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

与吴廷俊的约访始于2011年，当时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在天津召开年会，我本打算借机相约，怎知吴廷俊来去匆忙，未及我开口，他便离津南下。一年后，年会选址广西，我再次携愿而来，吴廷俊坦言被我打动，终于在怡人的巴马县接受了我的采访。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吴廷俊并不轻易允诺旁人的要求，威严审慎自不待言，而若他一旦接受你，便隔阂尽消，赤诚通达。持续三个小时的访谈，吴廷俊畅论学术人生，时而低缓，时而高亢，嬉笑怒骂，通透爽直。更让人感动的是，访谈结束后不多日，他还专门让人寄来书稿与资料供我写作参考。有人说吴廷俊很真，这真，令人敬重，也令人感念。

“全是一些偶然的机遇”

吴廷俊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农民家庭，和许多同时代的学人一样，他们有着诸多相似的经历：出身寒门，年少聪慧，一路求学。新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一代人似乎注定的人生际遇，他们忍受过青年时代求知的艰难与前途的迷茫，承受过中年时代转行的压力和治学的清苦，并且在时代的巨变之下默默地完成着深刻的自我重塑。而种种这些，对于吴廷俊来说都不例外。

在谈到过往人生的经历时，吴廷俊总会下意识地用到一个词——“偶然”。在他看来，进入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任教是“偶然”，走上新闻学研究道路是“偶然”，选择新闻史作为研究方向是“偶然”，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是“偶然”，甚至当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中国新闻史首席专家也是“偶然”……然而，这一连串的“偶然”之下非但不是他人生态度的散漫随意，反而映衬了他对命运抉择的不断突破以及阅人历事后的举重若轻。

吴廷俊最早对“历史”产生某种特殊的情结源自于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在解放前当过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解放战争初期‘五师突围’的历史问题，解放后，他成为被‘肃反’的对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改革开放后给予平反，但是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历史之真伪这个东西真是很不好说，很难弄，很可怕，很重要。小时候父亲的这段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后的道路。”正是这段“心结”，让吴廷俊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开始对历史充满了敬畏、探索与反思，只是谁也未曾料到，这个曾经在历史复写中被冤枉过的家庭，日后却真的走出了一个抒写历史的大家。

1964年，吴廷俊从湖北荆州中学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此在这个被他看来“既给了我好的东西，又给了我不好的东西”的学府中，度过了“庆幸又遗憾”的6年。20世纪60年代的武大中文系正值鼎盛，治学严谨，名流云集，藏书颇丰，底蕴深厚。但是，吴廷俊对这里趋于保守的学术环境一直保持着较为清醒的态度，他继承了武汉大学极高的学术品位与学术操守，又反思着因为封闭和内耗而给这里带来的种种问题。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终究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求学生涯：“我感到很遗憾，考了个好大学，却没有正儿八经地念几本书，我们正常学习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完全没有学习氛围了，一辈子就是遗憾这个。”

“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廷俊先是到武大襄阳分校搞“斗批改”，后又被派到武汉军区政治部农场当“军垦战士”。1972年，吴廷俊被分配到湖北省沙市三中担任语文教师，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这个原本在沙市已经小有名气的优秀中学教师恐怕就沿着这条轨迹继续走下去了。

1985年，华中工学院开始创办文科，时任校长朱九思先生开创了国内学界的几个第一，“当时朱九思有三个大动作，一是在工学院里办文科，二是文科招收研究生，再就是在全国网罗人才”。吴廷俊回忆说，当年朱九思为了学校发展到处延揽人才，五七干校、劳改农场，甚至监狱，凡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任人唯贤。吴廷俊便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华中工学院的。

