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年播栏目的多重媒介镜像与多维舆论导向

【摘要】大型年播栏目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电视栏目类型，已经成为国家话语表达、民族文化传播的主流平台。本文通过探析央视著名栏目《感动中国》基于不同类别的具体节目而构建的多重媒介镜像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多维舆论导向，总结了大型年播栏目打造中华文化典型、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基本传播规律。

【关键词】大型年播栏目；感动中国；媒介镜像；舆论导向

本文探讨的大型年播栏目，指的是一种类型化、栏目化、年度化的大型电视节目，它一年一度于某一特定日子以晚会节目形式把年度性典型内容串联在一起集中播出，具有固定的栏目名称、固定的栏目宗旨、固定的播出时间和时长。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栏目类型，肇始于198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目前在央视已经发展成为大型年播栏目系列（包括娱乐类如各种春晚和新闻类如《感动中国》《“3?15”晚会》等），并有向省市级电视台蔓延的趋势。多年来，以央视系列栏目为代表的大型年播栏目在媒介议程设置、社会舆论引导、民族共识形成等方面作用显著，该类型栏目已经成为国家话语表达、民族文化传播的主流平台，如《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中国新的文化现象和民俗习惯”［1］，《感动中国》已经成为“一部让整个民族为之动容的年度精神史诗”［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时代标本”［3］，等等。

笔者认为，大型年播栏目的地位及影响，来源于其具体栏目的节目所构建的媒介镜像体系，系列媒介镜像是该类型栏目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达成共识的基本凭借。30多年来，以央视系列栏目为代表的该类型栏目构建了复杂的多重的媒介镜像体系，从不同维度对社会舆论产生导向作用，影响巨大。本文尝试以《感动中国》为例探讨其多重媒介镜像和多维舆论导向以及二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大型年播栏目打造中华文化典型，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基本传播规律。

《感动中国》的多重媒介镜像分析

CCTV的《感动中国》是一个以“找好人”和“评选让人感动的年度新闻人物”为主旨［4］的大型年播栏目。自2003年播出以来，该栏目“始终以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彰显深切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梳理一年重大事件，发掘人物精神内涵”，成为“记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年度发展报告”和“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的主旋律精神品牌。［5］自2002至2012年度共11年，总共有122个奖项（其中个人奖98项，2人或2人以上团队奖24项）的获奖人物通过栏目走进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其以庞大的获奖人物群体为中心的节目群落，构建了复杂的多重交叉的媒介镜像体系。

系列人物镜像的类型性分析

一方面，《感动中国》节目构建了类别分明、含义清晰的获奖人物媒介镜像系列。如果按照人物成分来划分，其获奖人物镜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普通人镜像。普通人是指岗位平凡且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个体，或由普通个体组成的集体，或成分复杂但以普通个体为主的民众集合体。计有：矿工张前东，三峡移民（2002）；孝子田世国（普通律师），支教者徐本禹（2004）；农民工魏青刚，赤脚医生李春燕，哥哥洪战辉（大学生），退休工人陈健，邮递员王顺友，青藏铁路建设者（2005）；少年黄舸，农村妇女林秀贞，微尘（2006）；普通医生陈晓兰，退休工人谢延信（2007）；唐山十三农民兄弟，支教者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工人韩惠民，全体中国人（2008）；退休工人朱邦月，家庭妇女阿力马洪，小学教师李灵，妈妈陈玉蓉（会计），农民张正祥，长江大学见义勇为大学生集体（2009）；工人郭明义，中学教师王茂华和农民谭良才，洗脚妹刘丽，K165次列车乘务组，中国志愿者（2010）；教师胡忠、谢晓君（夫妇），小贩阿里木，孝女孟佩杰（大学生），白领吴菊萍，三轮车夫白方礼们（2011）；中学教师陈斌强，中学教师张丽莉，小学生何玥，农村妇女高淑珍，台湾老兵高秉涵，村医周月华及其丈夫艾起（2012）。

