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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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中国民族报业自从历史上出场的那天起，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大众化”就是报业的历史诉求，并且形成了两种大众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等文化精英开创的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以“阶级革命”为诉求的大众化新闻话语。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是以逸出于现代新闻事业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的”[11]。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以“逸出主流话语的方式存在”，就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独特性。

（一）以产权为中心

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就会发现，中国民族报业关注大众化，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为本位的路径依赖，更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需要。旧中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文化落后于中国而言，有着双重含义：第一，文化资源贫乏，它主要表现为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和文化产品的缺少；第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它表现为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知识长期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落后与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是不相适应的。梁启超等人的大众化思想，都只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而对后者则很少问津。成舍我与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大众化是以“国家所有”为中心，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保证传媒为民众服务；而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通过制度设计（成立资本权与言论权分离的编辑委员会、依法管制）、产权改革（报纸为报馆全体成员所有）、文化教育（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改进发行方法）等途径来实现报纸的社会化，简言之，即“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4]161，以使报纸真正为民众所有，为民众服务。在这里，成舍我推崇西方自由新闻思想，认为媒介自由只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但亦洞悉其产权私有的弊端。因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新闻媒体是权力制衡中必要的制度安排，公民新闻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自由地接近传媒来实现，为防止传媒滥用自由权，又必须由民众来进行监督，在这样互相制衡以求得平衡的情况下，新闻大众化才有可能实现。他在西方大众报业思想中融进了自己中国文人式的思索，探索如何实现民众新闻自由，改变报纸为特殊阶级垄断的弊端，让传媒真正成为民众说话的平台，开出了与“报纸国有”不同的大众化药方。

（二）以媒介为本位

梁启超与中共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话语，是以政治家身份考量传媒，视传媒为宣传政治思想、唤醒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化大众”的新闻思想。成舍我是职业报人，在民族关怀上，与他们没有更多的差别，但在实现途径上，他自始至终以媒介为本位，他看到了底层民众在现实社会中的博弈弱势，遵循媒介本身的规律，思考如何让媒介真正回归社会，为民所用、所享。由此出发，成舍我开出了一整套让传媒回归社会、走向民众的具体途径，“产权构成多元化”“言论监督社会化”“新闻报道平民化”“报纸发行普及化”与“新闻教育全能化”等大众化思路，就是成舍我思考的结果。在这里“传媒如何为民众所有”以及“传媒如何为民众所监督”是成舍我问题意识的焦点所在。在成舍我看来，只有当报纸产权实现了多元化，报纸的言论服从了公共利益，报纸才能真正为大众服务。

“媒介的支配权依赖于媒介的所有权，媒介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12]大众化必须以可见的形式来实现，而媒介产权就是其现实载体。而在梁启超和中共党人所倡导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里，或是回避媒介产权问题，或是认为应该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来垄断媒介，由此实现普通大众的新闻权益，而实质上政府部门通过垄断媒介资源掌握了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与大众化愈去愈远，所营造的只是“大众的幻象”。而成舍我以产权为抓手来实现大众化，改变了主流大众化新闻思想的取向路径，触摸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痛处”，从“政治”走向了“新闻”。经由媒介产权路径来考察报纸大众化的可能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新闻思想，这是成舍我最深刻的地方。

三、成舍我大众化新闻思想问题意识的矛盾性

现代传媒自产生以来，权力和资本都冀图控制传媒，以为其私利服务。成舍我的大众化新闻思想，旨在使传媒摆脱这两大力量的控制，将传媒还给大众。由此，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概念，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成舍我以“产权私有”和“依法治媒”来应对权力的压力，强调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产权构成多元化”来应对资本的压力，在成舍我看来，产权只有为报馆全体工作人员所有，方能改变报纸的商业化趋势，让报纸最终回归社会。这种设计途径，认为报纸不应为一个大资本独占，而是应该坚持资本的多元化和社会化，走股份制托拉斯的道路。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的，变报纸产权由一人独占而为多元所有，并没有改变报纸的私有性质。有限的个体占有、垄断了传媒渠道，却又要他们去承担为民众谋福利的社会责任，以“产权私有”的资本主义的途径去实现“大众公仆”的非资本主义目标，要“资本家出钱”与让“老百姓说话”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报纸是私有企业，它对公众不负有任何义务，公众也未授予它任何特权。因此，它不受公共利益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报纸是其所有者的财产，这些所有者自负盈亏地出售着他们的产品……”[13]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新闻资源，使传媒真正为民众说话，一直是新闻学的核心议题。在这里，成舍我以产权为核心的大众化新闻思想陷入了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与集体主义的“公共利益”的悖论之中。在成舍我的办报实践中，这个悖论就没得到解决，其股本来源就有着相当多的利害考量。张友鸾先生就明确地指出，成舍我在南京集资办《立报》时，“论经济力量，他原能独资经营，只为了要利用政治、社会力量，所以多约些朋友参加”[14]。简言之，股本社会化是为了积累人脉资源，以实现其新闻大王的梦想。成舍我眼中的大众化，把新闻业定位为“文化企业”，其职责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由此使报纸成为“民众乐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关怀，可以作为理想追求，虽在某一时刻与某一问题上或许可以实现，但从整体上看，无法找到现实的土壤。

尽管存在这种矛盾性，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成舍我新闻思想历史价值的理由。简言之，成舍我的矛盾，是现代性本身的矛盾，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没有一种理论能解决所有问题。成舍我在目的与途径的矛盾性中坚守传媒本身的价值，抓住了报纸大众化的核心——产权，从新闻本身的规律寻求民族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虽有着文人式的理想化色彩，并且在办报实践中，他也没有完全践履自己的思想目标，但他的思考，却触摸到了新闻的“痛处”，作为另外一种让传媒回归大众、回归社会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可为中国重新思索新闻事业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本文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生态史观：关于建构中国新闻史主体性话语的方法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60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成舍我.我们的宣言[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2]李秀云.中西新闻事业大众化形成机制比较[J].新闻界，2006（3）.

[3]成舍我.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4]成舍我.报纸必如何始“真正”能代表“民意”[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5]刘艳凤.试论成舍我的新闻思想及其新闻实践[J].国际新闻界，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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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舍我.“新闻记者法”的缺点及其补救[EB/OL].成舍我先生纪念网.http：//csw.shu.edu.tw/PUBLIC/view_01.php3?main=Works&id=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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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A].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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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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