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二代”犯罪新闻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转向

摘 要：本文通过对凤凰网就李某某事件报道文本的考察发现，“X二代”犯罪新闻中，媒体大量聚焦“X二代”所指涉的家庭背景，试图在事件主角家境与事件的发生、发展之间建构出某些联系。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与展开，行使支使者角色的家庭背景出现功能转向，成为抽象化的“主角”，导致了叙事误区的出现。

关键词：X二代；犯罪新闻；支使者；功能转向

任何事件都离不开行动者，即角色，角色一定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格雷玛斯对叙事作品中存在的六种角色进行了区分，其中支使者是指主角追求目标时引发他行动或为他提供目标与对象的力量，支使者往往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如社会、命运、时代、智慧等[1]。杭州胡斌开车撞人案、“我爸是李刚”案、药家鑫事件、合肥少女毁容案，“官二代”“富二代”犯罪新闻已成为媒介叙事中的常客，“X二代”这类高度概括的短语表明家庭背景指向个人命运，与叙事中的功能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承担支使者功能。在媒介叙事者的叙事实践中，家庭背景所指代的角色功能不仅仅如此，会出现功能的转向，向“主角”靠拢。

本文将以凤凰网对李某某涉嫌轮奸的报道为例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李某某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曾因打人而被劳动教养，2013年2月22日，又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凤凰网主要在资讯频道转载了各大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与评论。

一、支使者角色功能转向的条件

（一）叙事时序的必然

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X二代”犯罪新闻文本对叙事时间的处理通常根据客观的故事时间顺序而展开，即推动、引导文本叙事的是故事情节的展开过程。因为“X二代”犯罪事件是动态、持续性的过程，包含了“发生——发展——结束”的阶段。具体而言，“发生”的环节主要指原初新闻事件的形成，相应的结果已产生且不可挽回，如李某某涉嫌轮奸的前端故事情节已成立；发展主要是指事件进入后续处理阶段，因其犯罪事件的特性而存在着归责、赔偿、处置等环节。这些环节，支使者角色有可能产生直接的作用；结束指事件的终结，即后续处理完成，各种纷争结束。

诸如李某某事件等首先会因其本身的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而被纳入新闻叙事的范畴中，相关叙事的开端即以故事的发生为起点。随后，文本叙事通过议题设置开始不断纵深，进入到对事件发展阶段的叙事。文本叙事随文本外故事本身的演进而推进，从已生成的叙事自然过渡到对正在发生情节的追踪与跟进，这一演进为支使者角色转向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2013年2月22日李某某涉嫌轮奸刑事拘留的消息披露，凤凰网随后跟进，大量集结发布、转载相关报道与评论，2月23日上线的报道《换个马甲再坑爹》不仅披露了此事件还提到了改装宝马车、“银枪小霸王”等信息，勾勒出了当事人优越的成长环境与家庭背景。事件迅速进入后续处理阶段，同时，网站中关注刑拘时长、是否会被批捕、如何定刑等问题的叙事文本开始显著增多，这是叙事时序的要求使然。

（二）叙事焦点出现转移

叙事焦点是文本叙事的关键所在，通常事情争论的集中点或人们的关注集中点会成为叙事焦点。简单来说，叙事焦点指涉了叙事文本关注的主要内容与侧重点，具体到“X二代”犯罪新闻中，叙事焦点的转移是促使支使者角色功能转向的关键环节。随着叙事时间的推进与叙事层次的深入，焦点的转移主要表现为从事件本身转向到事件的的归因、解决等后续问题上。

叙事焦点的转移带动支使者角色在叙事文本中所受关注比重地不断提高，前期叙事议题的形成、叙事框架的大致确定，使“X二代”犯罪新闻中支使者角色的功能定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再现。首先，叙事文本在试图还原事实真相时，通过对主角某些行为的凸显来暗示支使者角色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文提到的《换个马甲再坑爹》在主线介绍外对其优渥成长环境的提点就是在试图强调支使者角色潜在的作用力；其次，通过对某些细节放大处理的叙事手法，营造叙事氛围，或要指出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或指出支使者角色对于事件最终走向作用明显。在李某某犯新罪的文本中“打人事件后，李双江会面伤者，双方达成和解”被拿出来强调，其中的逻辑便是：“家庭背景强大直接促使事情解决”，后来传“李某某轮奸案撤诉”的消息而引起的舆论愤懑正是从反面印证了叙事焦点的转移。伴随叙事重点的转移，支使者角色在文本叙事中将被辅以更多的关注，而这样的关注是促成角色功能转向的重要因素。

