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签与非在场：农民工媒介再现路径反思

摘 要：农民工群体的媒体再现，是其媒介话语权力的某种表象反映。媒体在符号互动和议题呈现两个路径上，以标签化和议题主体“非在场”逐离两种策略，实践着对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扭曲化再现。这两种路径的存在，暴露出农民工媒体再现的一个悖论：即媒体关怀的动机与实际再现效果的矛盾。媒体的偏见及其再现悖论，也揭示了政府关怀与农民工自主话语权实质上的双重虚空；其根源只能追溯至社会公平的不合理现实。

关键词：农民工；媒介再现；话语权

自20世纪后十年“民工潮”产生起始，农民工议题在媒体上就保持着相当的热度。葛洛斯提出，媒体的再现赋予各种群体不同的可见性和权力，或者说，媒体中的再现即是一种权力[1]。虽然媒体可能潜在地赋予弱势群体正面的可见性，而且让他们从被隐形或负面描述所导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再现的方式往往充满了偏差，而且只反映了精英分子的兴趣。就农民工处在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而言，媒体的高报道率确实增加了农民工的社会可见性。然而，可见度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已在媒体上取得了主体性，获得了相关权利？本文透过农民工媒体呈现的繁荣假象，从媒体的标签化符号互动和议题呈现的主体“非在场”两种路径层面，梳理前人成果，分析媒体是如何践行对农民工群体的扭曲再现的；并揭示一个悖论：即媒体关怀的良好动机与实际再现扭曲效果的矛盾冲突；进而基于路径悖论的追索，分析扭曲再现的深刻影响与形成根源，回答农民工的媒体权利和主体性能否借媒体再现而获得这个疑问。

一、多重标签下的污名强化

“污名化”甚或“妖魔化”，是研究者描述农民工媒体再现扭曲性质，相比于偏见、歧视等更为严重，也更为形象的概念；与“标签”一样，两个概念均借鉴自社会学。发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用“不堪”的词语专门“指代”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并使偏见逐渐成为社会对农民工主流评价的过程，就是农民工的污名化进程。在农民工污名化过程中，处于强势且施加污名的一方，最常用的一种策略即是“贴标签”。媒介与农民工的污名化进程有着不可置否的关联，往往就是标签的制造源头。本文梳理并补充了相关揭示性的成果，总结出媒介加诸农民工群体之上常用的三类标签策略：

1.强调身份与称谓，渲染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地位，突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对比反差，从行为礼貌、道德水平等方面给农民工贴上贬义的标签，从而反衬市民阶层“文明”、“讲道理”，突出其优越感。本文统计了《新民晚报》2007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关于农民工称谓的文章篇数，可以看出，“外来务工人员”这个中性词语出现的次数虽然在近几年成上升趋势（94～173篇），但仍远远少于“农民工或民工”（40～580篇）。而关于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新闻屡见不鲜，农民工抢劫、偷盗、影响城市形象等社会新闻经常诉诸报端。

2.卑贱与异端，是农民工污名化的一般镜像。通过对标签的识别，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媒体污名化的一般图景。媒介负有建设和谐社会的舆论引导使命，我们很难指责其对农民工群体有妖魔化的主观故意和组织行为，但如指向杀人、偷盗、欺骗、强奸、抢动、讹诈、械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报道，如《6民工洗劫金库97万元》等，确有妖魔化的趋向。更多的是有一般污名性质，渲染农民工卑贱与异端特质的标签。一是“肮脏”、“没素质”、“不文明”这些指向外貌与举止的标签，如《一群民工当道”裸睡”》中“只穿一条内裤的建筑工人”；二是“粗野”、“蛮横无理”、“不遵守城市的规范”等指向日常行为层面的标签，如《谁也甭走》中“满嘴喷污的打工仔”；三是指向一般小偷小摸等违纪、违法指向人格品质与道德水准的标签，如“天价葡萄案”的“馋嘴民工”；四是指向平庸无能、无知、可笑指向能力智力的标签，如《交警下厂教外来工过马路》中外来工似乎愚笨到“不会过马路”；五是某些戏剧化的，以奇异、惊悚为卖点的标签，如“跳楼秀式的无理取闹”、“看黄色录影”、“神经错乱的民工”等，它们对应了“愚昧”、“精神疾病”、“性压抑”等怪异特质[2]。

