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鲍威尔是上世纪初来华的美国记者之一,长期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也是“密苏里新闻帮”的代表人物,还与斯诺的延安之行关系密切。笔者从人物生平、新闻实践和新闻精神三方面来具体研究,以求对鲍威尔这25年的新闻活动进行归纳总结,弥补前人对鲍威尔研究的不足,并对鲍威尔的新闻生涯有新的发现和理解。
【关键词】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新闻实践
比起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上世纪初活动在中国的著名外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B.Powell)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鲍威尔的贡献并不逊色于这些人——他的《密勒氏评论报》是解放前在中国出版的一份相当有影响力的外文报纸,他本人也是上世纪初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帮”的一面旗帜。
虽然是和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同时期来到中国,但前人对于鲍威尔的研究较之斯诺等较少。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鲍威尔在中国遭遇的苦难事件进行回顾,如陈依群的《鲍威尔与临城劫案》[1]、任嘉尧的《力捍新闻自由的约翰?鲍威尔》。[2]二是在对其他外国名记者的介绍中融入对鲍威尔的介绍,如张威的《光荣与梦想的终结:美国“中国通”记者的命运及麦卡锡主义》。[3]三是在对他的儿子小鲍威尔的研究当中简单提及有关鲍威尔的经历。如张彦的《鲍威尔情系上海滩》[4]、亘火的《鲍威尔揭露美军对华发动细菌战受审真相》。[5]这些研究总体上来说很不深入,简单地对鲍威尔的生活经历进行叙述,从中摘取人物的个别事件加以回顾,割裂了鲍威尔新闻实践和新闻精神之间的关系。
鲍威尔生平
1888年,鲍威尔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辍学。后来他自己赚钱读完了高中和商学院,并在《昆西自由报》做过实习记者,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16年鲍威尔回到母校任教。同年,早先来到中国的著名记者托马斯?富兰克林?密勒(Thomas Franklin Millard)给密大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发了份电报,说希望聘用一名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协助他在上海办报,威廉推荐了鲍威尔,于是,1917年初鲍威尔从旧金山出发前往中国。
1917年6月,密勒与鲍威尔合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正式发行,鲍威尔为该报的助理编辑。1918年底,鲍威尔接任该刊主编,并在1922年收购了密报的产权,自任主编和发行人。1941年12月,日军全面侵占上海,密报遭到查封,鲍威尔也被日军逮捕。在监狱中待了四个多月后,鲍威尔作为美日间第一批交换战俘返回美国。1946年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时,鲍威尔还以自己的经历出面作证。1947年,鲍威尔在华盛顿猝然离世,终年59岁。
在中国25年——鲍威尔的新闻实践
描摹中国社会的在华记者。鲍威尔在中国的25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大革命、十年内战以及抗日战争等重要时期。作为一名记者,他走访了大江南北,对中国局势和民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不仅采访了北洋军阀等上层人物,还深入中国底层,报道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一是采访多位社会上层人物。20世纪初,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供职期间,以其在上海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和外报的特殊待遇,先后采访了多位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鲍威尔曾两次拜访孙中山和宋庆龄,和孙中山讨论了美国对于日军侵华的态度、中国是否应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与孙中山夫妇相谈甚欢。20年代后期,鲍威尔远赴北京,采访了著名军阀吴佩孚、冯玉祥和张作霖,并写了相关报道。在鲍威尔的自传中,他回忆起自己对这几位军阀的采访,尤以张作霖和冯玉祥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鲍威尔向他们请教中国的政治问题,将领们向鲍威尔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鲍威尔认为张作霖虽然外表温和,却是一头不失威猛的“东北虎”,也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6]鲍威尔透过著名人物之口俯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既写出了出色的人物专访,也丰富了自身的新闻实践,对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二是深入中国大众底层。1923年的临城劫案是鲍威尔的一次传奇经历。据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记叙,自己在作为战俘的情况下,偷偷在废纸上写了两篇关于劫案的报道,并在背面写下美国驻济南领事的地址,趁土匪不注意交给村镇的一位居民,后来稿件真的送到了领事的手中,由此鲍威尔的“匪窟内幕”报道在《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开始刊登,第一时间报道了临城劫案的相关细节,留下了珍贵的新闻材料。这种大规模土匪绑架案的公开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多年流行在华北地区的军阀统治,为最终推翻当时各省督军统治,建立更有秩序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1941年上海沦陷之时,鲍威尔被日军逮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正是在这次劫案中,鲍威尔与土匪的接触让他看到,中国土匪只是在战乱中追求饱食的底层大众,本质并不坏。这些都让鲍威尔更加理解中国底层群众的生存状态。