和许多学者一样，吴廷俊最终走上新闻学研究道路的机缘也是耐人寻味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正在从历经政治风波后的几近停滞中慢慢复苏。老一代新闻学家开始了对“新闻无学”论的驳斥，新一代新闻学者逐渐形成规模，而传播学的引入给中国新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视野。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向的课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文社科界享有盛誉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开始设有新闻学奖。而这一切，对于当时重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吴廷俊而言还是一片空白。“当时中文系写作教研室要人，写作是个苦差事，毕竟人家已经磨合好长时间了，我不愿意去。然后又说到1983年刚刚开办的新闻系，我想新闻反正是一个新学科，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就说，到新闻系去吧。”吴廷俊坦言，在那个时期各地都在开办记者通讯员培训班，讲授新闻业务课程的老师们都很吃香，可他却再一次婉言拒绝，“我说我没当过新闻记者，教不了业务课。他们问新闻史教不教，冷门，不好教，我说我就愿意搞这个，我愿意！”说到当时专业选择的时候，吴廷俊表露出了毫不掩饰的得意与欣慰。

吴廷俊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个当官的料，“我这个人太直了，就是一个啃书本、钻故纸堆的人”。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廷俊就看到了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和武大是1983年同一个批文办新闻系的，武大1985年就有硕士点了，我们到1996年才有，在高等学校不抓学科建设，是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这种全局意识和前瞻性，他被当时的新闻系系主任程世寿先生看中，任命为主管科研与学科建设的系副主任。从1993年担任新闻系副主任到1998年出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一直将学科建设作为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他的带领下，新闻学院于2003年获批新闻学博士点，2005年又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6年研究生院新闻学学科排名全国第三，逐渐跻身全国新闻学教育的前列。

实际上，吴廷俊主抓学科建设的几年也正是全国新闻学教育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几年，1993年至1997年，全国新闻学教学点五年内实现了翻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设新闻传播学为博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1999年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正式挂牌为标志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终于完整建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客观地说，除了个人能力与威望，更重要的是吴廷俊敏锐地抓住了机遇、找准了方向，才最终带领团队乘势而上。

说到这八年的院长生涯，吴廷俊对他的领导、同事充满了感恩。“当时周济校长对我们从大文学院中独立出来很感兴趣，因为我的思路很对他的路，我们本来只想成立一个系，结果校长直接让我们成立学院。有领导的重视，再加上我们的老师非常争气，大家真是拧成了一股绳。所以我算是沾了大家的光，这些活儿都是大家干的。”吴廷俊对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感情是溢于言表的，“在一个地方，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支持你，你就应该为这个地方做点贡献。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了就撂摊子、翘尾巴，那没必要。做人都要有良心，毕竟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

2006年，早已华发丛生的吴廷俊荣退，在他轻描淡写的过往人生中，那个关于“偶然”的感喟总是被不经意地提起。曼海姆说，思想和信仰不能孤立地看待，而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中相互依赖的部分来把握。对于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而言，他当然明白个体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不可名状的深刻关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透过吴廷俊一路走来的那些偶然与必然的交织，看到人生的多彩与人性的丰富。

“我有三个敬畏”

吴廷俊说，“我活了六十多岁，如果总结一下自己，我有‘三个敬畏’：首先是敬畏人生，其次是敬畏师职，再就是敬畏学术。”吴廷俊曾在不同场合跟人谈起过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为的就是让后来人更加懂得珍惜与尊重。在吴廷俊看来，敬畏人生关乎底线，敬畏师职关乎责任，敬畏学术关乎操守，但是透过他的心路轨迹，这些诠释里包含的还有更多。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吴廷俊，而他也最为认同的，恐怕就是“真”：“‘真’倒是可以说，这点我不推辞。因为我这个人太强调这个问题了。没有‘真’，也就没有‘善’跟‘美’，所以说我的缺点、优点都暴露在大家面前了，不掩饰。”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吴廷俊回忆起了他为人之子的种种怅憾：“我是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1995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正是第一届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开幕前夕，我作为大会主理秘书长，很多事务需要我处理。于是，我匆匆忙忙把他送走之后便回来处理会务。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父亲由我弟弟照顾得多一点，母亲我管得多一些，所以2005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感觉这一辈子对不起他们，没有尽到一个长子的责任。”