3.弱者与沐恩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是党和政府重点关怀、扶持的对象，因此，媒体为发扬人文关怀精神，对农民工的“关爱”、“温暖”等新闻题材也就成为常见的选择。遗憾的是，在这种报道中，农民工一般作为政府作为的客体出现，即作为被关怀、被帮助的弱者和“沐恩者”而存在，如《解救被困民工》、《市长两问有无拖欠工资》等。据统计，在“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受侮蜃与损害者”这一形象类型的比重为48.8%，接近全部形象类型的半数[3]。而“政府应对农民工问题的措施与成效”和“营造社会互助和谐的氛围”这两个角度的报道数量就占据了《人民日报》同时期农民工报道总数的76%[4]。

媒体对农民工群体扭曲再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渲染农民工负面形象的过程。一个标签，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个别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相连，随后，这一标签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群体（农民工）。而媒介借助自身强大的话语权，通过带有指向性的污名化言语来制造标签。并将标签向大众散播以引起更多人对这些标签的共鸣和呼应。这些标签反映的“肮脏、卑贱、弱者”等特质，经由媒介的培养功能发挥作用，就会被确认为农民工的固有本性，最终形成大众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

二、“非在场”的议题中心

农民工当然是媒体议题的中心，但似乎又游离于议题之外。在对卷入农民工议题的主体呈现与形象塑造中，在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披露中，都会有着具体而微的体现。

首先，政府才是议题设置的主导者，也是报道的表演主角。为了完成政治权力的宣传任务，并规避可能的风险，媒体往往采取政府的立场看待农民工议题。李红涛对三份报纸一年内的报道作抽样内容分析发现[3]，就报道对象而言，以农民工为对象的新闻占总体报道的48%；政府居次，占总体的40.2％。而在报道内容方面，有约3/4的内容集中在了政府作为（占39.2%）和农民工个体事件（占36.4%）的报道上。也就是说，看起来，农民工和政府均是媒体聚焦的重点。只是，农民工报道成为突出政府工作成绩的道具，没有农民工的话语空间；或者说，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是被虚化、空壳化地存在着。

其次，市民阶层既是议题的另一主角，又是议题的围观者。一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立足于市民阶层，习惯于采取狭隘的城市立场和视角，不自觉地拥有强势、优越心理。因此在新闻的叙述与评论中，言辞缺乏一些人性关怀，态度有时居高临下。即使是一些表达良善和伸张正义的新闻，也因此而变了味道。二是媒体并不关注农民工的社会处境的整体、全面报道；喜欢以市民趣味罗织新闻，报道流于低级媚俗和浅表化；深层次的制度反映的报道更为不足。如反映生存状态的农民工社会处境的报道，仅占9.8%。本文统计发现，2011年《新民晚报》以满足城市社会的庸俗趣味为视角的农民工报道占到了农民工报道总数的55%，从农民工的视角描述农民工真实生存现状及问题的报道仅占了18%。

第三，媒体易于将农民工的弱势社会处境简化为经济和工作环境，并将农民工塑造为“经济利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在所有单项的社会处境报道中，经济利益侵害状况占有半壁江山，为45.3%，而恶劣工作环境的报道次之，占有15.1%的比例。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弱势被高度集中于经济处境方面；其利益诉求简化为经济利益。这种聚焦，成功地将农民面临的主要矛盾集中于与雇主的矛盾，而遮蔽了另外的多重（如政府、市民等）矛盾，从而忽视了对农民工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的关注。

媒介的这种报道宗旨，必然忽略了农民工的自我感受，把农民工塑造成了一种毫无劳动价值、渴望别人帮助的浅表化和单一化的“弱者”形象，无法还原农民工真实、复杂和多元的生存状态。另外，这种貌似关怀下的负面情绪、意识的暗示培养，可能会削弱农民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使农民工承认并强化夸大自身的“沐恩者”形象。最终，媒介以间接的方式完成了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再次实践。

农民工议题理应以农民工为中心，呈现他们的整体形象，表达他们的利益和心声。其他主体如政府、市民、雇主等，都是因为与其发生关系而进入议题的范围，因而不能暄宾夺主。遗憾的是，农民工现身媒体的最大资本却是其特定身份和遭遇，他们凭此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话题，而自身对议题的影响和积极的塑造能力却相当薄弱。大多时候，“他们是不在场的，是游离的，他们总是在被看、被讨论、被塑造，而这种看、讨论和塑造又似乎离他们很遥远”[3]，种种与农民工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却似乎与其无关，更与其本身的积极主动的参与无关，这就是农民工在新闻场中的尴尬地位。