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2】

世界观：走基层

走基层，不仅要“一头汗两腿泥”“双脚沾满泥巴”，更要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和国历史上，新闻记者、编辑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蹲点驻村，调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二是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科学知识。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6]

这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其中蕴含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强调的。

90多年前，李大钊于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文章。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论：转作风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

作为新闻记者，如何调查研究并呈现在新闻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并澄清新闻学对民族志的误读。

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记者生涯。“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始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7]而新闻写作无论是新新闻主义、叙事转向还是体验式新闻，处处可见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以其“深描”和“阐释性”挑战了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7]但目前对于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还主要停留在对“深描”等写作方法以及“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采访方法的运用上。

事实上，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8]

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第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第二，问题意识，田野工作者需要针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找到一个真问题，探索该问题，阐释该问题，回答该问题；第三，对意义的追寻。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9]

这三点恰恰是新闻在专业主义采访写作过程中遗失的。新闻写作也不应当仅仅是放下身段，到农村去采访几个致富带头人、几个村支书就可以的，而是要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去，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关心，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民族志讲究的是人不是电脑，不是点击就能系统回忆的，人是讲感情也会撒谎的，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确保自己采访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如何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过分追求采访提纲的精致、技巧的运用，只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发现真问题，在当地的语境下“深描”问题，研究问题，阐释问题，得到意义，才是新闻写作的正路。这也是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