在一个经历过至亲生死两隔的老人心中，生命往往有着太多严肃而不可往复的力量，在面对只此一次的人生中，吴廷俊选择了用“真”这个最简单纯粹也最难以坚守的品性作为叙写人生的大笔，无论是为人子、为人夫还是为人师、为人友，这其中的分量让他语气低缓却又耐人寻味。

在谈到学界谁对他影响最大时，吴廷俊如数家珍般地回忆起他与宁树藩先生、方汉奇先生、赵玉明先生、丁淦林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情感，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还是与方先生之间的几段过往。“比较起来，我跟方先生的交往多一点。我刚开始教新闻史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我认为中国新闻史应该从宋朝开始，并且把杂志寄给了方先生”。吴廷俊笑谈当年的莽撞，“方先生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家了，他竟然很快给我写了回信，不但肯定我的一家之言，还对我说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哪些人跟我观点相同，他建议我们联合起来进行研究”。直到现在，吴廷俊都颇为感慨方汉奇的学者胸怀，“太感动了，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件事呢，是我当年准备写新记《大公报》历史的时候，我花了4年时间查了《大公报》23年的历史，整理了几百万字的大事记，然后背到方先生那里去告诉他我想做这个研究。方先生说，很好啊，我支持你搞，结果他翻箱倒柜找了很大一包原始资料送给我。”吴廷俊再次动容，“我当时感动得一塌糊涂。搞史学的人把一手史料无私地给别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别人那么尊重他，方先生做人做学问真是没话说。”

吴廷俊对于师道尊严极为看重，在他的学生们眼中，无论是为学为人他都堪称严师。2009年他荣获华中科技大学“立德树人”奖，学高身正已然深入人心，但是他至今仍坚持认为他与上一代人之间的距离还有很大，“我经常跟学生反省自己，我做得还不够”。

在与吴廷俊的交谈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那就是他很避讳被称为“学者”。“我顶多就是一个‘学人’，从事这方面学习的人。学者嘛，应该得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成果，我离这个‘学者’还差得远。”除此之外，吴廷俊对于所谓“著作等身”之类的词汇也带着一丝调侃，“我从不主张著作等身，我也没有著作等身。咱们不是天才，写文章如泉喷涌，怎么可能著作等身呢？”

实际上，这种细致入微的谦逊低调和如履薄冰的学术态度在很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而对比他们的学术人生往往不难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普遍的谨慎作风绝非某种浅显矫情的姿态，而是真的源自于求学经历所带给他们对学术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和要求——“我在武大上学的时候清楚地记得两句话，一个是叫我们非先秦的书不读，因为只有先秦的书才是经典。第二是40岁以前不要发表文章，你连书都没读几本，发表什么文章呢？”尽管当年吴廷俊对这些严苛的要求一直持保留态度，但这种扎实的学风却给了他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我总是最钦佩那些有真学问的人，只会嘴巴花花的人我还真看不上。做学问要脚踏实地，追求一个‘实’字。”

吴廷俊的“三个敬畏”恰好串联起了那些曾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人与事，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他心底最珍视的某些东西。孔子也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可见“敬畏”往往出自于智者的感悟和训诫，面对眼前这位长者的娓娓道来，此中真意又如何不让人领受……

“反思，是自觉地想上新台阶”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里，与“吴廷俊”这个名字联系最紧密的恐怕就是“新闻史”和“新闻教育”了。

吴廷俊早年刚走上新闻史讲台时用的就是自己编写的教材，那本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以人物为线索的新闻史，就是后来获得湖北省优秀新闻论著一等奖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不仅如此，他的《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还曾获得首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而他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更是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学奖，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继方汉奇先生之后，第二位两获该奖的新闻学者。

