向繁华，或归于僻壤，总会获取新的视野、新的感悟。因此，离家之人回望故乡，渗透着情感的思索，会下意识地流泻而出。
本报从去年开始，开辟“回乡偶书”专版，组织回乡记者观察故乡、感受故乡、思考故乡。今年我们再次推出两个专版，聚焦变化中的村落、城镇，展示成长中的中国。
故乡，在蜕变中生长
陈振凯
在中国和汉文化圈，2013年属蛇。成语词典里，有关蛇的成语，褒义的不多。但蛇的“蜕变”，却是一种值得人类极为珍视的能力——尤其，对于2013年，对于这一年的中国。
因为，这一年，属于“蜕变”。本报多位记者回乡探访，异口同声地用一个字描述了对故乡的感受，那就是“变”。今年最大的变，是风气。
风气在“蜕变”。2013年春节前夕，中央力倡节约，高调反腐，并摆明了春节期间不会松动。“光盘”成为光荣，打包变得流行，开公车去景点被拍，喝酒成风不再行得通……这种变化，让人气顺。
空气要“蜕变”。雾霾天，要听响还是要健康？31天的1月份，北京有26个雾霾天，要不要放鞭炮的发问，春节前夕越来越响。北京市的数据是，过年期间，鞭炮烟花销量下降近5成。GDP增减几个小数点，一年只需考虑两次，空气则要天天呼吸，人人关心。
思路要“蜕变”。2013年初，一些地方，提出“两只鸟”，凤凰涅槃，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与转型。产业蜕变，背后是思路之变。新的5年甚至1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收入翻番”，建成“美丽中国”，发展思路要变。
年关年关，过年是关。要蜕变，就要过关。过人情关，烟酒关，面子关……甚至侥幸心理关。当“变化正在发生并必将更大发生”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时，有人不学蛇的“蜕变”，反而学蛇的“虚以委蛇”——
三令五申不让送礼，我偷摸暗着来，结果被抓。
三天两头强调自律，我还公车私用，结果被拍。
……
微博上，饭桌上，人们讨论着“某县某局长省会送礼被抓现行”，热议着某警局某军区豪车车牌清晰被拍……当变化发生时，总难免有一部分人侥幸，试探，并“撞上枪口”。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变是永恒的不变，这是古人讲了几千年的道理。2012年底，中共中央换了新的领导集体；2013年两会，中央政府即将换届。十八大里，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十八大后，新的作风扑面而来。不论小环境，还是大趋势，2013年属于“蜕变”。
蛇的“蜕变”，往往痛苦；凤凰涅槃，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国家和民族的“蜕变”，同样不会一帆风顺，难免阵痛。既要蜕变，国家便做好了承受蛇的痛苦。
“蜕变”是个方向。但每个地方、每片阳光、每只鸟儿，不会自动去变，所有变化的背后，都靠人的推动。
这个国家13亿人，每个人学习蛇的蜕变，国家才便真拥有了“蜕变”的力量。
这个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每个乡镇、每个城市践行蛇的蜕变，国家便可不断前行。
天津：那些人，那些地儿，那些变化
本报记者 严 冰
一座城市如果与你的任何经历无关或是没有任何朋友，那么，你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就会大打折扣。天津，对于我，则不然，因为，这里虽然既不是我的祖籍地，也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
儿时居住的楼后，有一条大河，听郭兰英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时，我总是想到这条河。后来读了书才知道，这条河和长江黄河一样著名，是借着鬼斧神工人工开凿的大运河的一部分，叫北运河，是旧时南粮北运的漕运通道，著名作家刘绍棠以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创作了《蒲柳人家》等不少文学作品。我生活的上个世纪70年代，早已不见漕运的帆影，但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吊桥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桥上的木板已经斑驳脱落，走在上面，望着桥下晃动的河面，总是让人胆战心惊！
今年大年初五，我就是沿着这条河回到了既陌生又熟悉的第二故乡。
回乡之缘起自小学同学的聚会。一见面，同学克勤就指着我问：“这是谁呀？”听到别的同学的回答，他竟然喊着我的名字吃惊地大叫起来。这就是久别重逢的惊喜！因为这些年我虽然多次回来，陆陆续续见了不少同学，但克勤还是第一次见。时隔32年，正是：“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见面聊起儿时一起玩的游戏：骑马打仗、撞拐、弹球、烟盒、纸宝、糖纸……虽不登大雅之堂，却也趣味无穷。
