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静
《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
从上周五开始,第二季《中国好声音》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队内冠军争霸战,这也标志着每位导师自己组内的冠军都将产生。而冠军争霸战也正式启用了媒体评审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101家媒体代表将和导师一起,决定选手的命运。本报记者作为101家媒体评审的一员,代表《西安晚报》参与了“好声音”连续两天的录制,也严肃地投出了自己的媒体票,同时切身体会到了“好声音”是如何打造的,现在一一为读者揭秘。
彻夜未眠
这真的是一份体力活
下午2点进去,凌晨4点45分走出“好声音”录制现场,记者只觉得两腿发软,两个手机都在漫长的录制过程中,拍照、刷微博没电了。走出录制现场一刹那,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发现天边晨曦初现,而晨跑的人已经开始出门锻炼。其实这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在“好声音”现场守到黎明,去年记者就受邀担任了媒体评审,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知道这实在是个“体力活”,即使疲劳至极,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发出自己所代表媒体的声音。
而导师、学员、现场乐队及节目组成员的工作强度,又是记者的数倍。因为记者进场时,他们早已守在了现场,调试灯光,彩排走台,待晚上7点记者正式进入录制场地时,导师、学员们才刚刚离开去吃晚饭,稍事休息,而乐队老师们还在现场做着最后的调试。录制过程非常漫长,本报记者参与的是队内冠军争霸战,一夜时间要录制两位导师的队内比赛,节奏是这样的,先录制汪峰组的考核,待只剩下最后两人PK决出冠军时,出于节目的保密考虑,现场清场,这时已经过了凌晨时分。然后导师换装,新一拨的观众进场,再录制张惠妹组,还是剩到只有最后两名选手PK时,现场清场,连角角落落都保证不剩下一位观众。现场只剩下工作人员、导师和媒体评审,先选出张惠妹组冠军,导师再换回之前的服装,再唱两首歌,选出汪峰组冠军。
记者把手机刷到没电,而学员们也要忍耐在台下的无聊等待时光。比如经过第一轮暂时安全的“保送生”,就要一直等到最后,才会上场和经过重重选拔决出的对手进行终极对决。这段午夜时间,对于一个比赛的人来说,确实难熬,何况还要保持相当好的备战状态。
中国好观众
凌晨一点还情绪高昂
荧屏前的观众会注意到,节目现场那些观众看到选手们的优秀表现,往往会情绪高昂,兴奋异常,随着音乐鼓掌乃至起身。但记者到现场才知道,这些观众的“兴奋”其实更多是现场导演的热场效果,一般这时候导演会放《最炫民族风》《江南style》这些极具感染力的歌曲,号召着观众站起身来摇摆,顺便鼓励每位观众“你们知道吗?我们是电视节目,你们也是我们节目的重要一环,每个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演职人员”。也只有这样,节目经过后期剪辑,会呈现良好的效果。因为第二拨观众进场时已经过了凌晨,当时记者已经眼皮打架,哈欠连天,《最炫民族风》早已唤不起现场媒体评审的热情,可观众却依然呈现着“打了鸡血”的状态,在随着音乐跳舞,这样的编排着实让人敬佩。
其实不到现场,真是不知道一期节目的背后有这么辛苦。准备时间足足超过歌手表演时长的5倍。而每录制完一个学员,更换道具的时间,都会有多位助理赶紧来到四位导师的身边忙前忙后,有的给补妆,有的给喂吃的,有的递水,有的在拍照,有的陪聊天。相比之下,张惠妹的助理是最多的。而几位导师里反倒是男导师汪峰补妆次数最多,他的头发每次都要重新调整。那英则有助手不断给她拿咳嗽药,据说那英在上场前一直在打点滴。几个导师里,哈林本人比上镜还帅;汪峰的点评比较严厉;张惠妹真的是选择强迫症,每次选择都好纠结。
媒体评审的秘密
ipad无法联网只好举牌
很多观众好奇,导演组会不会干涉记者的选择,但从本报记者的两次参与录制来看,导演组不会进行任何干涉,也没有给记者下过任何指令。即便是导师在言语里流露出对某位学员的倾向性,记者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专业来决定自己为哪位选手举牌!每到这个时候,同样紧张的四位导师都会起立,一边焦灼地盯着媒体评审举牌,一边时不时地耳语几句。当比分出现明显的倾向性时,焦急的导师会禁不住自言自语,虽然无法听全但远远看去某导师是在说:“完啦!完啦!”其实在录制过程中,宣传人员跟媒体评审最大的接触就是,在记者们困了累了的时候,给每一排的媒体评审发面包,发咖啡,而这些饮料、餐食则被藏在媒体评审的椅子下面。
其实在这次录制过程中,节目组最初设计让媒体评审用ipad进行现场投票,不过因为现场网络的问题,ipad始终无法连接网络,好在节目组备有后招——最传统的举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