创建中国平台的“密苏里帮”先驱。一是鲍威尔与“密苏里新闻帮”。“密苏里新闻帮”是美国新闻史专家对上世纪初一批在远东出没、具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记者的称谓,尤指那些密苏里大学出身的新闻学子。[7]而提到鲍威尔,就不能不提他作为“密苏里新闻帮”先驱的重要作用。
20世纪初,远东活动着大约50名密大新闻学院出身的记者,其中超过半数在中国。密勒请来了鲍威尔,几年后,鲍威尔又聘用了斯诺。《密勒氏评论报》成了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的基地,“密苏里新闻帮”的势力也越来越大。密勒、鲍威尔、斯诺夫妇,还有后来虽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苏里州的史沫特莱和项美丽,他们都是“密苏里新闻帮”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大都是密报的撰稿人。
从1900年开始,这些人就从美国络绎不绝地开赴中国,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而鲍威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密报是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的基地,也是“密苏里新闻帮”不断通往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
二是鲍威尔与斯诺。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会见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后聘用斯诺担任助理编辑。斯诺曾接受鲍威尔的委派,坐火车沿沪宁、沪杭、津浦等铁路干线进行采访,他的见闻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亮相,如《中国五大怪》《救救25万生灵》等。1933年,斯诺应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多家外报的特派记者。虽然事务繁忙,但他仍不忘抽空为《密勒氏评论报》撰写文章。
1936年,斯诺辗转来到陕北红区,并在密报上陆续发表《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等30余篇文章,同时配发了斯诺所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斯诺在中国一待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他长时间与《密勒氏评论报》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并运用该报热忱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密报为斯诺提供了建立功业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或许斯诺比鲍威尔他们走得更远,也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由于《红星照耀中国》的特殊地位,它成为“密苏里新闻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里程碑,斯诺也由此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气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辈,无论是密勒还是鲍威尔。
然而,密勒、鲍威尔等“密苏里新闻帮”的先驱们对斯诺这些后来人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这影响既包括他们身上的新闻精神,也包括对待中国事务和问题的报道立场等。斯诺曾表示,密报的反殖民反帝、主张民族的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对自己影响很大。在中国很多人都了解斯诺对中国的贡献,然而与斯诺相比,鲍威尔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先驱则往往被人忽视,但我们应该看到鲍威尔这些人的奠基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应该不会有后来记者的辉煌。
记录抗日战争的美国报人。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政策宣言中,鲍威尔曾指出:“本报历来主张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1931年后,他曾撰写大量宣传抗日和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使这一时期的密报蜚声海内外。1938年,密大新闻学院的几个学生给鲍威尔写信说:“密报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地援引,这充分说明你在建立有关远东问题的权威杂志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研究鲍威尔的新闻活动,这一阶段的历史活动不能忽视。
一是用报纸反映现实——《密勒氏评论报》。密报初期曾支持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事变后,鲍威尔意识到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也看到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实,于是转变立场开始积极宣传抗日,包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报道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正如海伦?斯诺所说:“从1932年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开始,斯诺、鲍威尔和我就用笔和纸向日本宣战。”[8]
1937年7月,鲍威尔对天津“神秘尸首”案背后黑幕的报道,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惜进行鸦片贸易,从经济和身体两方面侵略和摧残中国的真相。还有1937年8月14日,“黑色星期六”的悲剧(淞沪会战)发生后,鲍威尔在上海一幢大楼的地下室秘密出版了8月21日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其中一篇文章真实记录了上海被日军炸死、炸伤的人数以及逃难中的上海人的惨状。
一二·九运动爆发,鲍威尔曾亲赴北平采访,在密报上开辟了“北平学生运动前线”的专栏跟踪报道。从1935年12月16日到1936年6月27日,共刊登了有关学生运动的文章26篇,此外还有很多短讯和照片,都反映了中国学生、社会活动家对抗日战争的努力。
