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与新闻党性原则【2】

二、积极能动的党性原则

在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般语境下，关于“党性原则”的形象表述就是新闻事业作为党的“耳目喉舌”，但是这样的表述容易被片面理解为一种限制性原则，似乎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就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思考能力。事实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并非要求新闻事业成为理所当然的被动角色，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承认任何社会力量都可能成为能动的历史发展要素，新闻事业当然更不例外。新闻工作者所遵循的党性原则并未取消自身的理解能力和问题意识，相反，这一原则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对政党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有全盘、透彻的理解，以能动的政治姿态开展新闻活动，否则党性原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整体思想品质的下降，更无法使之承担作为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基础的重任。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说，党性原则无论表现为何种具体的操作准则，它的精神内核都是由政党政治所规定的。无论是无产阶级发展政治运动、号召广大群众，还是揭示旧制度中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本质，无产阶级党报都是在具体的政治使命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新闻党性原则是运动的概念、是历史的概念，正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政治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政治性质才能够得到保持和更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政治性来自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激发，而并非源于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构成，后者是以前者作为前提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党性原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组织原则、纪律规定，而是一整套的政治哲学和价值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和农民能够在国家政治进程中保持自身的阶级主体性意识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之后，追求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精神旗帜，它的内在精神本质却并非短暂的80年代所能承载，对现代化理想的追寻实际上贯穿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始终不绝的民族强音。可以说，整个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段中国人不甘落后、勇往直前追寻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征程。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化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现代化是否会与社会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产生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工农群众能否保持自身的阶级主体性。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状况，毛泽东向卫生部发出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5]由此，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开始建立起来，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并拥有了一个历史性称呼——赤脚医生。

今天看来，“6·26”指示中蕴含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更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社会主义既包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诉求，也包含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从政治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消灭三大差别的政治目标不仅造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体制构造，而且力图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凝聚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丰富其自身的政治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要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和制度特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几乎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全部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政治伦理和思想价值在19世纪以来就象征着人类社会革除自身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典范。也正因为此，无产阶级在19世纪之后逐渐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它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时代一直以可耻又可笑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政治强人和经济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贵族、文化贵族、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6]。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主义和左派阵营掌握的文化领导权旁落于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话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8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结构的改写被抹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面临着新的思想挑战，从而不得不重新表述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逻辑。西方开始盛行否定革命、去政治化的思潮，它表现为将以英美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解释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唯一出路，否定暴力革命和底层反抗，将程序正义作为民主的要义，将社会主义与专制统治等同起来，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对立起来。80年代中国许多理论争辩的背后实际上都隐藏着这一世界政治思潮变革的深刻背景。如学者姚洋所说：“毛泽东时代我们告诉世界‘我是什么’，而不说‘我不是什么’。我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国内实行有助于平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政策，在国际上支持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对像日本这样昔日的侵略者宽宏大量，我们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上进的。但是，90年代之后，我们却只像《中国可以说不》那样，只剩下说‘我不是什么’。”[7]

在时代思潮剧变的大背景下，如果仍然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片面地理解为被动的实践规范与界限，从而由墨守成规演变为告别政治的市侩哲学和犬儒主义，这样的做法一旦成为新闻人的共识，则会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最为核心的精神资源抽离出去，从而使理想高挂、信念空悬、社会物欲流动、精神集体萎缩。长此以往，由于内外各种社会要素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歧将在所难免，无产阶级政党将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思潮，由此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将变得极为困难。这一点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尽管在新闻事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新闻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等数字并不能等同于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的共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何以能够通过持续的机制成为社会精神的基础，成为引领国家政治生活的思想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