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乔木编辑出版思想中的“读者意识”【2】

二

其次，胡乔木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对书稿的精编精校上。作为编辑，在处理书稿时，要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求，从书稿内容的可用性与表达的可读性两方面加以审查，认真细致而又恰如其分地帮助作者完善其作品，让每一部有价值的文稿都能充分彰显它的魅力，为读者所喜爱。胡乔木同志认为，编辑在进行书稿加工时要有很好的服务精神，要多为读者考虑。一是要在政治上负责，要很好地把握出版工作的方向。文化选择和市场导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教化，关系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明天。胡乔木同志1985年在听取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工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汇报时，针对当时武侠小说盛行、思想书籍滞销的状况指出，“思想政治方面的书滞销，明清公案、言情、鬼怪小说这类东西好卖，不但是出版部门的问题，也包含着整个社会问题。”［1］他提出“出版武侠小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反映出读者趣味的下降。这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应当采取治本的办法”。［1］而编辑在文化选择上必须始终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要用积极、有益、健康、向上的文化引导读者的精神消费，培养其健康情趣，塑造他们美好的心灵。并且要求出版机关多出一些介绍当代各种思潮、学派的书籍，对于不正确的思潮、学派的书籍，要用科学的、分析的批判态度来介绍，不要采取武断、简单的办法。

二是他提出“我们对稿子政治上要负责任，同时在技术上也要负责任，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是文字上的错误，或者是标点符号的错误，我们都应该统统弄清楚”。一部书稿或者一篇文稿送到他那里，他只要一上手，就不停地思考：大到篇目的选择、重要理论观点的提法，小到一个史实的考证，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胡乔木在1949年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曾说：“从前鲁迅先生把不好的翻译工作比作烂苹果。有人说，可以把烂的地方削掉来吃。但是我们把烂苹果卖出去，读者是否买得起刀还是个问题。出版一本书，如果大体上无问题，而小的地方有问题，读者是很难辨别的。把削烂苹果的工作交给校订者更为适当。”即使是“权威者和专家的翻译不经过校订也不能出版。资料、引证、统计、标点、符号、文字都要经过审查”。 他在讨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编写体例时，就特别提出：“全书关于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求不出错误。”［3］而他本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如在选编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时，编者在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出于幽谷’。”报胡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玲”之误。经查询，编者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5］胡乔木十分重视整理文稿中涉及的事实、数字、引文、用语的准确，语法逻辑的严密，标点符号的规范。这些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胡乔木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工作中要精益求精，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创造出一流的产品。

三是在出版工作的细节问题上胡乔木同志也很注意为读者考虑。他在1963年时就提出“现时有些书籍有内容提要，我觉得颇不好看，可否考虑改印在一本书的封面或封底折进去的宽边上，比较不正式些。如果改用某一著名批评家或文学史家的一两句评论，则更好，从读者来说也更可信赖。如有序，或也可借用序文中适当的话。在这种宽边上要能引出本书作者由本社出版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其他著作，或本丛书的书目，尤便读者，因为现今读者很难查出这些，而这样对于出版者发行者也是有益的。”胡乔木同志作为一个优秀的出版家，他在工作中能每时每刻想到读者，处处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时时与读者进行换位思考，所以才会在细微处看出他对出版工作的独特见解，显示出他在出版事业中的天赋睿智。而我们的有些书，往往除了作者姓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其实介绍著者、译者，也是为这本书做广告。更重要的是，读者看到这本书，首先希望了解它是什么人写的或译的，重视不重视满足读者这个阅读心理，应该是读者意识强弱的一种表现。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出版前后的反应，是全本还是节本，是单本还是系列书之一，本丛书中还有哪些书，本社近期有哪些新书问世，如何购买，有哪些优惠，如此等等，都是读者关心的事项。这些对编辑来讲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们有时却忽视了。胡乔木同志却很能为读者着想，很注意这些容易被编辑忽略然而又是读者很关心，也很方便读者的细节。

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胡乔木提出，应在每卷卷末附一个正文校订表。他说，我们的修订工作要对读者负责，没有这个表，读者就不易弄清第二版在哪个地方做了改动，有了这个表，正文改了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同时也可以接受读者的检查。胡乔木在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时说：“编青年读物更加多地注意注解和解释工作，不要放过锰剥水一类词的注释，这是学习白求恩的极端负责精神，过去我也看不懂。”“很多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下次还是不认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个‘罴’字，连我的秘书也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就需要加注，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白求恩稿中的‘锰剥水’连我也不知道，问了两个医生，也不大清楚。那怎么叫青年看懂？吴晗同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注意了这一点。千万不要放过这些地方，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极端负责精神。”［6］“总之，都是为了读者，写题解、写注释，都要有这个明确的目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