二是用书籍记录历史——《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除了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对抗日进行舆论宣传外,鲍威尔还在1938年出版了《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上、下)。他选择用书籍记录历史的方式,想“为这划时代的大战,逐日记下一些重要的事实”。[9]
从鲍威尔为此书写的序言中可看到,他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并对中国的抗战充满了信心。他说:“中国目下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一次的战争,正给予中华民族一个博取自由的良机……这是一个解放的战争,无论从国内的民众,或国际上的地位看来。”[9]此外,这套书还刊登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反映日军侵略中国、残暴杀害无辜平民以及展示中国人民抗战活动的照片等等,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
同时,“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这部《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在记录日本侵华的史实方面也比较客观,尊重事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正如编辑白水在“编辑后记”中所说:“这二册中国的抗战……其间材料,多半是根据中外报章杂志的记载以及战地记者的情报。我们相信,我们是用比较客观的立场,分析各种事件,以及种种得失的。在文献方面,我们也很注意,所有比较重要的,也都能穿插在里面,以备将来考查。”
在苦难中前行——鲍威尔的新闻精神
传承密苏里精神。鲍威尔是“密苏里新闻帮”的先驱,“密苏里新闻帮”的记者身上所共有的“密苏里精神”——尊重事实、冒险精神,也在鲍威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鲍威尔在中国办报的25年里,将密苏里报人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大地上凝聚升华,并最终聚变为舆论力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比如,1931年前后,鲍威尔曾亲自调查过一起日军暴行,提到那个村庄的3000名中国人都被日军屠杀了,而日本驻芝加哥的总领事却否定这一数字,说“只有300名中国人被枪毙!”[6]在当时,虽然日军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已被世界各大媒体报道,但国外很多人还是不太相信日本人的暴行。然而,不管日本领事如何否认,在各方的舆论压力下,鲍威尔依然坚持用事实说话,坚持自己的调查结果,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鲍威尔对日军的无情揭露,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强烈不满。在华期间虽遭到重重迫害,但他始终未放弃对新闻的追求。1940年他被列入汪伪特务的驱逐名单,面对威胁和压力他毫不退缩。对此,史沫特莱专门来信表示“(你该)被中国和世界的敌人点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鼓励他继续坚守阵地。1941年10月,汪伪特务还曾在鲍威尔下班回家的路上投掷手榴弹。1941年12月被日军关入监狱后,长达四个多月的折磨导致他的双腿残疾,健康状况也受到严重损害。“得了严重的手指感染症”,“经常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第二天早晨两脚常常冻成青紫色”,这些都是鲍威尔在回忆录中提到的遭遇。
鲍威尔办刊思想的局限性。鲍威尔在华25年间的新闻活动值得我们肯定,但由于各种原因,鲍威尔和他主持下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鲍威尔在抗战期间反对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的主张,实质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念分析远东局势和中日战争的结果。密报自己就曾说,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西方四代商人和工业家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产和商业权利”(引自密报1938年5月28日社论《外国商业面临本世纪最大的危险》),由此可看出,在华美国刊物背后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其次,鲍威尔虽然是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但由于历史和个人的立场所限,他的一些观点也有偏颇。因此对他的言论、自传等,也须理性审视。
结 语
鲍威尔的一生交织着光荣与苦难,在中国的25年,他个人的经历和命运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有颇为密切的关联。鲍威尔在华的经历,其实也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记者的缩影,他们承载着梦想与苦难,传承了优秀新闻人的新闻品格,也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陈依群.鲍威尔与临城劫案[J].新闻记者,1990(1).
[2]任嘉尧.力捍新闻自由的约翰?鲍威尔[J],世纪,2010(6).
[3]张威.光荣与梦想的终结:美国“中国通”记者的命运及麦卡锡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
[4]张彦.鲍威尔情系上海滩[J].新闻界,1997(3).
[5]亘火.鲍威尔揭露美军对华发动细菌战受审真相[J].档案春秋,2011(11).
[6]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鲍威尔回忆录[M].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7]张威.密苏里新闻帮与中国[J].国际新闻界,2008(10).
[8]陈其钦.评密勒氏评论报[J].图书馆杂志,1991(6).
[9]密勒氏评论报.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N].密勒氏评论报,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