吴廷俊对于新闻史学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他对于国内新闻史学的研究前沿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总结说，和其他两大研究领域比起来，这几十年里大体而言，新闻史做得相对好一些。“第一，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完备、大家公认的专业组织‘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二，无论哪一个级别的评奖，我们都出了些大家比较认可的成果；第三，我们有一支比较好的后备队伍。”尽管如此，吴廷俊依旧不无担忧地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有人对新闻史研究说三道四。这其实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反映。我记得2004年在开封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新闻史研究需要反思。在那个会上我也提出：新闻史研究把本体丢失了，要重新找回来，要从关注‘媒体干了什么’变成关注‘媒体怎么干’。”

讲到这里，吴廷俊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史料和史观的关系。“研究历史就看你对历史怎么分期，分期就代表了你的史观。为什么新闻史研究到一定阶段后就怎么也走不出方汉奇三部通史的那个框架了？一是你没有对新史料进行挖掘，二是你没有新的分析模式拿来解释。”2012年，吴廷俊在他的一篇名为《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文章里明确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1]而那本为他赢得第二次吴玉章新闻学奖的《中国新闻史新修》，也正是在“框架”、“体例”与“内容和观点”等三个层面上的创新让人们看到了吴廷俊试图走出“学术内卷化”的努力。

吴廷俊说：“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的学术指向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反思的文章比较多一点。所以，《新记大公报史稿》和《中国新闻史新修》应该说代表了两种风格。前者主要重在史料创新，后者主要是体例上的一个反思。‘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这十二个字实际是我对中国新闻史的重新概括，到现在都还有人说我胆子太大了。”

的确如此，胡适先生曾说，“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2]中国新闻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原始的历史”研究阶段之后，慢慢地迎来了学者们对于“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这两个更高层面的追求。而这种集体性学术旨趣的转移不啻为唤起学术生命力的一种希望，正如吴廷俊所说：“反思，是我们新闻史学研究者们自觉地想上一个新台阶。”

不独新闻史研究，对于承担了八年院长工作的吴廷俊而言，新闻教育同样是他饱有热度又满怀忧思的重要领域。

“目前我们的新闻教育存在‘两个脱离’——理论与实际脱离，教育与时代脱离；两个‘问题’——核心竞争力缺乏，可替代性太强。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吴廷俊的这番话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教育积弊的中肯概括，也是对国内外新闻教育差距的自我检讨。面对这一现状，吴廷俊旗帜鲜明地提出培养学生“新闻理想”与“新闻精神”的重要性：“记者要有王者气度，包容、通观，整个世界都在你胸中，你不是省长但要操省长的心，你不是国家主席但要操国家主席的心，这是‘新闻理想’；同时你必须不媚钱、不媚权、不媚俗，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笔相助，这又是一种新闻精神。这两点是根本，然后才是发现新闻的能力、价值判断的能力、平等对话的能力和驾驭多媒体的能力。”

吴廷俊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是略带激动的，这与他先前一直保持的缓和平静略显不同。尽管这位纵横新闻教育界多年的大家从未真正成为过他研究了大半生的“无冕之王”，但是他言谈举止、眉宇神情之间流露出的那种激情却让人深深地体察到了他心底对新闻学科、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亲近与热爱。于是乎，那种料想不到的倜傥霸气与豪情诗意竟在一位儒雅严谨的学者身上悄悄弥散开来。

采访吴廷俊教授的整个过程是轻松愉悦的，这与他对来访者的信任和关照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我与其说是位来访者，不如说是位求学者，他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好奇、疑问甚至提问的逻辑，以让我更加地自如和满意。他的博士生——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副教授全程陪同了我们的访谈，而他们师徒之间谈笑互动的平等和默契也让人倍感温馨。吴廷俊说：“我相信后面的人会比我做得更好，就包括你在内。”然后，莞尔一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

参考文献：

[1]吴廷俊.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J].新闻爱好者，2012（12）.

[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