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我国电视新闻媒介角色的嬗变

【摘  要】我国的电视新闻事业诞生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梳理半个世纪以来电视新闻媒介角色的嬗变，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其媒介角色变化的动因，总结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以期明史而鉴今。

【关键词】社会进程；电视新闻； 媒介角色

一、关于媒介角色

角色是社会学的概念，是一套有关权力、义务的规范，也是人们对处于特定位置上的人的行为的期望。[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它同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中各种社会地位的权力和义务密切相关。个人的社会角色如此，由特定人群组成的媒介组织的社会角色亦然。

关于媒介的社会角色，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这样形容：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艘在大海上的行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及时发现激流险滩，引领航船正常航行。可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美国新闻人对自己的职业和理想定位如此之高。难怪在美国，媒介被认为是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具体的角色表现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就是由《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跟踪报道，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最终促使尼克松的辞职。

媒介的社会角色本质上体现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二者之间的互动主要有功能说和建构说。前者强调新闻媒介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子系统，应发挥相应的功能和作用来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新闻媒介的作用机制往往是被动的，即具有什么功能就发挥什么作用。如政党报刊时期，新闻媒介的任务就是发挥其政治宣传的功能，用说教来完成政党的宣传目的。然而建构说则强调新闻媒介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其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建构作用，不是被动的、单一功能的实现，而是主动的与社会互动影响从而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机构组织。

二、我国电视新闻媒介角色的衍变

（一）建设宣传者（1958-1966年）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铆足了干劲要建设新中国。在1958年，中国大跃进搞建设的时期，电视也应用而生了。有人说我国的电视是大跃进的产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都迫切需要掌握这个新兴的革命宣传工具来打破国外媒介的新闻封锁，进行新中国建设的舆论引导。1958年4月，当时主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给中宣部、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的北京电视台的任务是“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1958年春天，筹建中的北京电视台在向中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电视台作为一个新闻机关，必须首先办好政治性、新闻性节目。[ 《新闻联播》台前幕后探微，中华文摘，2008年第3期。]

赶在台湾之前，在1958年5月，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播了。同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当时对北京电视台的任务是“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宣传全国和北京地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及文化革命的成就，做好时事、政治、军事方面的宣传，加强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广泛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大力推荐优秀文艺创作，以及做好对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 陈梁：《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当时的北京电视台被视为中央级的电视台，担负着全国性的宣传任务。[ 郭镇之：《电视传播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从建台之初，中国的电视就注重思想宣传教育。新闻节目的内容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从节目的定位、题材的选取和话语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宣传意味。

此时，电视新闻媒介的定位主要是为政治和国家建设服务。新闻记者扮演的是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宣传者，其角色呈现的是以政治功能定位为主。

（二）工具盲从者（1966-1976）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和平年代政党政治斗争的极端化。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遭到了重创性的打击。新闻界的浩劫是从纸媒开始的。对于广播电台，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1日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全国13家电视台在1967年初有11家被迫停播，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业遭到严重挫折。[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18页。]

在文革的十年，电视新闻媒介完全沦为政治工具，成为政治事件的议程设置者，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全国电视更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电视文艺百花凋零。中国的形象在媒介的影响下被认为是“好斗的”国人。政治冲击一切，压倒一切成为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新闻媒介完全丧失了自主说话的声音，在红色的政治浪潮中盲从了其阶级属性。

（三）知识传授者（1977-1992）

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的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人民的思想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洗礼。思想的解放和转变，给中国的电视带来新的生机。这一时期电视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批优秀的国内外影视剧的热播，国内的《末代皇帝》、《西游记》、《红楼梦》、《围城》、《四世同堂》，法国的《红与黑》，日本的《血疑》都给解放思想后的中国人民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影视之风。

在新闻界，中国观众也显示出强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发生了许多突发事件，例如埃及总统萨达特、印度总理英·甘地先后遇刺，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失事，电视新闻都进行了报道，电视观众先于报纸读者获知了相关新闻，并且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新闻现场。[ 郭镇之，《电视传播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在观众迫切了解世界的期待中，1980年4月，《国际新闻》内容并入《新闻联播》，成为许多人观看《新闻联播》的主要兴趣所在。在1981年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电视评选中，《国际新闻》名列前茅，全部获奖专栏都与国际有关。[ 郭镇之，《电视传播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电视起步发展的繁荣阶段，出现了很多影视精品。值得称道的还有纪录片《话说长江》、《望长城》。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的讲述，也是让国人了解祖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朴素的窗口。这些纪录片成为开启我国纪录片发展的奠基和引领之作，为后来我国纪录片的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

1990年中央电视台与正大集团合办《正大综艺》，以了解外国风情为节目主旨，以“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为节目标语，带领中国观众通过电视认识外面的世界。节目知识性、趣味性和审美性突出，一时间成为国内观众了解世界的一个平台。

这个时期的电视新闻媒介充当了中国了解世界和自身的窗口，了解世界是为了审视自己，更是为了发展自己。电视新闻媒介的角色更多的是传播知识的教育者的姿态，进行知识传授，打开观众的眼界。这个时期的电视媒介也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成为人们学习知识的一个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