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签与非在场：农民工媒介再现路径反思【2】

三、报道的悖论与反思

通过对两种路径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媒体主要通过标签策略、对议题主体的逐离、议题内容的选择偏向以及强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对比等策略，实践其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扭曲化再现。此时，媒介再现的一个悖论就开始浮现出来：即一方面，媒体代表政府和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群体寄予了大量的人文关注和关怀，增加了农民工群体的再现，并努力为他们的合法权益呼吁；另一方面，有意无意的偏见、歧视和冷漠，却顽固地隐藏在大量报道之后，为此，媒体也一直承受着社会对其污名化农民工群体的批判。本文的目标不仅在于揭示媒体的偏颇，更在于采取媒介批评和人文批判的学术取向，分析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追溯其形成根源。

1.政府关怀的虚空与农民工自主话语权的缺失。我们不能否认，政府和社会主流人群抱有关怀、支持农民工群体的良好用心；媒体也经常发表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农民工报道，试图营造一种积极、和谐的传媒语境。但是，媒体受政治权力和商业逻辑钳制的不由自主，会体现在媒体的各种话语生产实践中，最终也会体现在农民工议题的议程设置和话语表达中。农民工人数众多，本身的特质内含有新闻价值，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等等因素，激励着媒体把农民工当成一个标签，四处与各种议题连结，来创造另一个新闻价值，或说是增加新闻耸动性，客观效果上为农民工贴上了各种污名标签。就媒体的不由自主这个思考点而言，媒体对农民工议题的关注，只能采用政府逻辑，完成媒体的宣传使命；只能采用城市视角，迎合市民趣味，分隔人群以显示市民优越感。在受困的语境中，媒体对农民工“沐恩者”、“需救助的弱者”等形象连篇累牍地报道和宣扬，最初的宗旨必然会发生变化；报道已成为一个载体，承载着政府政绩和政德，承担着市民的良善与仁心。因此，这种报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角度的关怀，摆脱不了“贴标签”、农民工“非在场”的宣传实质，有“伪人文关怀”之嫌。

虽然不断地“被”见诸报端，农民工群体却没有自主的意识和主动的姿态，来采用合适的媒体权力策略，借助媒体对自身的再现契机，向社会展现全面、真实的形象；更未能借助媒体对自身的大量报道，拓展自身原本稀缺的媒介表达领地，增加自身原本微弱的话语权力，改变普遍的失语状态。从表面上看，有没有话语权是指一个群体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而根据葛洛斯的观点，抵抗主流媒体霸权最有效的形式是“让我们说出我们自己，[5]”或者说，能否说出自己的实质，是该群体在社会上能否有效地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重要标志。因此，当我们反思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媒体再现时，必然能够发现：一是农民工有意无意间被污名化；二是处于被关怀的地位；三是处于被表达、被代言的状态。总而言之，农民工没有争取到发言权和形象建构权，不能作为一个有着自己正当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进行理直气壮的自主表达，依旧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此时，政府和媒体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实质上只能处于效果虚空的状态。

2.人群的撕裂与社会断层。按照格伯纳的培养理论，媒体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会在不知不觉中制约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媒体关于农民工形象的污名化构建，扭曲了城市受众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正确认知，扩大并强化了社会主流群体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遗憾的是，一旦农民工无法获得自主的话语权与形象塑造权，无法客观、全面、真实地呈现自我，就不能有效抵抗媒体的扭曲和负面传播偏向。

不仅如此，符号互动理论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获得的，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镜子，我们从他人那里认识自己。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所设定的污名化形象会成为农民工对自己印象的定位。他们会不自主地强化这种被标签的形象和行为，将其作为行为标准，从而使媒体宣扬的刻板印象恶化为一种“自行应验的预言”。农民工对自身被扭曲形象的自主放大，将加剧农民工这一群体与其他人群的分离，最终造成人群的“撕裂”和社会的“断层”[6]，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根源：媒体双重旨趣的反映。关于媒体扭曲再现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集中在：媒介编码与受众解码无意识之下的参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失位；媒体从业者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等。他们据此提出以理性的新闻价值观、新闻专业主义和人文关怀精神来修正[7]。只是我们不能仅仅归因于媒体的短视或专业精神的欠缺。我们需要把农民工议题放置到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媒体属性、社会群体文化（市民代表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等力量制约的新闻场中给予观察。媒体偏见和再现悖论，实质是政府关怀落空与社会分层下群体排斥的混合产物，镜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更是媒体双重旨趣（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和广告商重视的市民媒介消费趣味）的直接反映。

要使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处境的再现趋向比较理想的状态，农民工的全面利益和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涵盖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各种需求，都理应得到充分的表达。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表达体制要能够支持媒体，鼓励媒体赋予农民工更主动、更积极的传播权利，拓展农民工自主表达的渠道与可能性。这样，农民工的表达才能从被代言状态转为自主表达，而不再是被关怀的结果。

本文以媒体“再现”社会真实效果这样的一个论点，来探讨媒体再现一方面赋予了农民工群体可见度，但另一方面却也操控和强化了农民工污名，却仍没有赋予他们自主的表达权利。当然，研究的目标取向，并不单只是想展现与控诉媒体对农民工报导的偏颇，也是希望通过对媒体再现路径和策略的细致梳理，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即媒体的报导是当代社会阶层流动控制意识及巩固市民传统霸权的重要机制。也就是说，媒体的报导并不仅仅反映社会的现况，而是“再现”了另一种象征事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媒体报导的产制事实上是受到既定的社会制度或规范所影响的，因此其报道有可能再度巩固了违反社会公平需求的体制。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Larry Gross.1989.转引自Jennifer Harding.林秀丽译.Sex Act: Practices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M].台北:韦伯出版.2000(58).

[2] 李红涛,乔同舟.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EB/ OL].http://wenku.baidu.com/view/17a41e6ba45177232f60a294.html.

[3] 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J],新闻大学,2005(4).

[4] 孙正好.有关农民工报道的议题分析—以人民日报2000-2010 年的报道为例[J].调查与研究,2011(4).

[5] (美)Jennifer Harding.林秀丽译.Sex Act: Practices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M].台北:韦伯出版,2000(58).

[6]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

[7] 陈文高.当前农民工媒介镜像批判[J].学术交流,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