（三）潜在叙事逻辑的作用力

每一个新闻文本的叙事过程中，都存在内在的逻辑结构，即叙事逻辑。所谓叙事逻辑，指的是组合叙事要素的方式和规律。在叙事文本中，它主要通过叙事结构或叙事方式体现出来。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叙事效果，起到深化或拓展叙事内容的作用。叙事逻辑的具象表现形式为文本材料的组织，文本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新闻文本正是遵循一定的逻辑而展开并安排叙事，文本最终的呈现直接反应出对其背后的逻辑。

叙事的展开需要逻辑的支撑，逻辑指导着文本该凸显哪些要素，该强化哪些对立与冲突。二元对立是新闻文本叙事中惯用的逻辑，在“X二代”犯罪新闻的呈现中也不例外，这里“X”指代富与官，即通俗意义上的有权有势，这两个鲜明的字眼先在地引出了以下二元对立，即穷与富的对立，平民与官员/富裕阶层的对立，概括而言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此对立关系生成文本的叙事逻辑：因为一方是“富二代”/“官二代”，处于强势地位，最后的处置极有可能会有失公正。这样就将两类群体的对立文本化并且强化对立的趋势明显，这一点在药家鑫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进一步地，两者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因为支使者的存在，如此逻辑链似乎具有了现实存在的依据与可能，矛盾强化的可能得以实现；又因为该逻辑链的作用，支使者的角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并且最终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而能够实现角色功能的转向。

二、转向的手段

（一）象征符号化

当下，大众传播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了新的传播特征。网络时代特别是微博时代的传播特征可以概括为：越符合当下社会情绪，传播越火热；事件越符号化与象征化，传播越火热[2]。为迎合微博时代事件传播的需要，追求与凸显符号化、概念化、象征化、冲突化、片断化成为新闻文本的叙事取向，在“X二代”犯罪文本叙事中也不例外。

伴随之前“X二代”犯罪新闻文本的累积，涉事“二代”“狂妄、冷漠”的标签已基本形成，该群体的符号化与类型化初步完成。李某某再犯事后，媒体不免对其再度“起底”：凤凰网2013年2月23日的报道《李双江涉嫌轮奸的儿子李某某是如何长大的？》对李某某成长中的几个重要节点进行了回顾和介绍：“很有个性的小留学生”“从小教儿子开车”“中国最小申奥大使”；2月25日的报道《李双江气病住院 李某某同学：他从小爱惹事，有背景总能搁平》，标题即点出他“骄横顽劣”“靠关系行事”的特点；3月3日的报道《追踪李某某堕落轨迹》中，辅以了更多的细节：“王波称，经常犯错的‘小石头’，小学期间却很少受惩罚，‘这才猜测他家里很有背景’”，“母亲送给当时年仅14岁的‘小石头’的是她原来开的一辆宝马”“宝马车的声音特别响，半夜进院还按喇叭，邻居们不堪其扰”“3年前，‘小石头’就开始开宝马出入夜店”。这些都指向当事人的飞扬跋扈、从小的养尊处优，这样的背景展示越多越深入就越在暗示家庭背景与事件发生存在的联系，本扮演支使者角色的家境在其中的“戏份”越来越重要。

（二）大胆定性

定性也是一种惯用手段，凤凰网除了集纳了大量的资讯动态外，评论也是其内容发布的重要一环，选择什么样的评论发布、怎样发布无一例外都和媒介叙事的批判立场与视角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这些评论是媒介叙事策略的外在表现形式。

凤凰网的评论多数也是转载，但并非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会通过重新编辑的手段暗中凸显其传播目的。如《孙丽英：李某某案件家庭确实有很大的责任》原文刊载于《扬子晚报》，原标题为《应从李某某案中反省青少年成长环境》，改后的标题将成长环境直接缩小定位为“家庭”，用意明显，并假借原作者之口直陈立场：家庭环境责任重大；而《金铁霖谈李某某事件：小时候不行大了也就不成》原文发布于中国新闻网，原标题《金铁霖谈李某某事件：要从小抓紧对孩子的教育》，重新编辑后李某某事件被定性为“不行”，而不行的原因是家庭环境太好忽视了教育。这些定性化的叙事，“支使者”的角色功能被夸大与强化，向“主角”的转换又近了一步。

