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与新闻党性原则【3】

三、“走转改”：党性原则的时代体现

从2011年全面展开全国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来，截至2012年8月31日，全国各地新闻宣传单位参加“走转改”活动、深入第一线调查采访报道的编辑记者8.3万人次，在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刊播“走转改”专栏、专题、专版2万多个，刊播“走转改”新闻报道73.9万多篇。“走转改”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源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挖掘素材、丰富报道的实践路线，而应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和党性原则的高度去理解，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治法统的思想脉络中去把握，从全球化浪潮迭起、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涌动的现实中去认识。

为什么当下中国新闻界要开展“走转改”活动？与其说这是自上而下提出的统一要求，不如说这是中国新闻界正视问题、审视职责、召唤传统、指向未来的必然选择。从“走转改”的本意来说，其实活动对于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提法，“脚底板下出新闻”“与群众心连心”“学用群众语言、文风清新活泼”等无不体现在以往新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中。例如新华社记者的《当你们熟睡的时候》，黄昌禄的《苦聪人有了太阳》，李峰、余辉音的《“一厘钱”精神》，赵淮青的《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郭超人的《西藏木犁即将绝迹》，赵琦的《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刘云山的《夜宿车马店》，范敬宜的《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等新闻名篇，无不体现了当前“走转改”活动所期许的那种新闻境界。

当然，仅仅将“走转改”活动视为是新闻业务的一种实践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理解“走转改”需将中国媒体与全球化大环境、新闻市场化的制度逻辑、中国社会分化的现实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方能凸显出其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走转改”也是中国媒体面对当下诸多困境而实施的一种突围。

为什么近些年来新闻工作者不愿走基层、作风浮漂、文风乏力？这不仅是新闻工作者这个群体自身的新闻伦理或职业素养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城乡分化、东西落差、逐利为先、鄙弃精神的总体思想氛围所致，更是全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从而丧失了阶级主体性的结果。新闻人首先是社会人，新闻人的意识首先体现了社会意识，因此，“走转改”活动要回应的问题不仅是新闻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说，“走转改”其实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整风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各种危机和困局的突破和尝试，是新中国60年政治主题的新的续写，也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新闻领域中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原则的重申与巩固。“走转改”活动的真正主体是以工农大众为基础的亿万人民，而并非那数万践行此新闻路线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走转改”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新闻事业的运转逻辑和价值依据，以新闻报道为载体，重新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走转改’活动是新闻工作者向人民真实描述社会发展进步，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实践过程，一切为了人民是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

如果在若干年后，我们试图评价“走转改”活动的价值或意义的话，那么最为重要的就在于这一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走转改”活动应当真正凸显人民群众这一主角，而不应当成为新闻人的自我表述或群体画像。“我的脚上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样的话语屡屡出现在许多记者、编辑的笔下。在“走转改”活动开展的第一阶段，这样的感慨固然是一种精神动力，但须知“走转改”要重新塑造和确立的是以工农大众的主体性意识为核心的“大我”，而不是新闻人这一群体的“小我”。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当下“走转改”活动与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之间的深刻联系。

“走转改”要求新闻工作能够体现并重塑劳动者的主体性意识，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必然要求，但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公，其主体意识已经被指认出虚假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工人已经无法被国家赋予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所召唤”。资本不但驱逐了传统的产业工人，并且日益将农民从乡村吸收到城市作为世界资本雇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度无产阶级化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场上的破产农民，以及数亿被迫离开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民工，他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历史地交汇到了一起”[9]。为此，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才说：“21世纪与20世纪最大的区别在于，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的世界。”[10]没有工农阶级的主体性意识，则社会主义“人民主权”的思想观念也就无法存在，“走转改”所提出的“我是谁、属于谁、为了谁”，将不得不成为对现实中国媒体的严峻拷问而长期存在下去。

今天重谈工农大众的主体性问题，并不旨在要求工人和农民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物质改善或精神慰藉，也绝非要求彻底扭转社会航向，重回改革前的历史状态。“走转改”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媒体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国社会真正广大的工农群众，有人说“走转改”旨在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其实一直都在我们面前，我们既然都生活在中国，为什么对“真实的中国”视而不见？这里，“走转改”将“我是谁、属于谁、为了谁”的问题推到了每一个人面前，中国新闻人如果不能清楚地、正面地回应这一问题，就无法在当前的价值困局中重新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天津市社科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TJXC10-630）］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系讲师）

参考文献：

[1]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中国新闻年鉴[G].1986年卷，1995年卷.

[3]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G].中国新闻年鉴，1982：173.

[4]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J］.当代传播，2001（1）.

[5]张开宁，温益群，梁苹，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8.

[6]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M］.北京：三联书店，2006：10.

[7]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73.

[8]卢慎勇.“走转改”活动的文化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2（9）.

[9]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J］.读书，2004（1）.

[10]汪晖.别求新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