第二种，军警镜像。军警是指我国武装力量和公安队伍及其所属机构的在职或离退休人员。计有：派出所原教导员赵新民（2002）；航天员杨利伟，衡阳武警消防兵（2003）；特级试飞员梁万俊，县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缉毒支队长明正彬（2004）；原二炮基地司令员、少将杨业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2005）；武警副政委丁晓兵，外科主任华益慰，排爆专家王百姓，红军（2006）；正团职飞行员李剑英，中尉孟祥斌，教授方永刚，二级警司罗映珍（2007）；士官学员武文斌，武警少校李隆；神七航天员（2008）；原中央军委顾问卓琳（2009）；武警中尉王伟，上士何祥美，看守所民警孙炎明，八位维和英烈（2010）；院士吴孟超，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2011）；少将、院士林俊德，专业技术大校李文波，公安部湄公河“105案”专案组（2012）。

第三种，专家镜像。专家是指在科学教育领域造诣很高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士。计有：社会活动家王选，研究员刘姝威，院士黄昆（2002）；院士钟南山，医生高耀洁教授，日本律师尾山宏，文学家巴金（2003）；院士袁隆平，医生桂希恩教授（2004）；院士黄伯云（2005）；院士叶笃正，教授季羡林，“蓝领专家”孔祥瑞（2006）；院士钱学森，香港教育专家钟期荣、胡洪烈夫妇，心灵教育专家李丽，院士闵恩泽，嫦娥团队（2007）；航海家翟墨，德国盲文专家坦贝肯，院士宋文骢（2009）；院士钱伟长，主任医师王万青（2010）；院士朱光亚，台湾特殊教育专家张平宜（2011）；研究员罗阳（2012）。

第四种，干部镜像。干部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现任干部或离退休干部。计有：原省委副书记郑培民，村支书张荣锁（2002）；村支书阿西木，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2003）；原省委常委牛玉儒，“大使”孙必干（2004）；县长经大忠（2008）；村委书记沈浩（2009）；村社长才哇（2010）；原地委书记杨善洲（2011）；县人社局副局长陈家顺（2012）。

第五种，明星镜像。明星是指在演艺、体育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知名人士。计有：姚明，濮存昕（2002）；陈忠和，成龙（2003）；刘翔，中国女排（2004）；丛飞，邰丽华（2005）；金晶，张艺谋奥运团队，吉吉（2008）；刘伟（2011）。

第六种，商人镜像。商人是指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人士。计有：海尔集团CEO张瑞敏（2002）；香港实业家霍英东（2006）；小建筑商孙水林、孙东林（2010）。

由以上列举可见：第一，在122个奖项中，普通人、军警、专家、干部、明星、商人获奖分别为41项（占33.6%）、29项（占23.8%）、26项（占21.3%）、11项（占9.0%）、12项（占9.8%）、3项（占2.5%）；前三者获奖份额均分别超过20%（是后三者任一类别获奖份额的2倍以上）且相加约占奖项总数的79%，是获奖人物群体的多数类别，后三者获奖份额均不到10%且相加只占总数的约21%，是其中的少数类别。第二，三个多数类别获奖者几乎贯穿始终（普通人2003年空缺、军警无一年空缺、专家2008年空缺），为基本类别；三个少数类别获奖者或者零散出现在部分年度，或者出现多年的获奖空缺，为非基本类别。第三，普通人、军警、专家三大类别获奖人物镜像，构成栏目系列媒介镜像之基本镜像。

系列人物镜像的多重性分析

另外，由于获奖人物的具体身份和获奖原因的千差万别，在基本镜像的基础上，《感动中国》所构建的系列媒介镜像还呈现以下几种面相：

一是共产党人镜像。共产党人是获奖人物群体的核心镜像：122个奖项中完全由非党员获得的只有36项，不足30%；获奖者获奖时身份全部为党员的有68项，加上大部分集体奖与党员密切相关，约70%的奖项由党员个人或以党员为主的集体获得；此外，许多获奖者获奖时身份是非党员，但后来入了党，如魏青刚、金晶、孙东林等。就栏目镜像的意识形态选择取向而言，作为中国社会中流砥柱的共产党人当仁不让地占据了获奖人物群体的核心地位。

