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摘要】如何认识和应对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以“走转改”为契机，引入“内卷化”概念，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写作；内卷化；历史观；民族志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

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新闻写作如何改革、创新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82年穆青重提“新闻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报、晚报的兴起，新闻写作呈现叙事转向，要求讲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体验式新闻脱颖而出，1998年2月，《新闻记者》开辟专栏对体验式新闻展开大讨论；2000年之后，财经类媒体崛起，同时中国全球化参与度不断加深，与西方接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写作共同的文体追求。

但同时，也不乏叹息和质问。如邵培仁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契机，引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表达方式的角度尝试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困境：内卷化的新闻写作

内卷化，最早出现于格尔茨（Ch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内卷化”引入新闻学的是吴廷俊和阳海洪发表于2007年《新闻大学》第3期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随后2008年阳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继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即认为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

回忆新闻史，能说出一串记者，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穆青等；也能说出一组作品，如《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学》等。当下新闻写作深陷“内卷化困境”，即产业扩大，从业人员增多，作品数量以指数的方式增长。为什么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的今天却不能产生伟大的新闻作品？“这时代真的不能诞生被人民怀念的记者吗？”[3]

借用“内卷化”，可知新闻写作由于机械重复和缺乏创意而出现作品困境。但如果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深度止于此，那么将忽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涵。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使得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内卷化”。[4]那么，大量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长总产量呢？必须精耕细作，注重细节。在韦森、张小军等人看来，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内卷化是三种不同的“变迁路径”。[5]换言之，他们承认内卷化是一种变迁方式，但这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并列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没有进步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消息写作的程式化（几乎规定了每一段讲什么、怎么讲），还是通讯写作的模式化，或者摄影的模板化（统一、固定的视角、元素）等都表明，在“专业主义”掩饰下，新闻写作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如果不这样精密化、内卷化，就不能保证“总产量的增长”，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综上，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在于，追逐数量，机械重复，精耕细作，过于注重细节的专业，而没有超越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