聚会的地点就选在同学小海开的酒楼。儿时，小海兄弟姐妹4个，全靠父亲一个人34元的工资，生活拮据，我亲眼看到他，一碗米饭，倒点酱油，开水一泡，就是一顿饭，如今自己开起了大酒楼，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教数学的马老师也赶来了，当时的大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精神依然是当年在课堂上那么健朗。儿子在北京中关村找了个好工作，如今就盼着抱孙子了。我的母校二号路小学如今是趋之若鹜的好学校，据说择校费颇为不菲。当年开门办学、建校劳动，为贫下中农打算盘，拾粪拾旧钢铁等活动，带着时代的印记，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小学同学从事的职业很杂，有区环保局干部、街道办事处书记、警察等基层公务员，有央企中层领导、车间主任，有医生、教师，有个体老板、厨师，不论职务高低、境遇如何，“发小”永远是“发小”，谁求到谁，办事不用送礼。
推杯换盏之间，觥筹交错之际，多年或多日不见的拘束不见了，谈起儿时的好时光，欢声笑语，激情洋溢……
沧桑带给人们的除了生活改善的喜悦外，也附带着岁月流逝的怅惘，就像那条河。令人胆战心惊的吊桥不见了，换成了崭新的梁桥，可总觉得少了点味道。还有，河水也不如儿时干净，那时夏天，北运河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可现在，没人敢下河游泳了。
重逢倍觉短暂，分手时不禁想起父亲年轻时在北运河留下的诗：“历史像滚滚的长河，一泻千里，前人走过的路，只留下脚印。你，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用自己生命的火花，照亮那滚滚向前的历史。”人到中年，人生过半，想做的事还很多，离长辈的期待还很远，大家以此共勉，相约明年再见！
宁海：“马上办”巧治“机关病”
本报记者 张意轩
春节期间，随先生到浙江宁海过年，与几个新闻同行聊天。
“宁海有个‘百姓事马上办’，还真顶事儿。”
“跟2011年媒体热议的山东济宁‘马上就办办公室’一样吗？县里搞这个不会是作秀吧。”
“不是作秀，不信你去看看。跟山东的主旨类似，但形式别具一格。”
出于好奇，决定一探究竟——
点开“宁海新闻网”的“百姓事马上办”，百姓反映的问题一览无余，内容有投诉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有举报老板欠薪、黑作坊的，也有治堵、教改等建议……每一位百姓的诉求都有“责任部门”对应处理，“状态”显示“处理”或“正在处理”，最末一列还显示当事人的评价。“百姓事马上办”网页显示，日期从2011年5月至今，从未间断过。
点进县住建局的专题页看到，一名网友1月15日举报有人在河边倾倒建筑垃圾、丢弃死猪，致使河水泛黄，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1月18日，县住建局回复到，“经与投诉人取得联系，明确地点后前往，现该处死猪已被清理”。该网友于24日做了“满意”的评价。同是县住建局，在处理1月23日网友“天景园”投诉物业服务不当时，尽管“物业服务中心已与业主沟通解决”，但是仍然收获“不满意”的评价。
“像宁海这样敢于网上亮‘家丑’的，还是不多的。凡是能上网的地方，都能看到宁海人的烦恼、矛盾与思考。”同行表示。
是什么力量让“踢皮球”现象减少，是什么机制保证职能部门全面参与，若问题没有“马上办”会对部门产生什么影响？带着疑问，记者找到了春节值班的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建云。
据介绍，“百姓事马上办”是县纪委效能办与宁海新闻中心联合主办的，力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2011年6月，新平台开始运行，所有来信、来电、来访、发帖的百姓诉求都呈现在该平台上。每个职能部门有一个分管领导和一名工作人员与其对接，对百姓诉求限5日内回复和办结，办结后会有手机提醒将结果呈送给诉求人和受理部门。若问题碰到拖办，就会接到纪委的“催办单”，当地媒体就会跟进报道监督，百姓的评价也将计入部门考核。考核不达标，将扣减部门全员绩效工资，还影响部门年度排名。
“谁工作不力，影响部门其他人的收入，个人压力很大；年度排名落后，部门领导压力就大。”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道出了职能部门重视该平台的原因。
宁海新闻中心副总编辑侯德勇说：“如果不解决问题，不仅这条帖子会一直挂在网上，紧接着就有新闻报道要登出来，对职能部门来说，社会压力不小。”
对宁海群众来说，“百姓事马上办”成了“有求必应”的代名词。截至今年1月底，“百姓事马上办”共受理群众各类咨询和投诉12327件，帮助解决群众实际问题6000多个，群众满意度高达95%，同时全县信访发生率则出现明显下降。
王建云表示，许多官员将舆论监督视为“找麻烦”，其实舆论监督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工具。对宁海县来说，“百姓事马上办”将来不仅是舆论引导的工具而且还是各职能部门的行政主战场之一。
2月16日，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在2月7日一条讨薪求助帖后看到该县深甽镇的回复：“所反映问题已解决。”
新泰：家常不寻常
本报记者 尹晓宇
