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风险的媒介化认知【2】

三、《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两报比较的总结

“框架的正面意义固然在于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迅息，但另一方面，框架也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限’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刘泽江：《新闻框架理论探析》，【J】《大学时代（B版）》，2006年第3期，第25页。] 这是“框架”反面的内涵。事实上，在对两报比较后进行总结的工作开始之前，分析引言中两报报道的报道冲突，具有奠定性的意义。潘忠党认为“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她）们的“框架”[ 高芳：《简析框架理论》，【J】《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中。] ，因此中美两国的报纸在报道中受框架理论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人民日报》因“任何涉及多个爆炸装置的事件，就像这起事件表现出来的情形，显然都是恐怖行为，都会被当做恐怖行为来处理。”白宫官员的这句话和中国以前的报道惯例将其直接视为恐怖袭击，并在当天报道中发表《反恐需内外兼顾》的评论；《纽约时报》倾向于将各种事实及过程呈现给读者，刚开始“总统没有称这些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到4月17日“关于爆炸装置的新细节浮现之时，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正在把此次袭击当成“恐怖行动”来调查”，再到“是第五个在接受FBI调查期间涉嫌进行恐怖活动的人”的罪犯的定性，循序渐进，随事件变化而报道。

由此可见，两报不分优劣高下，只是报道方式与报道框架存在差异。《人民日报》以官方权威的结果告知读者，《纽约时报》则将整个事件过程呈现。两报依据各自的新闻理念与传者心理，力求实现新闻专业主义，呈现出不同的突发事件报道特点。

（一）纽约时报的新闻源和消息源远多于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4月17日《“这一幕让我们想起噩梦般的‘9?11’”》是它最为详实的报道，涉及波士顿知名软件公司的吉恩?戈特、艾里克斯、美国东北大学的学生帕特里克?海根斯、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栏作家戈兰德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钟瑞明9个消息源。而《纽约时报》每个新闻报道都涉及几个方面的消息源，就像《美国警方征集波士顿爆炸案线索》一文中麻省总医院的医生、法医专家、奥巴马总统、FBI波士顿办公室的特工、反恐专家、波士顿警察局局长、坎贝尔的祖母莉莲?坎贝尔、波士顿大学校长罗伯特?布朗、恐怖主义研究专家、法格公司美国分公司销售及营销副总裁萨拉?德拉埃拉、爆炸物管理局发言人史蒂夫?巴塞洛缪等11个消息源，这还不包括官员、高级执法官员等较多次出现的消息源。越多渠道的消息源，报道就越客观公正，越有说服力。

（二）两国国际报道数量不多，但特点显著

《人》呈现民主主题框架，《纽》呈现科学主题框架。《人民日报》在《“被遗忘”的恐怖袭击》中援引索马里、伊拉克、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发出“如何获得同样的信心和乐观？”的疑问，侧重对这一事件的普遍意义加以延伸，拓宽思维，引起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注。《纽约时报》则充分利用新媒体、高科技对案件过程进行追踪，《波士顿爆炸案中的科技救助》《波士顿嫌犯落网始末》《波士顿案的策划经过》等报道，着眼于本国的灾难与力量，进行自我反思与总结，视野狭窄，未将其联系整个世界的格局中考量分析。

（三）标题设置

《纽约时报》标题更吸引人，图文相和，较《人民日报》具有更加鲜明的形象性。值得中国媒体学习、借鉴。

（四）关注点不同

《人民日报》关注美国如何处理这件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存在意识形态的潜在攻击，显示自身优越性。《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慰问电》《美国全力调查波士顿爆炸案》《美国警方初步锁定爆炸案嫌疑人》《中国驻美使馆就波士顿爆炸案与美方密切沟通》《我驻美大使看望波士顿爆炸案受伤留学生》，《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俨然是“官方的传声筒”，是一场政治外交的伴奏。《纽约时报》“据新华网报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证实，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波士顿连环爆炸中受伤。根据中国广播网的报道，这名女生叫周丹龄，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波士顿大学修读精算专业。波士顿大学的网站上证实该校有一名学生受伤，正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治疗，情况稳定。但是该声明中没有披露这名学生的姓名。”“死者家属和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会都曾先后明确表示，希望媒体不要曝光她的姓名，让死者安静离去，但有至少20家华文媒体很快刊登出了女孩的名字”这样的报道内容，夹杂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攻击。

（五）总体比较

相较于《人民日报》宣传性报道方式，《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更全面、客观、冷静。而在信息化、网络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交民主化已然大势所趋。政府有理由在不违背国家保密法律条文的前提下，向公众解释相关外交政策出台的始末与缘由，以回应各种情绪化抑或理性化的舆论监督，安抚民心，凝聚民意。[ 于松明、周佳芝：《中美媒体关于利比亚战争报道的比较分析——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年9月第5期。]

总之，不同的风险框架决定了媒体在进行信息筛选时确立不同的规范和标准，从对美国波士顿爆炸案报道的框架分析中看，我们看到两报不同的报道框架，因此呈现了不同的风险框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负面报道较多，易引发公众对风险的过度忧虑；中国《人民日报》报道中风险框架受制于政府，观点单一，新闻全面性、客观性不足，缺乏科学精神。中国媒体应当认真吸收改进，思考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播，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陈志伟：《论新闻报道的“单一信息源”》，圣才学习网，2011年7月27日。

2.黄昆仑：《从“9?11”事件灾难新闻报道看中美媒介生态的差异》【J】，《现代传播》双月刊，2002年第一期。

3.《人民日报》

4.《纽约时报》

5.彭增军：《媒介内容分析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6.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M】, 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 从这点而言，《纽约时报》做的很好，全面地展现事实报道，重视民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发挥媒介提供信息和监测环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