二是科教人物镜像。科教人物是获奖人物群体的主导镜像：奖项中共有57项获奖人物的事迹与科教兴国命题密切相关，约占奖项总数的47%；除以12名院士为代表的各类科教工作者之外，其他如霍英东、郭明义、白方礼等许多从事其他行业者，甚至像艾起这样的村医丈夫，都为科教兴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成为科教人物镜像的组成部分。在五花八门的获奖理由中，撇开共同的道德模范作用不谈，就栏目镜像的事业选择取向而言，科教人物成为栏目报道的主要对象。

三是“小人物”镜像。众多的“小人物”构成了获奖人物群体的主体镜像：共有54个奖项颁发给了普通人、基层干部、小建筑商、普通军警等“小人物”，约占全部奖项的44%。在总体社会系统中，他们或岗位平凡、或职级低下、或缺乏名望，甚至以上数者兼而有之。与“大人物”相比，“小人物”天然个人能量小、社会贡献有限。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较大的社会结构，他们占据了将近一半的获奖份额，构成了该群体中与众多的“大人物”并列的另一主体。

四是逝者镜像。为数不少的逝者构成了获奖人物群体的特色镜像：共有25个奖项其全部或主要获奖者已逝世，约占奖项总数的21%，每年度都至少有一个奖项颁发给逝者或以逝者为主的团队，有的年度多达3项（2006、2009、2011、2012年度）乃至4项（2010年度）。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用隆重的新闻晚会典礼为过去一年内去世的、其生平事迹足以感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树碑立传，恐怕是世界电视史上的一大特色。

《感动中国》的获奖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折射多重镜像。以2012年度的获奖者罗阳为例，他同时兼具专家、党员、逝者等身份，其媒介镜像折射出包含基本镜像、核心镜像、主导镜像和特色镜像等在内的复杂状况。《感动中国》所形成的多重媒介镜像，反映了国家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和大众话语系统的合力作用，是多维话语系统竞争和共生的结果。

《感动中国》的多维舆论导向分析

获奖人物群体所构建的多重的复杂的媒介镜像体系，是《感动中国》进行舆论引导的物质基础。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言，“感觉和思想是由钻进我们身体之中的影像产生的”［5］，透过获奖人物群体所形成的多重媒介镜像，受众可以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观照社会和自己，而这些媒介镜像也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不同方位和层面持续观照受众和社会。在媒介镜像、观众、社会三者的相互观照中，受众会受到感染，栏目的社会影响会不断发酵，从而形成鲜明而多维度的舆论导向。

一是基本镜像的导向。普通人、军警和专家三大类别的获奖人物，构成栏目的基本镜像，成为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三根巨大脊梁。三大类别占获奖份额的绝大多数表明：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能成为鲁迅笔下“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式的“中国的脊梁”的人，更多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劳作的普通民众、保家卫国的军警和致力于发展“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三股基本力量；在总体的社会系统中，他们的精神面貌是我国主要人群的基本精神面貌。

二是核心镜像的导向。栏目广泛报道各类别获奖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如专家钟南山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干部郑培民的“身居高位而心系百姓”、明星刘翔的“不断超越”、商人张瑞敏的“创新与开拓”、普通人张丽莉的“人生最美的一课”、军人李文波的“二十年坚守”等等，让鲜活的足以让人平心静气思考人生意义的事实与社会大变革中的喧嚣和浮躁形成鲜明的对比。核心镜像表明：共产党人是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其追求和信仰构成中国社会的核心追求和信仰，其事迹和精神是栏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精髓。

三是主导镜像的导向。对获奖人物与科教兴国事业相关的事迹和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如气象学家叶笃正的“让外国人同我们接轨”、航天员杨利伟的“中华民族飞天的梦想”、助学者丛飞的“不惜向生命借贷”、支教者徐本禹的“一己之外的理想主义和冲动激情”、工人孔祥瑞的“150项革新”、农村妇女高淑珍的“粗糙的手支起课桌”等等，使栏目的叙事框架显得宏大而壮阔。以科教人物为主导镜像，给科教兴国战略以充分的展现空间，把栏目的叙事纳入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为基本命题的总体框架之内，是栏目的主要舆论导向。