腊月二十六，回了趟父亲的老家，山东新泰一个普通的农村，虽然我不是在那里出生长大，但小时候寒暑假时都要回去一下，那个村子里自是有我的记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进村的路总是显得很长，多半都是走路，没什么交通工具，主要的是毛驴车和自行车，好一些的家里会有一辆摩托车或是拖拉机。经过漫长的田地后，会见到一头黄牛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那就是正式进村了，村口总是有一排老人坐在墙根下靠着墙晒太阳，许多时候我的曾祖父也在这里面。
那时少有人出去打工，盘算的是一亩地打出多少粮食，喂了多少头猪。那时常会停电，家里还有煤油灯，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不多。
那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
每年的拜年也是极有讲究，奶奶说拜年先去谁家再去谁家是有规矩的，女眷则要在男的拜完年后才能再去。年初二时，村里一个族的要聚在村口，辈分最大的在前面，各家端着簸箕，里面盛着东西，鞭炮噼里啪啦地要放一个小时，还有一个主持仪式的，这是送家堂。
记忆在村子的柏油路、两层的小楼房、小超市里变得陌生。
村里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济南、青岛、山西、北京甚至新疆，挣多少钱成了大家最常聊的话题。拜年的规矩则逐渐变得淡漠，讲究越来越少。
老家还有一些亲戚，中饭是在舅姥爷家，即将毕业的表叔谈论着找工作的事，“考公务员或者当老师吧。”他不想离家太远，还是想在山东，对于就读于一般本科的农家子弟来说，如何让四年的苦读和家里的花费不打水漂，是个大事儿。
舅姥爷是退休的小学老师，去年家里有件事让他很得意，从锁着的抽屉里，他拿出两本厚厚的大书，我接过来，是家谱，舅老爷家姓孔，一个让他们家族很骄傲的姓氏，家里也是以读书为最重要。家谱上有几个舅姥爷家的记录，我念给奶奶听，“连大哥家的孙子辈都续上了。”舅姥爷跟奶奶说，这是大事。
烟台：从田间到车间
本报记者 潘旭涛
今年42岁的张中伟是山东烟台天航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而10年前的他，是一位“失地”农民。离开土地后的张中伟从生产工人干起，经过十年的奋斗，一步步跻身公司管理层。张中伟的故事发生在烟台福山区福新街道，而故事的背景是福新街道的城镇化探索。
福新街道所在区域原本多是农地，从2002年开始，福新街道办开始了以“以工带农”城镇化模式。政府投入资金建设集中居住区，农民搬进居住区后，腾出的土地用于建设工业产业园区。产业园一方面可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另一方面又大幅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收入再转化为民生投入。
当地年轻人除了自己做生意外，几乎全部进入园区工厂工作。为了让农民顺利从田间转移到车间，当地政府对去福山技工学校和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习的本地学生，每人每年补贴500元。
经过10年的努力，在福新街道办21.4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着200余家企业，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和特钢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2002年，福新街道办的工业总产值只有4744万元，到2012年已超过62亿元，是2002年的130倍；2002年国税和地税总收入1208万元，到2012年跃升至2.43亿元，是2002年的20倍；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602元增加到2012年的1.47万元。
“以前种地收入太少，还要靠天吃饭。现在我每年在村里做8个月的防火工作，收入五六千块钱。剩下的时间干点装修的活儿。”黄泥沟村的张传河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老人拆迁补偿了三套房，他开玩笑地说：“孙子的房子都有了。”
福新街道的做法是烟台普遍采用的城镇化模式。烟台是一座工业城市，2010年，烟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因此，依托工业成为烟台城镇化的捷径。
烟台市副市长于松柏将烟台的城镇化道路概括为“功能区带动型”，即通过发展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业园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等功能区，促进产业、要素、人口聚集。烟台市住建局局长邹长清认为，烟台的城镇化既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又变革农民生产方式，可以实现“表里如一”的城镇化。
烟台的城镇化在功能区的驱动下快速前行，城市化率达到56.07%，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本版制图：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