（三）创设情境

一般的叙事文本中，家境通常作为补充性、背景性的资料，指向性较弱。但“X二代”犯罪新闻的文本叙事中，“支使者”角色的“X二代”的家庭背景会从后台走到被聚焦的前台，并且随着叙事的推进，被聚焦的程度呈现逐渐纵深化的趋势，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过度，如合肥少女毁容案中，当事人父母只是普通公务员却被塑造成“权倾一世”的形象。

文本还会通过过度渲染，不断夸大这一角色功能的影响与作用，扩展了角色功能的外延——为新闻事件创设出了相关的情境，这样的情境直接指向事情与其家庭背景存在紧密联系。凤凰网2013年2月26日以《李某某看守所中多次提父亲》为题的报道，标题将李某某与其名满天下的父亲发生勾连，以此为题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但正文中，呼应标题的只有一处，“李某某在配合调查中，时不时还提及父亲”，至于为何提及、提及目的等都语焉不详。全文的主题也是对事件的追踪报道，与该标题关联度并不大。3月6日的报道《李某某觉得钱和关系能平事》则援引一位知情人的话，“李某某认为很多事情用钱可以摆平，认为用家中的关系可以摆平”。钱和关系的力量呼之欲出，言下之意正是支持者角色有足够大的力量能来左右事情的走向。

对新闻情境有意建构对于支使者角色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情境的设立直接推动了功能转向，使“指使者”角色“主角化”趋势明显，甚至直接成为被质询的缘由。

三、转向完成

经过上述若干手段，“支使者”角色的功能最终发生了转向——变为抽象意义上的“主角”。这主要是指：原先的主角已演变成一个虚无的符号，真正产生影响力，对事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之前的“支使者”，即其家庭背景独立成为一个角色产生作用。李某某事件后，“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儿子肇事爹道歉。横批：姓李真好”，“小孩子都是有样学样的，父母经常用钱和关系为自己开路，所以小孩也肆无忌惮。”……这样的评论体现的正是支使者力量被转换的事实。

“X二代”成为媒介叙事的一大主题，并在叙事中倚重支使者角色功能逐渐成为这一类报道显著的叙事特色，这样叙事模式的叙事机制与思维模式中先在地受到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内化影响，因为传递什么样的叙事声音，凸显什么样的叙事内容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社会客观情势的关照。长期以来，权贵阶级在社会图谱中被认为等同于特权阶级，权势与金钱是能使法律作用消遁的隐性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负面形象长期使社会大众陷于恐慌与不安全感中，这样普遍的社会情绪渲染下，家庭背景的优越成为了归因、归责时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如此的社会情势投射到了叙事心理层面：当像杭州胡斌开车撞人案、我爸是李刚案、李某某案等事件发生后，胡斌、李启铭、李某某率先被贴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标榜客观、公正的社会媒体作为叙事者开始紧盯支使者角色，试图通过“第四权力”的行使来进行个案的追问以还原真相、规避社会不公。可以说，支使者转向的出现是媒体在文本叙事层面上对社会现实进行的呼应。

支使者角色就这样顺势进入了叙事视线，叙事者通过调度和支配叙事情节渐进地将家庭背景与核心事件形成勾连并不断强化其影响力，并最终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出现了角色功能的转向。原本聚焦支使者角色在于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但由于对社会整体安全感缺失过度关照，过分地聚焦与强调背离了叙事的初衷，导致了叙事误区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新的隐喻：富二代与官二代出现问题是因为家庭背景过于富足与优越，家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原罪”。如此的叙事定调不但可能会尖锐化社会仇官仇富的矛盾，而且显然是在将复杂事情简单化，是对社会结构性问题“投机取巧”式的追踪与考察，可见，如果媒体固守这样的叙事模式将会弱化其话语的权威与严肃性，是对“第四权力”的消解。

（作者系：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 罗刚.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傅剑锋.“我爸是李刚”报道的群体症候[L].南方传媒研究,201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