四是主体镜像的导向。众多的“小人物”在接近性方面与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民众嫁接的千百道桥梁。从2002年度的4项（张荣锁、张前东、赵新民、三峡移民），到2012年度的7项（陈斌强、何玥、陈家顺、高淑珍、张丽莉、高秉涵、周月华艾起夫妇），11年来“小人物”一直是获奖人物群体的主体之一，近年还呈现出越来越被重视的态势。不断积小流而成沧海，让“小人物”身上汇聚的人间温情、民间道德和职业精神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是栏目的另一重要舆论导向。

五是特色镜像的导向。栏目非常重视挖掘逝者给生者带来的感动，如牛玉儒的“孺子牛”、霍英东的“赤子之心”、卓琳的“历尽沧桑绝不动摇”、孙水林的“为尊严承诺”、杨善洲的“老骥伏枥”、白方礼们的“爱”、林俊德的“以智殉国”、何玥的“平凡善举”等等。众多逝者的感人事迹和精神，成为栏目引导舆论的一条特别线索。为逝者树碑立传，在“视死如生”的中华民族文化大环境中，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舆论引导效果，“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活着的人而言，这难免有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并可能产生某种微妙的心理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获奖人物无论属于何种类别、构成何种镜像、可以产生何种维度的舆论导向，其感人事迹和精神，都不同程度地与年度重大事件或时代重大话题相关联，能及时反映时代精神的主要年度特征和年度舆论导向的基本线索。结合多年的获奖人物，可以描绘一部恢弘的国家级别的时代精神发展简史：从三峡移民十周年到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从“奥运中国年”到“航母下海元年”，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精神在栏目中脉络清晰，“国家符号”成为节目表达中的主题性符号。［6］循此脉络和符号进行传播，《感动中国》“成为国家级别的公共媒介事件”，“具备了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含义”，“产生一般节目难以产生的巨大影响”。［6］

《感动中国》对大型年播栏目传播的启示意义

通过塑造与年度特征紧密结合的“时代的先锋”系列，《感动中国》在引导社会舆论、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民族文化方面作用巨大，得到中央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广泛认可。探析该栏目的多重媒介镜像与多维舆论导向及二者的关系，可以至少得出三个方面对大型年播栏目传播的启示：

大型年播栏目的立身之本，是精心打造特定领域的文化典型。作为由高端媒介平台隆重播出的年度性大型仪典，大型年播栏目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与生俱来。因此，全力打造某具体领域内以年度为代表的精英、具有风向标作用的中华文化典型，如《感动中国》的道德标兵、《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经济标兵、《体坛风云人物》的体育标兵、《春节联欢晚会》的文艺典型、《“3?15”晚会》的反面商业典型等，既是大型年播栏目的基本生存之道，亦是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大型年播栏目打造文化典型、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是构建基于具体节目的媒介镜像体系。首先，体系的构建基础，是栏目长期形成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具体节目镜像，该节目镜像应因栏目的不同而具备相应的领域特色、类型特色和年度特色，并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其次，体系的上层建筑，是可以依其地位和作用归类为基本镜像、核心镜像、主导镜像、主体镜像、特色镜像等在内的系列镜像，该系列镜像因具体节目的丰富多彩而显得多重交叉，能够从不同方位和层面与受众和社会进行相互观照，从而产生多维多义的舆论导向。

大型年播栏目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多重维度话语的综合和合理表达。该类型栏目的多重媒介镜像和多维舆论导向，是多维话语系统竞争和共生的结果。综合反映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的需求并合理表达之，使栏目所构建的媒介镜像体系既能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容纳和肯定，也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围观和传播，还能够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推广，是大型年播栏目作为中国特色的电视栏目应有的面貌和品格。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关系视角下的全媒体新闻模式研究”（10YJC860031）和“当代媒介转型中的传播规范问题研究”（10YJE860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辞典［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33.

［2］胡占凡.给人以力量 给人以鼓舞——《感动中国》的10年回眸与启示［N］.人民日报，2012-02-03.

［3］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中国力量［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27.

［4］刘凯.感动的力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

［5］王淑波，贺传胜.浅议媒介镜像中的社会扭曲［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4).

［6］莫继严，麦尚文.新闻仪典?公众性格?国家符号——《感动中国》影响力生成机制探析［J］.电视研究，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